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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弟学校念书 © 乙丁／文 
背景：时年故事主人公的父亲因“右派加历史反革命”案被判刑劳改后，继续被就业在故事中提到的“岳阳建新农场”，所谓“被就业”其实还仍然是在劳改中，所不同的仅仅是解除了囚室监押，并被允许带家属落户在农场。故事主人公的父亲于1980年被平反复职。
我们搬到老闸口修防会时，这里距离农场场部所在地茅斯铺便只有6里路程了。农场子弟学校又在场部南侧约1里路远的地方，穿过场部，就是子弟学校。从我们修防会驻地到学校，算起来，就是7里路程了。当时的农场，可能就是这一所学校，从小学办到初中，九年一贯制。
1962年里，我们家经历了一连串的厄运，二姐病故，我和细姐重病住院又逃水灾，虽然我和细姐住院治病的医药费政府给予全免了，但在这三场厄运中，家里还是欠下了一屁股的债。故而，即使搬到了距离学校只有7里路的地方，父亲也没法子送我姐弟俩去上学。我们渴望着能去上学，但知道家里困苦，心里再渴望也忍着不向父母提。其实，姐姐和我都是念书的好料，在家乡念书的那时，成绩都是顶尖的，到岳阳后，无论是在防汛队还是在修防会，父亲都要千方百计地找来一些适合我们学的书籍，得空时辅导我们学习。我们这一个时期，虽然没能正规化的念书学习，但我们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父亲原本是教师出身的，学问不错。我们在父亲的业余辅导下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还有我们的哥哥，1962年大学毕业时，他来到岳阳建新农场探望父母弟妹，便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书籍。他送给我的书中，有一本书名叫《丘克和盖克的故事》。这是一本苏联童话小说，记得它写的大致是故事小主人公假期里去外婆家度假的故事，那是个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这本童话小说故事非常吸引人，我和姐姐都非常喜爱它。而那时候，我还是个仅仅念到初小第3册就辍学了的孩子，但我却能基本上读懂它了。这本小说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自那以后，我就迷上了文学，虽然尚不能对文学这个东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迷上了它，确是绝对实在的。
1963年秋，农场子弟学校又开学了，父亲实在不忍心荒废了我们姐弟俩，便打了个报告，找到李扶国副场长。李副场长在我父亲的报告上签了字，让我父亲去找学校领导交涉，给予减免学费的照顾。这样，我和细姐才进入学校念书。学校有个规定，凡插班生须经过考试这一关，方可编班入学。细姐参加的是五年一期的插班考试，我参加的是三年一期的插班考试。我们姐弟俩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关，而且都考得非常出色，老师当着我们父亲的面夸奖了我们。然后我们领书，可在领书的时候，发书的老师弄错了，将一套四年一期的书发给了我。这一下，我便死命也要读四年级了，谁也劝解不了。我发狠地说，如果不让我读四年级，我就宁可不入学。父亲没了法子，只好又跟老师求情，老师可能是一来看我意志刚强决心大，二来看我插班考试成绩非常好，也就答应了下来，让我在四年级试读，当时我9周岁，虽然经过了父亲辅导下的家庭式教育，但毕竟是个以前只念到初小二年一期便辍学了的孩子，中间空了3期，所以一到这真正念起四年一期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尤其是算术，几乎一窍不通。我自己发愤努力，姐姐和父亲都悉心辅导我，终于在念到四年二期时，我的成绩赶上了班，再到五年级时，在班里便是冒尖的料了。
