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谈立身，便离不开儒学。所谓立身者，安身立命，修己安人之学问。 儒这个字，最早源自商代的甲骨文。 其意义，其指商代的一种礼官。 这种礼官在胡适看来是类似于基督教中牧师的角色。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为民众的婚娶丧葬等重要活动做主持。 儒，是一个在孔子之前就一直存在的群体。因为他们熟悉各种丧葬礼节，所以被人民所需要所敬重。直到今天，农村乃至城市里，亲人将去世时，人们还是会先去托人问询一些“懂行”的人，应该如何操办丧事。 儒学，简而言之，就是人生活于社会集体中，每个人都需要明白了解的一些学问，或者更直白的说，就是一些人于社会生存所需遵守的社会道德人理伦常。这也是古早的儒学所研究的东西。 梁启超在其讲演《儒家道学》中也说过，中国所有的因儒而发源的学问，基本上都是关于人行为的学问，研究和发扬的也都是人应该有何种行为，才能在一个社会集体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商代重人殉厚葬，在这些风气因袭到了儒家的文字思想中，其痕迹比比皆是。 我们常说的慎终追远四个字，源自《礼记》。其本意就是要慎重的对待父辈的葬礼，虔诚的祭祀远古祖先。读论语、礼记，往往读到很多的都是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崇拜难说有什么实际根据，但却言必称尧舜，充满了各种厚古薄今的论调。 世上的一切自诞生起都具有矛盾性，儒学也是如此。虽因社会及人之需求而生，但也在很多方面束缚着社会与人的发展。 儒学中，严重缺乏对个体意识的尊重。我们不能说儒学确立的那些道德准则是谬误的，但是这种用单一的思想与行为标准去衡量所谓君子小人的思想，好像世上人只有君子与小人两种，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人殉，它否定了人的复杂性，而强调了道德行为准则的单一性。 古早的儒学，关注点几乎全在社会之人，将社会凌驾于人之上，而未关注人之社会，缺少了对人之个体精神的起码尊重。当然，这并不是儒学一家的弊病，而是社会集体的通病，也是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集体与个体之间会一直存在的矛盾冲突。 儒学源流的这种特性，也使得很多人只能遵从儒学之表面要求，而无法做到从心所出而行其事，成了一介迂腐之辈，又或者是欺世盗名令人厌恶的伪君子 儒学之变迁，从孔子到新文化运动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活跃的社会新思想对旧道德制度的冲击。很多事情都有了新的标准，新的做法，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民众们也有了很多看上去过激的非道德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孔子总结、凝练、升华了儒生旧道德体系中的精华部分， 孔子将道与德，进一步阐释为了智、仁、勇三个方面。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的弟子子思更进一步将具备智、仁、勇这种通达品德的人的行为准则和其不惑不忧不惧的性情特点概括为了两个字：中庸。 中庸者，不惑不忧不惧。不偏为中，不变为庸。 孔子的学问，就如幼苗之根脉，小树之微荫，自身并没有长成参天巨木，就像黑格尔所说，论语中大多是一些对社会道德人理伦常经验性的凝练总结。 孔子的儒学，若没有后人发扬进展，就无法形成如今中华文化以儒学为固本的蔚然壮阔的国学殿堂。 后世的先哲们，在孔子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其他学派的思想，对孔子栽下的这颗幼苗呵护修理，才使得这颗幼苗能够根脉越扎越深，主干愈生愈壮，枝叶也愈发繁茂葳蕤，以至于如今的华夏万民，无不受其庇荫影响。 孔子之后，有孟子、荀子论善恶以正人心。 汉朝时候，有董仲舒自阴阳五行方士学问中引入了天命学说，形成了新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专为愚昧统治而生的学问。 后又有马融、郑康成等经学家整理注释经典，将儒学传播扩大。 魏晋时期，道术玄学之风蔚然，清谈玄论，甚嚣尘上。此后的儒学也融入了道家之思想，譬如避世而居陶渊明，为中国古文人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做了最好的脚注。 南北朝乃至隋唐，佛学东渐，成了学术上的主流思潮，儒学则降低了格调位置，成了少有人谈的末流。直至中晚唐，才有韩愈、柳宗元等人，开始提倡文章实用、文以载道、才让儒学的社会功用有了一些发扬。韩愈送卢仝的诗中曾言：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终始终。 这两句诗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儒学处境的真实写照。 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后，宋代才终于拿起了儒学这一思想，来宣播教化。并使得儒学真正成为了华夏此后千余年浸淫至血髓的思想。宋代重文轻武，使得学术有了极大发展。朱熹、二程等人都对儒家学说有了开创性的贡献。 张载张横渠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道出了宋代儒者们每日精进学问、苦学精思的目的。 明朝时期，则出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人物，王守仁（阳明）。 阳明心学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所言：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如今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座右铭。  但是王阳明本身对儒家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是在学问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自己对于心体问题的崭新认知。心体问题，是宋明两代学者都在着重探讨的问题，其源于对儒学经典的不同解读，以及人心本性善恶的争论。 心体问题，本质上可以说是对人类行为与思想本质性的探究，是宋明两代学者对于儒学的开创性贡献，或者说已经超脱了古早儒学的范畴。 