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随想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 法国评论家、小说家 | 作家，女人，死亡 | 菲利普·索莱尔斯 1961年7月2日上午，一声枪响回荡在整个世界里：欧内斯特·海明威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妻子玛丽·维尔许尽力让人相信他的死是场意外。但并非如此：海明威精疲力竭，消沉抑郁，虽然在精神病诊所接受的电休克疗法让病情有所好转，但他却不再能做他之前热爱的事（写作、打猎、做爱），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自我了结了。这头公牛已经不行了：他杀了他自己。这是挑战的举动，是骄傲的举动。 他的最后一本书，是最美的书之一，尽管没有完成：《巴黎是个节日》。法国人不懂自己的幸运，威尼斯人也一样。巴黎和威尼斯；这位热爱美的美国芝加哥人选了这两座城，他喜欢生活在不停移动的状态中，在西班牙、非洲、古巴，在海上，在他那长达十三米的绿黑双色游艇里。远离“北方”。海明威，这个拥护美国南部同盟的人，是个斗牛爱好者（他比任何人都懂）。他父亲跟他一样，也热爱打猎和钓鱼。他也是自杀身亡的。母亲呢？简单点说：是个让人窒息的人。海明威有过四个众所周知的女人：哈德莱、保琳、玛瑟、玛丽。她们就在字里行间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他还有各种艳遇，比如说玛尔莱娜·迪尔特瑞什 Marlène Dietrich,1901-1992,德国女演员，通常译为玛琳·黛德丽。在1934年的一次旅途中，他俩在法兰西岛相遇，但他却从未跟她睡过：“我们曾经都是不同步的激情的受害者。”而他对于她来说：“这男人所说的各种非凡的事情，似乎能适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
海明威与玛琳·黛德丽 无论如何，他是个伟大的作家。 海明威的智慧：“有些事情并不是很快就能学会的，时间，作为我们唯一的财富，要得到它，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都是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因为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来认识，所以，每个人若能从自己的存在之中获取哪怕一丁点的新东西，都是弥足珍贵的，而且这是它能留下的唯一遗产。” 简单：没有比这更难的了，而海明威，这个耐心的炼金者，他毕生寻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人们被他的表象误导。媒体、杂志、报道、公众的好奇心，都将他变成了一种怪兽，臃肿，喜欢酗酒，傲慢，在狩猎远征时或在一条箭鱼面前时，他就会摆出吹牛皮者、大男子主义者和说谎成癖者的姿势（他确实会稍微虚构一下，例如与马塔·哈莉共度情爱之夜这件事上，从日期上看就不可能）。实际上，像任何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家一样，海明威是戴着面具生活的，他常常为了不被看见而受累，他在编织他的故事，同时也处在深层的孤独中，他专心致志，像个一丝不苟的手艺人一样一心扑在他的文字上，一直在尝试着用尽可能少的文字道出更多的东西，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叙述者（精确）和对白编写者（他工于隐喻和隐言）。他喝酒太多？那又如何？他假扮“父亲”？他有的是父亲的威严和力量。人们很难原谅这样一位艳遇不断的艺术家，就好像他的思想应该在一边，身体应该在另一边似的。海明威的身体很有意思：他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公斤，看起来很健康，是个杰出的射手。他受过好几次伤，一战、西班牙内战、二战，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故，还有一次差点死在飞机上。拳击、步枪、船，当然还有（尤其是）工作的书桌、不停的阅读以及词句的雕琢。强大的能量会催生出传奇，会招来无数嫉妒。这家伙什么都想要？是的。荣耀、女人、金钱、强烈的感觉、情趣、友谊、醉酒和清醒。除此之外，在危急的情形下，他会站在历史的正道上：西班牙共和国，同盟国的胜利，从里茨一路到巴黎，穿着极为讲究。还有电影：男演员（加里·库珀），女演员（英格丽·褒曼，艾娃·加德纳）。还有诺贝尔奖。尽管有这么多的“喧闹”，他仍是安静的天才，是音乐的天才。翻开海明威的某部小说，例如“像白象一样的山丘”：在车站站台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即将要分手（然而，这个词却一直没有被说出）的场景，炎热，被省略的对话。人们被吸引了。人们看到了书中的场景。读上三页：胜过百无聊赖地看一部电影。或者可以再读一读《乞力马扎罗的雪》，（他自己这样认为的）他的代表作。死神来了，我们感觉到了它，但你仍保留着对某顶蚊帐、某种气味、某种颜色的记忆。