那个时候，我们姐弟俩学习非常吃得苦。家里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我们姐弟的体质都很弱，尤其是我，经常害病，几乎是年年要住院治病，而且是每两年要长住医院打血吸虫一次，一次至少要住个把月许。由于营养不良再加上体弱多病，便常常害夜盲症。一遇雨天，行路时便两眼发花，眼前老是有光晕似的圈圈在乱晃，看东西都似乎有两个影儿。一条本来很平直的大马路，但在我看来，总是高低不平的。农场的马路都没铺砂石，全是土路。下雨天，路烂泥滑，有些地方，一脚踩进去便是尺把深的泥窝。父母自然是没有钱给我们姐弟俩买高统雨靴的，我们脚上穿的都是那种平脚踝高的马口胶鞋，只能套住脚背。我的眼睛老是昏花，高一脚低一脚的在泥水的马路上乱踩。雾天又兼雨淋，不打伞又不行，可打着伞走路，伞下更加光线暗淡阴晦，我便更加看不清东西。所以每当雨天上学时，我的裤腿老是一大截的泥巴黄泥水，更不用说胶鞋里是一鞋的泥浆了，若是到校早时，还能找水洗洗。若是眼看快要迟到了，便只好带着两裤腿的泥水坐进教室里。尽管当时这样艰苦，可我从来没有对谁道过一声苦，甚至于从没迟到过。每天来每天去，中午带一餐饭去，学校食堂可以免费为读通学的学生蒸热。没带饭时，也可以拿钱买张餐票去食堂里买一份饭吃。当时一家人中，算我身体差，所以家里再穷，母亲也会时不时的给我一两毛钱，嘱咐我路过场部供销社或加工厂时，买点别的东西吃。但我舍不得去买吃的，攒起来，看到书店里有自己喜爱的书，便用它去买。甚至有时候，宁可饿饭，拿身上的餐票去跟同学换钱来买书看。
到了1965年，因为母亲这几年里心口痛的老毛病又犯，经常要用药养，父亲每月22元多的微薄工资，既要养活一家人，还要为我母亲治病，我亦时不时病倒，父亲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债务。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细姐在读完高小六年级后，便不肯再升学了。学校老师到我们家里反复做思想工作，说是她不升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她成绩是挺冒尖的。父母也要她升学，可她自己就是不肯去了。就这样，细姐从此而失学，在家里做事。
农场子弟学校，学生中大部分是干部子女，我们这些就业员子女在学校念书，倍受歧视！这在1965年以后，便愈来愈显然。不用说入团什么的，就是加入少先队和当班干部，也要横加挑剔。尤其到了文革时期，我们的遭遇则更惨了。干部子弟们公然欺侮我们，殴打我们，这些事便是司空见惯的。1965下期，我念到了小学六年一期。这时候，我们班进来了一个名叫文××的干部子弟降级生。他是农场三分场文书记的独生子，一个在学校里出了名的地地道道的混世魔王，时年已是十七八岁了，而当时班上的同学一般都只有十二三岁或十三四岁许，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同学都要大多了、高多了，比我大约要高一个头。据说他降级就读我们班的时候，应该就读高中了，就是因为他成天混，专学坏不学好，不务读书，成绩非常差，便一年一年地往下降级降班，到1965年下期就降到了和我们同读小学六年级。我们当时的那个班，曾是学校同年级中最好的班级，学校的流动红旗常常挂在我们教室门口。自从有了文××的进来，班风立即大变坏，变成了学校最差的一个班级。1966年上期，文革运动开始动乱了，文××成了学校干部子弟造反派中的一个小头目。他常常指使指挥干部子弟殴打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子弟同学，他本人就多次对我实施过毒打，还常常嚷着要把我们这些“就业犯子弟”赶出他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校”去。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子弟非常怕他以及他们那帮子干部子弟，人呆在学校里教室里，心却成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又要找什么岔子打我们。以至我从学校回家，不时夜里做恶梦，梦见文××和他们那帮子干部子弟毒打我。看着我们挨打，老师们也不管，甚至一些老师也公然在课堂上侮辱性的叫我们为“就业的”。我们几乎无法再在学校里呆下去，好些就业人员子弟纷纷退学了。这些欺负，这些侮辱，这些政治迫害，在我们当年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
