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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说到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带兵击败朱泚，解了奉天之围。这种救驾之功让他认为，自己有权跟皇帝提点条件。
其实他的条件也不复杂，首先是清君侧，把祸乱国家的卢杞等人干掉，再就是皇帝用隆重的礼仪接待他这个有功之臣。
结果卢杞在皇帝耳边稍微吹了点风，李怀光连皇帝的面儿都没见到。
等李适让他与神策军合兵收复长安时，他愤愤而去，临行说道：“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
朔方军在李怀光的带领下缓缓而去，走到长安附近便再无进展。
此时各路勤王之师已开进关中，总兵力已达数万之众。
其中，李怀光统辖的五万朔方军兵力最盛；
李晟在吞并了刘德信的部队后，兵力也扩充到一万余人，仅次于朔方军；
除了这两个最大的山头，还有京畿节度使浑瑊领数千人驻扎在奉天、河东节度使马燧派五千兵进至咸阳、神策兵马使尚可孤率三千人占据了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将率两千人屯于临潼。
此时朱泚手下也就是万余叛军，只能龟缩在长安被动挨打。
如果唐军一鼓作气，攻克长安平息朱泚之乱，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实力强大的勤王之师来了个大眼瞪小眼，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一月中旬到次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一百天内，毫无进展，给叛军来了个“百 日静坐战争 ”。[1]
为什么会有这种静坐百日的奇葩战争呢？
是李适不着急收复长安吗？
当然不是！
李适急得都快上树了，恨不能早一天撵走朱泚回到皇宫。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长安在他心中的分量。
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李希烈攻克汴州（河南开封）打跑了河南道都统李勉。
李勉在回朝见德宗时，身穿白衣向朝廷请罪，李适悠悠的说了一句，“朕连宗庙都丢了，你不过就丢了个汴州，有什么可愧疚的？！”
既然丢了宗庙是李适心中的一根刺，那为什么唐军会和叛军大眼瞪小眼呢？
这就得说到唐朝内部的矛盾了，这种矛盾凸显在三个方面：
皇帝和朔方军的矛盾；
神策军和朔方军的矛盾，尤其是李晟和李怀光的矛盾；
皇帝和李晟的矛盾。
朔方军作为一支拥有优良传统的军队，一度是唐朝平叛的主力，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实力强横的朔方军成了皇帝的一块心病。
随后朝廷对朔方军实施了一系列打压策略，即便是如郭子仪、李光弼之类的将领都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仆固怀恩之乱很大程度上是朝廷打压朔方军的结果。
李怀光作为勤王军队中最有实力的山头，他本人又是出身于渤海郡的靺鞨人，得不到信任也很正常。
再加上李怀光也不是郭子仪，他在解了奉天之围后，自持功劳巨大，要求皇帝杀掉近臣。虽然在他一再要求下，德宗在十二月十九日，将卢杞贬为新州司马，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赵赞贬为播州司马。紧接着李怀光又弹劾了宦官翟文秀，他是德宗身边非常信任的人，但为了照顾李怀光的面子，德宗也把他杀了。
也就是说李怀光的要求，德宗基本都满足了，但李适心里很不爽是一定的。
所以他用仅次于李怀光的神策军将领李晟来实施制衡，可这种操作又激化了神策军和朔方军的矛盾。
神策军作为一支陇右边兵，能在安史之乱后快速崛起，还要感谢吐蕃。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打进长安，李豫一路向东逃到了陕州（河南三门峡）。当时他身边的军队跑得鸡毛不剩，驻扎在陕州的神策军因祸得福成了皇帝的护卫队。
之后，神策军就成了禁军的代名词，在皇室疯狂砸钱的扶持下实力越来越强。扶持神策军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用来压制的打压长安西北的藩镇，说白了就是压制泾州的四镇北庭边军和坐镇灵州的朔方军。
唐代宗曾毫不避讳的说：“神策将士，皆朕爪牙。今朕亲御禁旅，勿有忧惧。”
随着神策军实力的增强，所辖的防区也不断扩大，逐步接管了朔方军驻扎的奉天、武功、扶风、好畤、麟游、普润、兴平、陕州等地。
