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桥梁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经历封建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再到隋唐时期，战乱与统一周而复始。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在朝代更替过程中缓慢提高，也逐渐具有了符合自身文化与内涵的特色。

      期间由劳动人民创造出的一座座形式多样的桥梁，经历了千百年岁月的洗礼和天灾人祸的考验，直到今天，许多古代桥梁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古代桥梁的发展历程始于原始社会结束于清代，大体上可分为六个阶段。

原始社会时期

      在我国浙江余姚出土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木梁柱结构的建筑，从形制来看，它们采用了榫卯和藤索连接房屋构件的方式。从时间上来看，这些建筑建造于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可推测，当时的人民已经初步掌握了不同性能材质的组合使用方法，已经具备了建造木梁木柱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形成了群居的文明，陕西西安的半坡村曾发现了一处总面积高达五万平方米的大型氏族聚落，聚落中住房密集分布有序，周围还有宽达5-6米用于防卫的壕沟。

      考虑到在不需要进行防御或警戒的时候村民方便快捷的越过壕沟出入村落，不排除当时就有使用人造桥梁的可能性。原始时期先民受限于的材料加工、造桥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建造的桥梁必然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例如桥梁的强度与耐久性不足以承受几千年间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的破坏，如今已难觅踪迹。但是他们在桥梁方面的努力与行动，为以后的桥梁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周秦时期

      从周革殷命到列国纷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直至秦始皇一统中国，其间跨越500余年，这是我国古代桥梁的创始时期。西周时期，生产资料及土地私有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些著名的桥梁开始出现。但这个时期人们还无法做到遇水架桥，依然处于一种较为原始的渡河状态。

      到了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随着冶炼技术日益成熟，铁器丰富了桥梁的选材列表，同时各种建筑物的兴起也对石材的利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石材的投入使用，原本单一的木柱梁桥形式得以升级，石柱、石梁、石质桥面等全新的构件相继出现并运用到桥梁的建设之中。

       随着铁器连接券石技术的产生，石拱桥也开始出现了。这一时期的桥梁建筑，不仅结构理论得以提升，施工技术也得以完善，桥梁的使用寿命变长，维修费用也随之大幅缩减。战国之中，秦国吸纳六国英才、兴修水利，重视国家农业、工商业、军事的发展，最终统一了中国，对桥梁发展的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

      秦惠王吞并巴蜀后，命李冰镇守巴蜀，在此期间，李冰在成都大兴水利，创设都江堰，并在渠上建造了许多桥梁，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北斗七星对应的成都七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咸阳渭水桥，长400-500米，共68跨。桥为石柱或木柱木梁，宽约13-15米，桥头水中还置石刻半身水神雕像。

      周秦时代也是浮桥的创始和发展时期。殷商时期，公元前1127年左右，周文王在渭水下游造浮桥以迎娶有萃氏之女，可见浮桥的创始还要更早一些。公元前965年，周穆王讨伐楚国时曾在九江造浑脱做军用浮桥。

      公元前541年秦公子锨，在黄河夏阳津造临时性浮桥，而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建造了一座正式的浮桥——蒲津桥。自此，中国最阔大的河道—长江以及黄河之上都有了桥梁。

      至此，我国古代人民已经具有了架设桥梁来克服河流阻碍的愿望，并且具有建造一定技术水平的简单桥梁的能力。这一时期，梁、索、浮这三种基本桥型已经基本形成。尽管该时期的桥梁形式还比较简单，但是比起之前的时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两汉时期

      汉代传承并巩固了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刘邦一统中国后，汉朝尚处在战争之后的恢复时期，直到文景之治国力才日渐强大。《与人论谏书》记：“汉成帝欲御楼船过渭水，御史大夫薛广德谏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庙矣。”上不说。张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虽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文中薛广德和张猛都力荐汉成帝就桥渡河而不要乘船，由此笔者推断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桥比船更加便利安全的生活经验，同时也可从侧面说明当时的造桥技术相对成熟可靠。两汉时期修建了很多桥梁。首先在秦朝时期，长安渭水上建立了第一座木梁柱桥，西汉景帝五年(前158年)在东面下游加建了一座。

      至此，我国古代人民已经具有了架设桥梁来克服河流阻碍的愿望，并且具有建造一定技术水平的简单桥梁的能力。这一时期，梁、索、浮这三种基本桥型已经基本形成。尽管该时期的桥梁形式还比较简单，但是比起之前的时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两汉时期