海明威写给玛琳·黛德丽的书信 应该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接近死亡之光。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是一场冒险。死亡激起了海明威的愤怒。他想近距离观察它，感受它的呼吸，强迫它听他的话。两个重要角色：大自然和死亡。“这一生中，我最爱的事情之一，便是在清晨醒来，窗户开着，传来鸟儿的歌声和哒哒的马蹄声。”大自然是童年的礼物，海明威很喜欢孩子，他也喜欢当小孩。他也许是位“父亲”，但同时也是个观察着自己父亲的儿子。这类死亡故事在男人之间发生得太多了（战争，比赛，狩猎），然而在另一边，“在河那边的树下”，有女人和孩子，那是一个充满转瞬即逝的微妙符号的世界。几乎没有艺术家能像海明威一样细腻。也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懂得去欣赏：比如说乔伊斯、著名斗牛士多明吉恩、欧多尼兹，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人，比如士兵、渔夫、黑人、印度人、流浪汉，或是那些在树荫下的人。重要的是为自己留着机会，并且做到每日至少写一千个字。什么都可以写：恐惧、疾病、不安、鱼、狮子、温柔、新发现、某一天、塞尚、卢森堡花园、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艰难友谊、丁香园、战时在水下追击德国潜水艇、杀手、在威尼斯哈里酒吧遇见的年轻迷人的意大利伯爵夫人阿德里亚娜·伊范西什。女人？他是这样说的：“只有那些坚定的女人才是有价值的。应该用柔情俘获她们。即使是在你最不情愿的时候，你还是要温柔”。还有：“我认为，我在女人身上学到的唯一一个积极的东西，就是，无论在她们身上发生过什么，无论她们变成什么模样，我们都应该努力忘记这一切，只去记住她们最美的时日。”但仍需做出专业判断：“如果性爱不够，她们会觉得被忽视；如果性爱过多，她们会觉得你上了瘾。”至于对死亡的恐惧（这里说的是多斯·帕索斯，成名之后，他在西班牙变得不那么勇敢了），又是另一套法则：“对死亡的恐惧与财富的增长有着很明确的关系。” 海明威以写作谋生。那么多字，那么多钱。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对酒精的大量吸收，他变得焦躁不安，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他闭门谢客，不接电话，然而都没有用，人们跟踪他，纠缠骚扰他，甚至强行撞开他的房门。所发生的一切给人的感觉是，新闻界、电视界或电影界都很害怕一个继续写作的作家。这是一群“来自北方的电视界的乌合之众”。没什么可做：海明威是一座丰碑，必须不停地访问他，不断地给他拍照。然而“打扰一个正在写书的男人，跟打扰一个正在床上做爱的男人，两者的可耻程度是一样的”。但是：“闲谈”很快就过期了，它的社会非真实性想要对真实性进行复仇，而这种真实性是长期存在的文字里的真实性。说到底，海明威是个好色之徒，他不怕竞争，但最后他的身体还是被耗尽了，创作也枯竭了。毕加索坚持得很好，画家们都有额外的储备。不管怎样，人们都无法想象一个生活拮据、深居简出、谨小慎微的海明威，一个穿着拖鞋、靠年金生活的平凡人，一个爱抱怨的单身汉，或一个有轻微痴呆的祖父。他也不是老师，他教的是人生，不是书本。在此，对他的杰出作品，有些人有着某种智识上的（更确切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蔑视，而且说得很多：墨守陈规，不够大度，过于谨慎，仇恨他人。海明威的诚实有着某种神圣。在古巴的弗洛里蒂塔酒吧里，他肯定会一边嘲笑“神圣”这个词，一边再点上一杯得其利或“爸爸的渔船”。 刘成富 段星东 译
《无限颂·谈文学》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刘成富 段星东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