1966年上期到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我们班里只剩下了我与文福安、伍小戈、刘铁汉四个就业人员子弟学生。7月15日，是学校举行小学毕业升学考试的日子，考两科，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那天，我们四个人相约早早地来到学校，考试尚未开始，还是自习时间，教室区也未见到老师们，但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同学大都先在教室里。他们一见到我们到来，便一呼隆地几乎全都从自己的座位上汇集到教室最后排的文××座位，其中有几个人还在朝我们挤眉弄眼，指指点点。文××则在跟大家嘀咕着什么，那样子像是在策划商议。教室里气氛显然的不同往日，异常的压抑和紧张。我们四人立即预感到形势肯定于我们不利，便不敢进教室了，跑到学校外的一处地方躲起来商量对策。这时候，班里的一个一直跟我们要好的干部子弟同学周亚明跑来了，他告诉我们说，文××已策划好，今天要打我们四个人，把我们一直赶出学校去，不准我们再来这个学校读书。听了周亚明同学的话，刘铁汉和文福安便决意打转回家去，不考了也不读书了。可我和伍小戈舍不得放弃学业，执意还要去参加考试，想着下个学期升学读初中。我在心里想，等考试钟响了我再进教室，考试中，教室里有老师，量他们不敢胡来。还有，反正我的成绩好，有绝对的把握要比文××他们先做完交卷出教室。第一场考完语文后，中午小心在意地躲起来，躲过了中午，下午第二场考数学时再待响钟后进教室，赶快地做完题交了卷抢在他们前面出教室跑掉回家，就可以躲过他们的打了。我将我的这套想法和计划对伍小戈讲了，伍小戈非常赞同我。于是，我和伍小戈便与刘铁汉、文福安分了手，按照我设计好的程序参加了上午的语文毕业考试。而且，我果真做到了全班第一个做完交卷出了教室的。跑出教室后，我立即藏身于初小三年级的一个教室里。时已7月15日，我还记得那天似乎全校只有小学六年级一个年级在举行毕业升学考试了，小学其他的年级以及初中部都放了暑假，没有了学生在校。因此，初小三年级的这个教室只是堆了课桌凳子没了人，正好供我藏匿。其时，我不知道伍小戈是否跟在我后头也交了卷出了教室躲了起来。总之，那时那处境，我惊弓之鸟一个，自顾不暇，管不了伍小戈，只能祈望老天可怜见我们，都能躲过一劫。
我将这个三年级教室里的课桌和凳子集中起来，用几张堵住教室的两条门，再将剩下的一二十张堆砌起来，中间留出一个空，供自己躺下躲藏，四周严严实实地围起，不让人从窗外发现我。一阵急促而紧张的忙乎之后，自认为安全了，便躺倒躲藏在了这堆课桌中间。时已7月中旬，正是燥热的盛夏时节，天很热，我就这么饿着肚子吃不着中饭耐着闷热担着恐惧躺倒躲藏在这个教室里一堆课桌中间。那情那景那心境，真够悲哀了的！也不知怎么的，我居然睡着了过去，而且睡得很沉很死。竟然连文××他们一帮子几十个人什么时候找到了这里，破门而入，我都不知不晓。他们将我从课桌堆里掼到了地下，狠命打我、踢我、踩我，又用棍棒什么的击我时，我才从恶梦中惊吓而醒。我吓得痛得拼命地在地上滚着哭着喊着，用自己孱弱单瘦的身子和手臂抵挡着文××们“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子弟造反派专政下”的暴雨骤风般的痛击毒打！时隔当年那事二三十年了，血腥恐怖的这一场亲历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令我永远忘不了！我一个12岁的孩子，何罪之有，遭此荼毒，遭此残害！文××们，如果你们在今生今世活着见到读到我今天的这段回忆文字，你们该作何感想？狞笑乎？忏悔乎？
