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传统文化中，读书人的行事方式，总是不由自主地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样做的好处，应当是有一个“善”的起点在那里。但是，如果这个“己”本身就是伪善的，或者“人己关系”走出了一定的范畴，外部的反馈，就是五花八门了。屡屡受挫之后，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行事的读书人，就会沦落为行动上的矮子。南宋以后，七百余年以来，历史上的教训，就是如此。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中国的文化传统，宋代之前，都是周（公）孔（子）并称，宋代以后，往往是孔（子）孟（子）相连。这是儒学从外务的学问，逐渐走向内观的学问，这一转折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儒学对现实社会变化调适的结果。窃以为，儒学从外务的学问，向内观的学问转化，既是儒学发展的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环境变化，特别是宋明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儒生为主的文官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所导致的。也有儒家不得已的成份，在里面。

 

在孔子看来，人活着的意义，人之为人，即为仁。如何“为仁”？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都是实行“仁”的办法。忠是积极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消极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有一个儒家重要的思想方法，即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对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思维定式，有着莫大的关系。 

 

消极的推己及人，不是儒家的专利。西方思想史上，也曾经有较多类似的表述。如《圣经》讲，大意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洛克讲过，“以己所欲，施于人者，是一切道德不可动摇的规则和一切社会德性的基础。”康德的“绝对律令”讲，“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只有满足可普遍化原则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称为伦理世界的“金规则”。但是，他们仅仅局限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消极的推己及人，没有再往前走一步。西方思想界似乎没有倡导过积极的推己及人。

 

儒家是全面的推己及人思想方法的坚定实践者。甚至儒家更为看重的是，积极的推己及人。在儒家的学说中，推己及人不仅是一个人际交往参照的标准，更是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始终。可以说，在儒家学说发展史上，修补、完善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就是一条贯穿儒学发展始终的主要线索。

在孔子那里，推己及人是一种以“己”为本位、为出发点的思想行为模式，要求人们以对待自己的行为作为对待他人的行为范式。孔子的思维模式中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即人是类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善良本性。只有在满足这一前提的条件下，推己及人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否则，如果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有善恶的差别，推己及人这种方法在现实面前就会碰壁，甚至会碰的头破血流。

孟子试图完善推己及人理论。他提出了性善论，认为每个人生下来，先天就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认为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既然人性本善，推己及人就是理所当然，就是人以本性之善施之于人。但是，如果认真起来，孟子的理论在逻辑上无法实现自洽。因为假设人性本善，大家都顺着这个善的本性自然发展就足够了，如此社会自然大同，就不需要有什么伦理道德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了。既然社会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就说明人性中有不善的，即恶的因素需要约束、改造。所以，当时就有另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即主张性恶论的荀子，与孟子在学问上争锋。在现实世界中，人性有善有恶，或者即便是同一个人，有时为善，有时为恶，也是正常。所以，性善论与性恶论，也争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推己及人思想方法理论前提的缺陷或者说是逻辑漏洞，还在那里。

时间到了宋儒那里，理学家们开辟了一番新的景象。宋儒将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人是理和气的结合，理以赋性，气以成形，人既有天理之性，又有气质之性。天理之性是人人共有的人的本质，是至善的，就是日常所讲仁义道德、三纲五常那一套东西。气质之性是构成人类个体的气所具有的属性，每人不同，有善与恶之别。宋儒认为，天理之性为善的根源，气质之性为恶的根源。他们认为，“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恶人。”只有至善的天理之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推己及人必须以人性中固有的天理之性作为凭依，作为出发点，人必须按照天理的原则对待自己和他人。气质之性只有在体现天理时，才是善的。气质之性不能体现天理时，就是恶的。因此，人要注意自己的私欲，限制自己的私欲，不让它强加于己，不让它强加于人。所以才有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客观地讲，宋儒理学家的学说，比孟子的性善论更进一步，更能自圆其说。但是，他们所谓的天理在哪里？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等等，如果认真起来，与人心的距离，有时似乎遥不可及。人如何能够识得天理，又如何能够去推己及人？

后来的阳明心学，沿着推己及人的路线，又往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讲，心就是理，心就是性。所谓天理，就是人的本心。“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就是天理在人心中的呈现，良知就是天道在人性中的落实。阳明心学认为，伦理道德不是外来的，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主体良知的发用。推己及人所推之“己”，就是人固有的良知，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推己及人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并将自己的良知，那些人性中至善的东西，推行于客体对象。相比宋儒理学更进一步的是，阳明心学将推己及人，从对某种外在的被动依循，转变为人自身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自觉，转变为一种心性的修养。但是，阳明心学，仍然没有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的、强烈的禁欲主义倾向，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推己及人的合理性依据问题。 

