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乾嘉间有三部著名历史考证著作问世，即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张舜徽先生云：“三家之书，内容不尽相同。钱氏详于校勘文字异同，训释名物制度，及纠正原书事实之讹谬；王氏重在典章故实之考证，亦间校释文句；赵氏偏于历史事实的综合比较。各有所长，相互为用。”比较而言，钱、王二书主要重在考证；赵书则重在议论，即在考证的基础上展开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形成寓议论于考证的特色。三书各有千秋，均为读史之津梁，而就其对后世及域外影响而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堪称独领风骚，尤胜一筹。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云：“此项作品，我以为最好的有两部：（一）顾亭林炎武的《日知录》卷八之十三；（二）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
赵翼（1727—1814），字耘菘，一作云崧、云菘、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赵翼在乾嘉时期，与钱大昕、王鸣盛并称史学三大家，与袁枚、蒋士铨并称诗坛三大家，为海内景仰，绝非浪得虚名。 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阅卷大臣原拟第一名进呈，乾隆帝钦定以原拟第一与第三名王杰互易，赵翼遂屈居探花。事后乾隆帝对大学士傅恒说赵翼“文自佳而殊少福相”，“文自佳”，这可是颇有文才的乾隆帝的鉴定，想来不至于是虚伪的盲许或谬赞。赵翼在京十八年，曾参与《国朝宫史》、《通鉴辑览》、《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史书的修纂，具有史才。乾隆三十一年（1766）冬，赵翼离京，外任广西镇安知府、广东广州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等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赵翼四十六岁，有感于“仕宦几家收局好”，决计辞官返乡终养，直至八十八岁去世，迄未出仕。在长达四十余年的里居生活中，赵翼吟诗订史，笔耕不辍。“老尚手一编，丹黄勘不置。……借遣时日闲，兼饫性情嗜。”《瓯北集》卷四十二《偶书》其一。“里居何物可消闲，依旧书生静掩关。……订罢史编翻自笑，干卿甚事苦增删？”《瓯北集》卷三十八《七十自述》其二十。均是真实写照。赵翼一生著作等身，收入《瓯北全集》的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陔余丛考》四十三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瓯北集》五十三卷，《瓯北诗钞》二十卷，《瓯北诗话》十卷、续二卷。总计七种一百七十六卷。  赵翼《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虽沿旧称二十二史标名，实际上包括《旧唐书》与《旧五代史》，是清史以前的全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其分卷考证情况为：卷一至卷三，《史记》、《汉书》；卷四卷五，《后汉书》；卷六至卷八，《三国志》、《晋书》；卷九至卷十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卷十三至卷十五，《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卷十六至卷二十，《新唐书》、《旧唐书》；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宋史》、《辽史》、《金史》；卷二十九卷三十，《元史》；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明史》。补遗一卷为《辽史》、《金史》、《元史》中人名、官名、地名的新旧译名对照表。清朝考史诸作，遍考二十四史者，仅赵翼《札记》一部而已。 考论史事，是《札记》的重点，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一部二十四史内容浩如烟海，如果事无巨细、东鳞西爪地漫说一通，那就会零碎杂乱，不着边际。赵翼则将考论的内容限定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也就是说，举凡朝政举措、军国大事、典章制度、朝代递嬗等可供兴衰存亡龟鉴的重要历史事件，都进入赵翼视野。帝王将相的个人品质与历史功过，昏君的骄奢淫逸，暴君的肆意滥杀，宦官的蠹国殃民，藩镇的飞扬跋扈，以及社会风气、习俗民情、地理沿革与掌故佚闻等，均在《札记》考论之列。对史料林林总总的钩玄提要，提纲挈领地构建起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框架，使读者在饱饫知识的同时，既兴趣盎然，又深受启迪。难怪晚清知名学者李慈铭在咸丰年间多次批阅《札记》后题云：“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粱稷也。”评价很高。 赵翼历史评论，无论归纳还是演绎，都以史实为基础，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为避免面面俱到，今择其有特色者简述之。 一、 创新意识。创新就是不落窠臼，推陈出新。这既是赵翼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灵魂，也是他史论的核心。赵翼《即事》诗说：“闭门宁厌寂寥居，乱帙纵横獭祭鱼。拙句点金成巧句，古书翻案出新书。”《瓯北集》卷二十七。翻案出新，最能别开生面。以南宋和议为例，南宋之亡究竟咎在和抑是战？宋儒重义理，以和议为奇耻大辱，慷慨陈词，力主北伐，恢复中原。在强敌面前表现出凛然风义气节，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但义理与客观现实并不总是一致。《札记》卷二十六《和议》云：“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这种对“真义理”的正确界定，潜台词是对假义理的否定。和议的决策者是宋高宗，他曾对赵鼎说：“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秦桧身任国事，是和议策略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对那些不担纲国策者说“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札记》对此评道：“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以当时实际形势而论，《札记》说：“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泗。”“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侂胄之首。”屡战屡败，最终均以和议而暂存。其后权相贾似道明知不敌元兵，竟违约邀功，囚禁元遣议和使者郝经于真州，终致“深讳议和”而导致亡国。《札记》因此而得出结论：“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其观点与历来论和议者相左，令人耳目一新。同样的观点，还见诸《札记》卷二十八《金以坏和议而亡》：“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之气，必误国事也。”《札记》卷三十五《明末书生误国》：“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历史上求和图存事例不少，战国时越王勾践兵败，辱身求和，最终灭掉吴国，即是显例。赵翼写诗与论史相通，他在七言古诗《漳州木棉庵怀古》中吟道：“昔人曾耻言和议，谓是偷安无志气。到此翻思秦会之，乞和未必非长计。”赵翼在南宋和议问题上的创新见解，言之有据，应当说是客观和公允的。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钱大昕也持相同观点：“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厥后张浚、韩侂胄志在恢复，讫无成功。