 1934年3月29日，《红色中华》刊发项英的《于都检举的经过》。 7、两个扩大会议 一、县委扩大会，区乡有近四十人到会，连县一级的共六十余人。在这个会议上相当的开展了斗争，特别是联系目前的中心任务。发言的有了二三十人，但乡一级讲话很少。在大会上提出了开除刘洪清与刘国盛、熊仙璧刘福元的执行委员，很多提议将刘洪清交省监委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并补选新执委与改造常委，选举新的党务委员会（过去有监委未正式组织起来：五个人一个犯了强迫命令；一个是开小差；一个病成聋子，还未好；一个老太婆，并且是候补执委；一个住党校，无法成立监委）。 二、县苏扩大会到了乡一级十四人，区一级十九人，县一级二十六人。在这一会议上，由反熊仙璧的斗争，开展到各部与各区的工作（特别是城市区与国民经济财政部），打击了商人似的说话，更具体的讨论了目前几个中心工作（粮食、查田与春耕、检举与肃反、赤卫队、发展合作社）。并在会议上宣布中央开除熊仙璧中央执委、送往法庭的命令。提拔几个新的份子到主席团与各部工作，改组工农检察委员会。但缺点仍是乡区二级说话的少。 这两个会议在事前，为了发动斗争，分配同志与区乡来的同志谈话，并组织了小组来讨论，这样来发动斗争。 在这两个会议中，为要提拔新干部来改造县委县苏，我们问旧的县委县苏，特别是县委的同志，都是答应不大清楚，问各区也无多大的结果，特别是选举党务委员会的委员，几乎费了一点多钟才勉强选出。 我们在一切会议与工作中所看见党与苏维埃的县区两级干部中，表现两种样子：一种是商人的态度，大半数是做生意与有问题的。你批评某一工作与某一人时，他跟着你一路说一顿，至于进一步的斗争与揭发，那就没有了。另一种是年纪大一点或很老实的，斗争精神不强，不爱发言，能坚决起来斗争的还是少数。乡一级不敢说话，这是证明在刘洪清代熊仙璧等东西统治之下，所提拔的不是相类的东西，便是弄一些老实人做样子，至于积极分子，被他们把持压制下面，这是很清楚的事实。 于是我们在扩大会后，党决定在开展斗争中，改造各级党部，提拔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苏维埃决定在两月内完成当前中心工作，在检举中来由下而上的改行乡区苏维埃，召集县四次代表大会，改行县苏。 8、改行市委解散市苏 在两个扩大会以后，进行市的检举，开展斗争。首先由新县委召集市的各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检查市委工作。区常委对于下层情形不了解，揭发宣传部长贩卖谷子的事件，特别是发觉区委书记过去当过靖卫团，后来查出他是AB团被捕入狱（被靖卫团放出去的），改造了市委。 我们到市苏详细检查他们的工作与做生意的原因，认为这般东西，占据市区，简直把苏维埃变成了商人集团，必须解散来教育全苏区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并将私拿保险金做生意的劳动副部长，经过斗争决定送法庭，召集工人来公审。第二天，由新的县苏主席团决定下令解散市苏维埃，并出布告，通信指定五人组织临时区政府，准备在三天内召集临时代表大会，成立新市苏，并由县苏派人与临时市苏到各乡村去召集选民大会做报告。 9、解散机关合作社改与组各合作社 合作社经过我们突击队的检举，大大的发现了做私生意的事，特别是互济会主任袁成文等，假借合作社名义，瞒税出私谷，已将这东西送法庭追究。并发动互济会员与各合作社员来审查合作社的营业与帐目，准备在最近将互济会主任财政副部长及几个假公家名义做私生意的东西，组织全县公审，枪决为首的。在扩大会中，已正式决定解散机关合作社，改组其他有群众股子的合作社，并要国民经济部在这一运动中来发展与建立真正的合作社，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合作社。 10、打击包庇贪污的份子 在新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时，我们突击队已查出县劳动部的文书又拿保险金回家做糖的生意。当即询问新的劳动部长卜仁功，他坚决否认有此事，后来拿出证据，并且该部长自己知道，不仅没有立即揭发出来，开展斗争，反而公开包庇，于是在主席团开展斗争，正式决定开除他主席团的委员，撤销其劳动部长的职务。 11、开始到各区进行检举 除了城市区正在大的检举与开展斗争外，党与工农检委的突击队已在里仁区进行检举，已检举出区委宣传部长赌钱，公开包庇AB团份子，鼓动打工作团；区委书记消极怠工，跑回家很久不管工作。并在区苏查出几个开小差份子。我们计划在城市合作社保险金的检举稍结束后，转变我们的突击方法，到各区进行检举，开展斗争。 12、目前几件中心工作的布置 一、（略） 二、（略） 三、肃反与检举。把检举运动开展到各区一直到乡，首先从几个已发生问题的区开始（如里仁潭头梓山禾丰），彻底揭发各种坏现象，洗刷阶级异己份子与坏份子，严厉打击那些包庇反革命与贪污的份子，组织大的群众审判会来审判这些东西，将各级机关的坏东西彻底赶出党与苏维埃机关去，提拔新的积极分子来改造区乡党与政府。在检举中，加紧肃反是不可分离的，继续将各区已捉或未捉的反革命来组织巡回法庭审判，枪决，并检查裁判部的工作，健全与改造工农检察委员会，严厉惩办贪污份子。 四、（略） 四、结论 此次于都的检举，虽然是很短的时间，我们已将隐藏很久而未举发的黑幕，将他大大的揭发出来，开始的在县与市开展了斗争，洗刷了一批占据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坏份子，初步的改造了县市二级的党与苏维埃机关，枪决了一批反革命，严厉制裁贪污为首的份子，解散了商人份子所把持的市苏，解散了合股公司的冒牌合作社，拘捕一批假冒偷瞒谷税的为首份子，开始的向区一级进行检举，开展斗争。 但是这一检举与斗争，仅仅是处着初步的成功。于都的问题，根据上面所检举的事实，几十件反革命的事件，特别是暗藏在党与苏维埃机关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份子，公开作反革命的活动。四十件各种各式的贪污案件，由县主席到乡代表六十几个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大做投机生意，任何工作都落后。