 

儒家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现实，是一体两面。

信奉推己及人思想方法的历代儒家，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内圣”之功须有“外王”之行，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毕竟儒家自孔子开始，就是要淑世、有用于世的。

但是，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儒生的社会政治待遇，却是每况愈下的。汉代时，中央的文官，高阶者是可以和皇帝坐下谈话，唐代朝廷上也设有文官的座位，宋代时文官尽管需要站立奏对，但君臣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互相礼敬。到明代则大为不同，朱元璋大杀功臣、废除丞相之后，自己直接主持中央政务，文官整体上沦为皇权的统治工具，不再有抗衡君权的力量。君臣奏对，一不合皇帝心意，就有可能受“廷杖”，当场受刑，甚至立刻被扑杀。有时竟然闹到百官到了上朝时要与家人告别的地步。

历史上，儒家自视为道统的承继者，本身有抗议皇权的独立传统。到了朱元璋那里，他认为儒家的这些传统，不符合绝对皇权的要求，所以他主持删除了儒家学说中，比如《孟子》中一些与政权抗衡的章节。如此以来，以科举考试为进阶途径的儒生们，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儒家思想最终沦落为，为君王绝对忠诚的教条。那些经过科举进入文官系统的儒生，学习的是僵化了的经典，畏惧的不测的皇权，他们习惯于唯唯诺诺，不做积极的抗议，只是顺从意旨，以保富贵。后来经过清初百余年的强力压制，中国的儒生，都成为唯命是从的书呆子，甚至以能以奴才自居而自傲。明代时，还不时有舍身抗议的人物，清朝时，基本上就很少见这种代表文化和道德的人士了。

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缺乏政治权柄的儒生，“外王”的希望终究要落空。儒生的人生理想，“外王”的路子基本上被堵死。穷其一生，儒生们也只能在“内圣”的圈子里打转儿。如此以来，推己及人，就只剩下“推己”而无法在社会层面上“及人”了。儒学发展，到后来的阳明心学，更是要愈加向内寄托心性，也是社会政治现实挤压下的必然。

 

脱离了社会政治实践的推己及人，最后必然走向异化。

如阳明心学所讲，人以最大的善意，以绝对公正无私之心出发，以良知良能去进行严密的推己及人。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无非就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理想化的道德，而不必然是、甚至是必然不会是，现实。所以往好处说，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更多的是理想的性质和力量，而缺少现实的力量。世上虽然多见实践阳明心学的为人善良、质朴的师长，但他们改良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也仅仅局限在私人的小圈子里。社会上的表现，就是儒生除了唱高调以外，百无一用。

推己及人的异化，具体表现在它与权力的结盟上。进一步讲，推己及人这个“己”，大约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人类共同的本性之“己”，二是作为人的心理活动之“己”，三是作为现实个体肉身之“己”。儒家先贤们心中，推己及人之“己”，应当是人类共同的本性之“己”，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推己及人思想方法的实践中，后来儒生所推之“己”，往往却是后两种含义之“己”。一般而言，在位的、掌权的读书人，他们在运用推己及人思想方法时，心中的那个“己”，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们内心心理活动之“己”，他们需要芸芸众生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活着。而芸芸众生心中之“己”，就是他们现实肉身之“己”，如此他们会对现实社会准备足够的心理弹性，既能理解上位者的胡作非为，又能对自己所处之境况心安理得。结果就是，有权者乐于将其心理活动指定之“己”施予人，大众却苦于被施予。异化的“外王”，借助于权力的推己及人，与权力结盟的推己及人，在思想方法上的缺陷，实践中的反映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自我中心、强加于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如此下去，社会文化就是没落、僵化，跟随权力变化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丧失掉生机和活力，面临着文化危机。

僵化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冇益有害。他们对内压榨变本加利，对外抵抗有心无力。清末民初时，那些熟读传统儒家经典的、百无一用的书生，与社会文化的僵化，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发展到这一步，书生对于社会的作用，说其百无一用，实际上是抬举了他们。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文化危机之下，经历七、八百年儒学发展没有破局的情况下，近百年来，又遇到全球化新时代的挑战。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从传统小农经济、封闭社会的范畴，走进了市场经济、开放社会的范畴；从熟人社会的范畴，走进了陌生人社会的范畴。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在变化了的社会文化领域，显然是不再适用了。在社会政治日益公开透明的趋势要求下，借助权力推己及人，与权力结盟的路子，似乎也不再灵验了。

腐儒于世，终究是要被舍弃的。

行文到此，反思一下，作者本人是否为一腐儒？这是需要时刻警惕的。有时自己满腔热情，却不知是别人的负担。这是善良的读书人固有的毛病，是需要时时自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