同样，我将永远忘不了也永远感激的是同是干部子女的杨和清、赖国清、易兰英、谷力平等几个同班女同学。当文××一伙暴徒们毒打残害我的时候，是她们挺身而出，冲进三年级的这个教室来，拉开扯开暴徒们，把我从地下拉起来，并挡开暴徒们，护着我，挤出一条路，助我逃出这个教室。我一路亡命猛跑，冲出学校，跑向回家的马路，暴徒们还在我后面猛追，一路的土块石块雨点般地追击着我，几乎快到了农场场部，足足的里把路，他们才停止追打！
这一顿毒打之后，文××们终于如愿以偿将我赶出了他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校”，我从此而失学，遂成终生遗恨！
在农场子弟学校念书的三年中，也并非所有的教师，所有干部子弟同学都歧视我们，也有对我们好的。这些同学中，譬如前面提到的周亚明，便一直跟我们玩得来，还有就在1966年7月15日中午，文××一帮干部子弟围攻毒打我的时候，便有亦是干部子女的杨和清、赖国清、易兰英、谷力平等几个，与我同班的女同学挺身而出为我解围，拉开打我的人，让我跑出教室。至于好的老师中，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我念六年级时的班主任胡国如老师。胡老师是女性，记得当时大约二十五六岁，还没结婚，总剪着一头齐耳的短发，在女性中，可以算得上高个子了。她教我们的语文课。可能因为我的成绩好，她便对我忒好。我的作文和书法作业，几乎每次她都要用红毛笔写上两个大大的字——“传观”，发作业本时，她便交给同学们，让大家一个小组一个小组传着看。我爱好文学，课余时间里，我常找文学书籍看。胡老师不像有的老师那样对此有偏见，她不但没有偏见，反而鼓励我多看这些书，还常找一些童话书籍或小说之类的书籍借给我看，有时还个别辅导我阅读。我体质弱，每当学校搞劳动，她便不让我干重活，叫那些身强力壮的同学帮我。有几次，我把餐票跟同学换钱买书用掉了，只好饿着肚子一个人悄悄地坐在教室里看书。让她看见了，便要掏她的餐票给我。我不肯要，她便亲自去食堂里端饭来教室给我吃。我从胡老师身上感觉到了一颗善良的心，得到了温暖和爱护。现在想来，这或许也就是我当时在那种充满歧视充满压抑的环境里居然能搞好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吧。我对她，心存感激。这种感激之情积在心底，珍存至今。年华逝如水，我将永远不忘！
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愧疚的事。那是1966年上期文革动乱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弟组成了造反派，成天写老师的大字报，揭批老师们的罪行。记得当时便有一个姓彭的女老师，被整得神经失常，发了癫。他们又说我是胡老师培植的黑苗子，勒令我写揭批胡老师的大字报。我不写，他们便毒打我。有一天，我在他们的淫威下妥协了，按他们所授意的内容，写出了一张揭批胡老师的大字报贴在了学校一堵墙面上的大字报专栏里，大字报贴出后，我又悔恨不已，深感对不起曾经对我关怀、爱护备至的好老师。从此，上课时我再不敢抬头正眼看她，校园别处偶有相遇，我都老远地躲开去。
28年过后的1994年2月7日晚，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广播了我的一篇散文《深深存在心底的愧疚》，所写的便就是这段经历，我在该文的结尾处写道：
“我常常遥望北天，托春暖时节北归的大雁，托爽朗秋空的片片白云，带上我的心愿，去到那烟波浩渺的洞庭之滨，代我问候一声敬爱的胡国如老师，衷心祝福她老人家晚年安康，幸福无疆！同时，也请她老人家原谅我曾经的伤害。”
从这篇散文的播发再到今天，时间又过去了六年，可我至今仍没有得到胡老师的任何信息。我不知道她老人家有否收听到我的这篇文字，或许她老人家早已忘记了我，忘记了那段历史。是啊，文革十年，荒唐的事儿太多太多，浩渺烟尘，哪能一件件都耿耿于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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