既然朝廷有用神策军制衡朔方军的企图，自然也不吝惜花钱，作为“天子爪牙”的神策军，不仅政治地位高，经济待遇极为优厚。
还记得咱们之前提到过，朔方军在河南平叛期间曾因为衣甲破烂，被宣武镇士兵嘲笑为叫花子。
这种情况朝廷也很清楚，陆贽曾对德宗说:“今者边穷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2]
这基本上就是朔方军的待遇，可现在和朔方军一起驻扎的可不是镇武军，而是天子爪牙神策军。可以相见两军之间巨大的待遇差，必然会引起二者的矛盾。
而李晟作为实力仅次于李怀光的将领，隐隐可以代表神策军的态度。可他并没有试图弥合两军间的裂痕，反倒有加剧的意思。
在《旧唐书·李晟传》里记载，“（李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
李怀光见他衣锦繁华很不高兴，对李晟说：“将帅当持重，怎能用华服绣衣去引诱敌人呢？”
李晟回答道:“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识，以夺其心耳。”
李晟的回答到也不算有问题，但这种做派对辎重不足的朔方将士，必然造成刺激。
果然不久之后，两军供应不均匀的问题发酵了。
李怀光在咸阳屯驻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肯围攻长安。德宗屡次派人催使，他都以士兵疲惫为由推脱。
等德宗逼得急了，他就上奏道：“各军粮食供给微少，只有神策军供给丰厚，多少不均，难以进军开战。”
这时德宗手里是真没钱，就是想按照神策军的标准供给也做不到。
于是他派遣陆贽到李怀光营中安抚，顺便传召李晟参予商议粮饷供给的问题。
李怀光对二人说：“将士一个样与敌军战斗，而粮食供给却彼此不同，怎么能让将士齐心合力呢！”
陆贽没有发言，几次回头去看李晟。
李晟回答道：“你是主帅，得以专擅号令。我不过是一军之将，受你的指挥罢了。说到增加或减少军中衣食供给，自当由你裁断。”
李怀光听后一言不发，他既愿意两军供应不均等，又不希望自己下令削减神策军的供给，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同样搁置的还有对朱泚的攻势。
另外，李怀光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对神策军也不信任。
李晟曾多次要求攻打叛军，均被李怀光否决。这就可以看出，李怀光嫉妒的不光是神策军的物资，同时他还不希望神策军立更大的功劳。
反过来说，李晟作为李怀光名义上的部将，对主帅，甚至对整个朔方军都不放在眼里。
这种带有鄙视的态度，毫无疑问来自于神策军的地位，这是一种来自于嫡系对杂牌的鄙视，可以类比民国时期黄埔系将领对其他派系将领的态度。[3]
这时候唐德宗面临着一个窘境，朱泚叛军占据着长安，皇帝只能偏居于奉天。明明关中唐军占据优势，但李适指挥不动朔方军，神策军的李晟倒是愿意进攻，但兵力单薄没有胜算，双方形成了僵局。
另一方面，泾师之变爆发后对河北平叛的唐军大部分西调勤王，河北、河南、山东的战事也陷入了僵局。
此时朝廷明显没有能力两线作战，只能两坨叛军中选一个。
为了打破困局，唐德宗在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并发布了《罪己诏》，正式的名称为《奉天改元大赦制》，也称《兴元赦书》。
在古代让皇帝承认错误是很难的，大家会觉得有损天威。
一般来说就算皇帝有错，他心里知道，嘴上也不会承认，最多是用其他方式进行补偿。
中国历史上号召天下的罪己诏，大多数都是什么遇到天灾，类似大旱、水患、蝗灾之后，皇帝出来说两句，“这些事儿都是因为我没干好，得罪了上天，跟你们没关系，上天要是惩罚，也别惩罚老百姓，都冲我一个人来。”
例如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就因旱、蝗并至，发过诏书：“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能够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有错误的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李适这份《罪己诏》也是承认政治错误的诏书，他在诏书里把自己一顿贬。
说自己“继承帝位，统领天下，却把祖宗的庙堂都丢了，让自己沦于草莽之间。这是因为没有德化天下，现在思来想去，希望有所改正。所以把心里话开诚布公的讲出来，让天下之人都能看到。