      汉代传承并巩固了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刘邦一统中国后，汉朝尚处在战争之后的恢复时期，直到文景之治国力才日渐强大。《与人论谏书》记：“汉成帝欲御楼船过渭水，御史大夫薛广德谏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庙矣。”上不说。张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虽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文中薛广德和张猛都力荐汉成帝就桥渡河而不要乘船，由此笔者推断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桥比船更加便利安全的生活经验，同时也可从侧面说明当时的造桥技术相对成熟可靠。两汉时期修建了很多桥梁。首先在秦朝时期，长安渭水上建立了第一座木梁柱桥，西汉景帝五年(前158年)在东面下游加建了一座。

      武帝建安三年(前138年)在西边上游又加建了一座，如此一来，京城渭水上便有了三座桥梁。1986年咸阳附近发掘出的沙河桥木柱桩，桩顶焦枯，是火烧后残迹，经测定年代在西汉初期，这也是一条有关汉朝桥梁很好的证据。

      汉代承继了战国空心砖墓拱的圆拱，中国的拱桥是从圆弧拱开始的。据考证，中国的圬工拱起始于西汉。在四川一些盛产竹子的地方，当地的人民就地取材创造了竹索桥。至此我国已经具备了梁、拱、索、浮四大桥梁基本体系。

晋代至隋唐时期

      晋朝的出现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西晋统一不过50年，随后晋室东迁，偏安东南一隅与北方16国此起彼伏的形势延续了将近100年。晋代帝都洛阳便有几座较为著名的桥梁。《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十年(274)九月，立河桥于富平津。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

      前者是有名的黄河浮桥，由于当年上游诸桥早废，富平津桥成了黄河上唯一的一座浮桥，而后者是旅人桥。永嘉之乱时，西迁甘肃的吐谷浑在黄河上游建造了河厉桥，这是一座木制的伸臂梁桥，相比于以往的简支木梁，它的跨度足可达到简直梁桥的四倍有余，是木桥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东晋北方16国纷争时期，建设了较多的浮桥，代表性的有洛阳的盟津桥，此桥到了隋唐时期依然被沿用。后赵时期建武二年(336)，石虎曾尝试在安阳南黄河灵昌津抛石造桥，但未成行。在南方地区如浙江的绍兴，也有诸如题扇桥、光相桥等数座拱桥。

      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后，钦定长安为隋代的都城，在龙首山的南坡兴建了大兴城，并以洛阳做为陪都；唐高祖李渊夺取政权后，沿用了长安城为都城、洛阳为陪都的政策，略有不同的是加设晋阳为北都，与前二者合称“三都”。

      由此可见，隋唐两代的主要政治活跃地区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桥梁建设活动十分活跃。隋朝大业元年（605），京杭大运河的修凿工作开始了，隋炀帝动用两百余万人继续该工程，终于将全长2400千米的京杭大运河彻底贯通。

      京杭大运河不仅拉近了南北方的距离，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力，还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以及文化交融，方便南粮北运等。在唐朝，京杭大运河依旧被沿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唐朝中期之后，经济重心开始向南移。皮日休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字里行间可见大运河对日后中国南北经济交通的巨大影响。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江淮以南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渐渐赶超了黄河流域，并富甲天下；随着南北方文化的交融，北方的造桥技术在南方得以施展，南方的桥梁建设也日渐发达完善。尽管隋朝前后存在仅30年，却是一个名桥多产的朝代。

      如长安的灞桥、洛阳的天津桥，临颖的小商桥，赵州的安济桥等，扬州更是有著名的二十四桥。唐朝历经290年之久。其中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和天宝初期，统称大唐盛世。该时期民族和睦，丝路畅通，协和万邦。尽管中间穿插了与吐蕃(藏族)胡人、安禄山的战乱以及后期内部黄巢之乱。

      总的来说，唐朝相对比较和平安定，所以在桥梁建设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也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唐六典》记:“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则蒲津、太阳、河阳，雒则孝义。石柱之梁四，雒则天津、永济、中桥、雒则灞桥。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此举京师之要冲也。其余，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设渡)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差事。”

      所谓“国工修之”即由国家拨款督造的国家级桥梁。“造舟之梁四”中的蒲津桥在今山西永济和陕西朝邑之间，秦时已有此桥，一直维持到隋末。唐李渊起兵太原，便与隋将争夺此桥。桥遭到破坏，唐高祖得手后即予以修复。唐太宗李世民过此桥，甚为得意地赋诗歌颂。