王阳明对心体问题的看法是：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笔者看来，这句话是极正确的。 人类只有两种本能，食欲与性欲，也就是所谓的性之体，孔子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漹。这两种欲望，其本身是不能用善恶来定义。 但是所谓有“意之动”之后，也就会产生善恶之别。 因为这两种本能欲望的影响，产生的“意之动”，也就是向去做什么来满足这种欲望，就有了善恶之别。 那么如果进一步，你能够知到哪些“意之动”是善，哪些意之动是恶，这就是良知。 如果能再进一步，让自己多为善不为恶，就是一个人格物修身的开始。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所谓的格物致知就在于此。《大学》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良知都是本存于心的东西，而是要格物修身才能得到的，正所谓致良知，致也就是获取并扩大的意思。 这四句话，也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 自孔子所出的学问，至王阳明，可以说已经发展沿革到了一个巅峰，儒家能够探讨的所有的关于人的问题，几乎都已经探讨说明到了一个足够明了烂熟的地步。只有一点可惜，王阳明没有在心体问题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探究人类思想与智慧其逻辑性的本质，这也使得中国的哲学始终被囹圄在一个有关于社会道德功用的范围内，而无法超脱至其他学问门类，刺激其他学问的发展。 清代的儒学或者说学术，则开始专门针对已经烂熟的儒学经典进行研究考证真伪或者修正破坏，于真正的学问开创上，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说道的地方。而且在这种反动的学术氛围下，加上列强入侵后的强烈刺激，终于使得孔子在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成了众矢之的，被猛烈抨击。 新文化运动乃至新中国建立之早期，批孔之严厉，措辞之狠辣，如若孔子在世，怕是千刀万剐过犹不及。 儒学的片面性儒学本身本没有错，但是错就错在能真正成为大儒的人少之又少。所谓真正的大儒，其实已经脱离了古早儒学的层面，只将儒学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侧面，而非大千世界哲学全部，对其过分尊仰。 毕竟，儒学并不能囊括全部的学问，更不能指导社会人生所有的方方面面。 古今能谓大儒者，屈指寥寥。 真正的大儒，应该称之为大学者。他们知道社会所需的学问不止源于孔子的儒家，更知道狭义的儒家学说能够用来做什么，不能用来做什么。很多我们归类于儒家的先哲，很多在其思想上，早已超脱于儒学了。 但众多学儒的迂腐之辈，却往往固执的将儒学作为包揽万象，绝对正确的唯一真理，奉为圭臬，俯仰盲从，以至于将天下大道归于儒之一字，这就让社会思想偏于保守固执，儒学思想也就成了这些迂腐之辈用来迫害压制他人的工具。 其实在面对如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时，儒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片面了。 譬如一般人在读中庸的时候，也就能理解到做事应该做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层面。但这个所谓的恰到好处，就极容易造就了一种思想上的僵化。 纵观历史，可以说没有一个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积极推进作用的伟大人物，其行为是与儒家学说所谓的至诚之德中庸相吻合的。相反，他们往往都做了出格过激的行为，才真正变革了一个旧时代。 社会要进步，就不可能不偏不变，恪守中庸。 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想安分守己的在这个社会上谋上一口饭吃，儒学确实是能最直接帮助到你的东西。至少他么能让你成为一个各处都不令人讨厌的人。 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学术思想界由于脱胎于前秦，终两汉数百年间，各种学术思潮仍是此起彼伏，儒学也杂糅进了很多齐地方士的五行阴阳之学，形成了两汉时盛行的谶纬学。最终在三国魏晋之后，盛行起了道家清谈。 唐朝的是儒学较为低调的一个朝代，整个唐代盛行的是佛教。 中国历史上，儒学真正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朝代，有三个：即宋、明、清三代。 这三个朝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亡于外夷入侵。 宋亡于元，明亡于后金，清亡于列强入侵。 若再向前追溯，春秋时期儒学昌盛的齐国，也败亡于以法家治国的大秦。 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了儒学于国家，只有愚民之术，而无强国之道。 再不信者，也可以去研读下《盐铁论》，看看那些与西汉财政大臣桑弘羊辩论的所谓文学贤良是如何幼稚可笑，满口仁义道德，而罔顾世界环境之艰险。 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功用，如今有用的，多半也只有修身了。百年前，大学者梁启超也早有言，“儒家的内圣外王，外王的部分几乎可全废，内圣的部分则大有可取之处。” 其实，这也是儒学能够在中国社会中源远流长的主要原因，毕竟99%的人，这一辈子若能做到修身，就很不容易了！而修身，是人能立身于世的根本。 至于齐家，儒学于当今之家庭，功用上似乎也愈发微妙尴尬，若盲目以儒家经典中所谓的君子之行来约束家庭人员之言行，多半家庭要整天干仗了。 市井小民，柴米油盐，全为生计。道义两端，利在中间，何以能与他人妄言君子呢。能约束好自己，少去指摘他人，便已难得。 而至于治国、平天下，那更不是儒家能够帮人做的事了。想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于今天之社会与世界而言，大概是非蠢即坏了。 儒学，能修人心，却修不来大同世界。孔子，可为人师，却难为国师。 这也是儒学及人与社会本身的矛盾性。社会虽然是人的社会，但是解决了人个体的修身问题，却往往不能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利来利往繁复勾连所产生的复杂问题。在人之社会，若只谈修养道德，便终究肤浅了。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