紧接着又说到，“我虽然能力差点，但也不敢懈怠荒唐。可我长在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懂收种庄稼的艰难，没体恤征战的劳苦，恩泽没有遍及百姓，民情不能上达朝廷，导致大家心怀疑虑。而我却不知反省，发动了战争，致使各地骚动不安，大家都受尽了劳苦。人民流离失所，耕田多已荒芜，城邑化为废墟。
上有上天的谴责，但我也没省悟；下有百姓的愤怨，但我也不知道。因此京城发生了变故，万事失去秩序，九庙为之震惊。
我的错误，上连累了祖宗，下辜负百姓，这些罪责都在我身上，与其他人无关。
我悲痛之余，决定自去'圣神文武’的尊号，此后上奏朝廷的表章，不允许再写这个尊号了。”
再下面就是干货了，“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原都是有功勋的老臣，各自守卫藩镇。我安抚驾驭无方，致使他们疑虑畏惧。这全是因为上面无道而使下面遭受灾殃，是因为我丧失了为君的体统，下面人有什么罪过？
现我决定改弦更张，对李希烈等人连同他们所管辖的将士官吏等一切人都象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然因为朱泚而受到牵连，但相隔遥远，势必不能同谋，念及朱滔原是朝廷的有功之臣，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够向朝廷投诚，也给他改过自新。
至于朱泚，他有悖天道轮常，盗用名号与车服仪制，冒犯列祖宗庙，行径令人发指，我不敢赦免他。至于被他裹胁的将士、官吏、百姓等人，只要在官军开到京城前，脱离逆军，向朝廷投诚，一概赦免。
各军、各道奔赴奉天和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概赐名称作'奉天定难功臣’。加征的除陌钱、间架、竹、木、茶、漆等税，以及专营铸铁等项全部免除。”
从陆贽执笔的罪己诏可以看出，李适的言辞十分恳切，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对于远在河北的造反藩镇尽免其罪，仍令其镇守原地，一切待遇如旧，而对朱泚则区别对待不赦其罪，并声明朱泚身边的官吏一旦反正，一切不问。这篇罪己诏中除了表示自己愚钝，没有治理好国家以及要削减赋税之外，还暗合远交近攻之计。
想当初未遭泾原军变的德宗可是锐意削藩，甚至不惜为此兵戎相见，现如今罪己诏一出，河北藩镇因循旧制，起兵作乱之罪尽免。从削藩兴兵，到出召罪己，不过过了短短三年，心境之别可谓判若云泥。
《罪己诏》发出之后，确实起到了效果。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令后，都免去了王的称号，上表认罪。只有朱滔和李希烈仗着兵力强盛，拒不接受。但从地理位置上说，朱滔的地盘主要在北京附近，李希烈的地盘在河南的南部。
中间三个藩镇重新归唐，朱滔和李希烈都成了孤军。之后朱滔引回纥兵从北向南打，李希烈从南向北打，都被三镇联合唐军击败。[4]
《罪己诏》稳定了东部的局势，却没有缓解关中的僵局。
李怀光依旧在拖延进兵，与他一起驻扎的李晟不断上奏朝廷，表示李怀光安“阴与朱泚交通”，“反状已明”，但目前能够看到的证据也就是“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李晟是诬告，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好是可以确定的。
期间李怀光也曾向李晟示好，把军队抢来的牛羊分给神策军，但被李晟拒绝。
古代军队就地抢劫财物补充军资属于惯例，打起仗来不管是叛军，还是唐军都一样就地抢劫。所以才有“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说法。
意思就是土匪抢得还算比较轻，就像用梳子过一遍，总能留点东西；军队过境就像用篦子梳头，一趟过去鸡毛不剩。
神策军估计是不差这点牛羊，再加上李晟也想树立严明的军纪，拒绝了李怀光的示好，但也就意味着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回暖的迹象。
就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中，吐蕃作为一个外部因素被引进了这场乱局。那么吐蕃是怎么进来的，进来以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咱们下期接着说。
参考书目：
[1]、《唐德宗“奉天之难”研究》_王效锋；
[2]、《唐德宗“建中削藩”失败原因再探析》_王效锋；
[3]、《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_黄永年；
[4]、《兴元赦书对唐德宗施政的影响》_贾发义，魏玉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