      唐玄宗李隆基对蒲津浮桥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于开元十二年(724)，改竹索浮桥为铁锁浮桥，放置了大量铸件做锚固点增强桥梁的耐久性，并设置了专人对其进行管理。太阳浮桥在今河南三门峡市，是唐太宗派遣邱行恭建造的。西晋杜预建造的河阳浮桥曾因战争而毁坏，唐代对其进行了修缮。

      隋朝的天津、永济二桥，在唐朝已改建为石墩木梁桥，由此可见，从隋到唐短短的时间里，造桥技术已经有了进步。“石柱之梁四”，洛阳城中有三座，灞水上一座即灞桥。“木柱之梁三，皆渭桥”，唐代对长安的三渭桥都经过整理重建。

      《唐六典》中没有提及石拱桥和索桥，但在唐代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关于这些桥梁的描述，如唐宗室的画家李昭道所绘《洛阳楼图》，画的便是洛阳大夏门，画下方有五孔尖墩实腹厚墩石拱桥。

      而在隋唐的西南地区，索桥依然常见常用，所有材料有藤条、竹揽、铁索等。其中较著名者有当时云南丽江和维西间的“铁桥”、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后建造的布达拉宫金桥、四川江油的窦圌山铁索桥等。独孤及的《笮桥赞》和皮日休的《哀陇民》中，也有关于笮桥的记述。

两宋时期

      北宋时朝，南北朝的分裂的格局结束了，中原重新得到统一。两宋的统治时间长达300多年，在此期间，我国取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统一，桥梁建设相比前代也全面进步，在桥梁形式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比如叠梁结构虹桥、筏形基础、植蜗胶固技术、石梁结合的开关活动式浮桥等。

      宋代的木工技术比较发达，并成功的运用在桥梁的建设上，例如该时期的木梁长桥上多见的桥屋。具体实有将始建于近代的河厉桥升级为多跨、双伸臂木梁桥。在闽浙一带有许多伸臂木梁桥。而在福建等地，石梁石墩桥也发展迅速，据统计共有110座之多，其中不乏像万安桥、安平桥、虎渡桥等这些著名的桥梁。

      宋代独创“种砺于础以为固”的以海生介类胶结基石的方法，为我国古代桥梁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著名宋画《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汴京虹桥采用了当时称为“贯木”的架桥方法。

      其特点是使用大量木材贯插成拱，而不使用桥柱，这种技术在世界桥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宋朝时我国西南地区，仍然在使用着索桥，其中四川灌县的都江堰评事桥是世界上第一座多孔连续并列竹索桥。

      宋时浮桥的建设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之前各个朝代，桥梁形式上也有创新，如用脚船逐节升降路面成通航浮桥的滑州浮桥，以“机牙伸缩”的东新桥，采用柱、筏、健构成活动升降的引道的潮汐浮桥中津浮桥等等。

元明清时期

      元灭宋、金两朝统一了中国，蒙古人崇武贬文，东征不利，建国仅九十年；后明灭元，汉族重新一统江山，传世277年；而后满族入关灭明建立大清国，统治266年。在元代，石桥大量出现逐渐替代木桥的重要地位，如元大都的城市桥梁等，宋代建造的吴江垂虹木桥，也在元泰定二年被63孔石拱桥代替。

       总的来说，元代桥梁受宋代桥梁的影响是巨大的。明万历十年在河北邯郸永年县建造了弘济桥，这是一座仿照安济桥建造的敞肩圆拱桥，尽管体量相对较小，但其构造精良程度与赵州桥难分伯仲。此时，大石拱桥已经司空见惯了。

      明代还出现了像江西南城万年桥、贵州盘江桥等优秀的桥梁，但桥梁的繁盛程度不及前朝。传至清代，在鼎盛时期，全国桥梁总数可达百万。清代对我国古代桥梁事业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修缮和保护延长了古代桥梁的使用年限。

      其次是提升了索桥技术水平，在川滇地区兴建了大量索桥；清代还注重园林的建造，一些公私园林中的景观性桥梁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最后，清朝为当时大部分桥梁的施工过程都进行了说明并留有文字记载，为后世研究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到了清末，古代桥梁的技术革命开始了，随着各式新型材料、施工技术的引进，各种新式桥梁相继出现，如钢桥、铁桥、钢筋混凝土桥等。至此，中国桥梁史掀起了一页新的篇章。

      中国古桥的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悠长岁月，从“深厉浅揭”到各种桥梁体系的成熟完善，我们的祖先挥洒了血汗凝结了智慧。这些古桥是中华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将其保存和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