这些不可容忍的严重现象，让他继续存在与发展。这些明显的事实是说明于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绝不是某一种错误或某几个人所犯的个别错误，而是许多坏东西形成有组织的集团活动，这一集团包括是投机商人、机会主义、反革命三种份子。他们是相互勾结，相互为用，并且是上下呼应着，统治了于都党与苏维埃领导机关，利用机关的地位与权力来发展私人投机事业，进行反革命的活动，明的或暗的来党与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防碍与破坏革命的胜利与发展，事实上帮助蒋介石对于革命的进攻。 于都是靠近赣州的县，又是水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是我们与白区通商的主要城市，商人的思想与行动是易于影响到我们党内来的。加以商人的利诱与勾结，特别是反革命更可利用这一方式来腐化我们的党员，以及利用这一关系打入我们的党与政府机关以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党内一部分不坚定无气节的份子，在这引诱与传染中，就溶化为商人了。他们的思想生活，都商人化了，商人的道法学得十足。在于都大批做投机生意的份子，不仅会运用商人投机的手段——操纵市场，利用群众股金作周转的资本，私拿公款来发展生意，假冒合作社名义与机关偷漏关税等，而且生活上穿得很整齐，说话很漂亮，但是不说真话，你说什么他说什么，那种圆滑虚伪的商人习气与道德，真是学得活像。于都几十个负责人做生意的，其中大部分就是这种份子。 反革命份子已经是在城区里仁潭头禾丰岭背黎村等区一级机关内明显的暴露出来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在更上层发觉以及破坏他的组织，因为时间不够，检举还在开始进行，可是无疑义的，反革命份子是这一集团中的主要脚色。最近我得着于都突击队的报告，因为我们揭开了于都这一黑幕，使许多反革命不能很好的隐藏，于是连接发生禾平区委书记区苏副主席与保林区副主席的反水，更可证明这一问题的严重。 投机商人特别是反革命份子，能够占据党与苏维埃的领导机关，正因为于都党内有一部分机会主义者来掩盖与包庇这些份子，在任何斗争中都是表示不坚定，动摇，办事只要和和平平，马马虎虎了事，真是睡在茅坑里不知香和臭的东西，在斗争中都是标本的两面派，这种份子在每次斗争中表现得很清楚。 这三种份子是互相包庇，相互为用的联合一气，形成有组织的集团，统治了于都党与苏维埃机关。我们在检举中斗争中没有一次是从他们中得着新的材料与揭发，新的事实问起来都是佯为不知，候你揭发出来——也可照你的话来批评一顿。显见他们是互相依靠为用的。 这一集团在我们检举中，已在上层打破了。投机商人份子已大批的揭发出来了。机会主义只个别的打击与洗刷。反革命份子虽然严厉的制裁了一批，可是都是公开的已破获的。最近虽继续的发觉几个份子还没有彻底破坏其组织，但于都的反革命问题无疑的是有组织的，并且是这集团中间的支配者。他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与行动，不仅团结一批投机商人的份子在其周围，并特找一批老机会主义者来作他们的掩盖，装门面。目前检举运动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很警觉的去彻底破坏反革命组织，根本的来粉碎这一集团！ 于都在这些东西统治之下，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种种坏份子与恶劣现象，使于都的机关，形成最肮脏的乱泥坑。目前要继续检举，在党与苏维埃机关去开展反投机商人，反贪污腐化斗争，反官僚主义斗争，来彻底洗刷投机商人者机会主义者及一切肮脏东西出党与苏维埃机关，积极提拔在斗争中最积极的新的下层份子到党与苏维埃机关，改造这些机关，开展斗争彻底转变于都的工作。 现在于都县与市的党与苏维埃机关虽已初步改造，但是能力很弱，还有一部分老的份子留在指导机关内，并且继续发觉这些份子中仍有坏份子存在（如新县委的组织部长高兴赞私拿保险金贩米谷）。为了继续开展检举运动与斗争到各区乡去，以及彻底来改造于都党与苏维埃机关，消灭于都落后现象，开展各种工作，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继续进行检举外，必须要求中央各方面在这一时候要加强力量至于都去开展斗争，特别是粤赣省委省苏，更要直接加强对于于都的领导，这是在目前十分必要的。 于都问题不仅要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性质与严重性，不仅要我们抓紧于都的问题去进行彻底检举，开展斗争，来改造于都党与政权机关，来教育于都广大的党员与工农群众，而且我们应该由于都的教训，提起我们无产阶级的警觉性，去揭发其他各县隐藏着的同一黑幕。当然不是说各县都如于都一样，而是说于都揭发的这些黑幕之一部或几部，在其他地方，特别是边区与通商地区，是有可能发生的。于都不过是我们中央苏区中这些现象的总合与最标本的例子，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应当抓紧于都问题，来警觉与教育全苏区的党员与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党的监委与党委政府的工农检查会很警觉的抓紧于都问题，到各地，特别是边县与靠近通商的县区进行检举，揭发那些地方的同样隐藏的黑幕，开展党与群众中斗争，来为党的路线与争取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斗争。这一斗争的开展，是目前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必要的胜利保证。（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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