及金人为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请绝其岁币，嗣是金人索岁币，连岁犯边。以垂毙之金，与宋决战，宋犹未能得志，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两大史家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赵翼《读史》诗云：“老来自笑犹闲气，动为前人抱不平。”替古人抱不平，也就是翻案，重新评价。这也是创新。怎样重新评价史书上已有定评的古人呢？赵翼慨叹：“闲翻青史几悲凉，功罪千秋少尺量。”史书上常有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记载，要另作公允评价，当然不能随意褒贬，由心予夺，必须有事实作佐证，并从总体上把握与考量，才能不失偏颇。如《晋书》对王导褒扬，比作管仲、孔明，而对陶侃则加贬抑，说他“潜有包藏之志”，即有图谋不轨的野心。赵翼对此大为不平，举出许多例证，指出《王导》、《陶侃》两传褒贬失当。再如对南宋赴金使者王伦，他“间关百死，遂成和议”的忠勇与功绩，他最终以身殉国，《札记》对他高度赞扬，而世人“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功臣而披恶名，被人为地无端钉上历史耻辱柱，赵翼指斥这是“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不可不急为别白也”。其他如《札记》卷二十二《张全义冯道》，对名实看似截然悖反的张冯二人的评议，从实际效益而不从义理教条，知人论世，饶有新意。《札记》卷二十四《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也卓然有识。 二、 比较论证。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显优劣，判异同。《札记》对于各史撰作的成败得失，往往通过史法与史实两方面的比较而作出恰当评价。如《南史》与南朝各史的比较。《札记》卷十《南史删宋书最多》记《南史》删《宋书》十之五六，是由于《宋书》“过于繁冗”。《宋书·邓琬传》“叙浓湖赭圻之战至一二万字，竟似演义小说，又如记功册籍”，“《南史》于此等处一概删削，有关系者则括数语存之，可谓简净，得史裁之正”。又如三国时魏、蜀、吴主都重用人才，但经过比较发现其用人方式各不相同：“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同中有异，概括得精要。再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改唐五代节度使、藩镇武人专擅一方的局面，启用文官牧民治事。这是政治上重大改革举措，究竟利弊如何？有的论者认为弃武重文是失策，开国即陷于弱，导致后来难以御敌，丧权辱国。赵翼则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仔细比较，权衡利弊后说：“自宋以文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从民生及社会安定着眼，其持论相当深刻，不同凡响。 三、 辩证观念。论人论事要辩证全面，防止片面走极端，这是《札记》知人论世的又一特点。对于魏晋六朝的九品中正铨选制度，其建立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不可一概否定，说得一无是处。赵翼认为，起初由中正品第人才之法“非不密”，“未尝不详慎”，中正亦多“矜慎者”、“秉公不挠者”，如“周馥理识清正，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褒贬允当”。然而日久生弊，后来“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良结果。这就是赵翼对“九品中正”的辩证观点。对于后世丑诋的武则天，《札记》既指出武后极其“残忍”的一面，又肯定武后极其“容忍”的一面，正反两方面大量事实的迭合，还原了武后的真实面貌。为了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武后的“残忍”与“容忍”相辅相成，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这样来理解武后，比片面地将武后妖魔化要高明得多。 对于《新唐书》的评价，赵翼也独树一帜。乾嘉时期学者，对《新唐书》多持批评态度。王鸣盛批评《新唐书》：“不据事直书以著其实，而舞文出入，强立多例，高下其手，故多所抵忤。”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新唐书提要》说：“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病，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所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邵晋涵的批评更为偏激，甚至说《新唐书》“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众口一词，《新唐书》几成众矢之的。真有那么糟么？赵翼在《札记》中用了五卷（卷十六至卷二十）的篇幅来讨论新旧《唐书》的得失，对《新唐书》有褒有贬，相当辩证。他从总体上肯定《新唐书》：“论者谓《新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此固欧、宋二公之老于文学……又得诸名手佽助，宜其称良史也。”对于“事增于前”，赵翼认为由于宋仁宗时“无虑数十百种”的大量旧籍记载问世，史料来源远胜于刘昫撰《旧唐书》时的五代，所以事增是必然的。而且“《新书》事增于《旧书》，非特于《旧书》各传内增事迹，并有《旧书》无传而《新书》增传者”。如穆宗宣懿韦后、武宗王贤妃、宣宗元昭晁后、懿宗恭献王后，《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均为补传。据赵翼统计，《新唐书》在《旧唐书》七十一传中，增加了九十二事，皆有关当日事势、古来政要、本人贤否，都是重要史实，不可不增。又于二十六传中，增加二十八事，均所谓“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可见“事增于前”，乃有得有失，且得大于失，并不“猥杂”。对于“文省于旧”，赵翼亦作客观分析。有增必有删。《新唐书》删节《旧唐书》的有关内容，并不流于“诘屈”。赵翼指出有“去取得当”、“移置得宜”诸长处，也有“不当删而删者”，“此则景文（指宋祁）之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轻重也”。对于《新唐书》的“书法”及删改唐代诏诰等骈体旧文，《札记》基本上予以否定，指出：“《新唐书》书法多可议者。”“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疏尚骈丽，皆载入纪传，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赵翼不惮其烦列举大量例证对《新唐书》作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评析，相当辩证，有说服力。 《札记》所论及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广泛，以上所举仅是其中荦荦大者，限于篇幅，不再殚述。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说：“（是书）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今人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评论《札记》“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时说：“此书精华，即在于此。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于《读通鉴论》，似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读廿二史论》或《读正史论》。”无疑都是很中肯的。 《札记》对于历代帝王荒淫无耻的行径有大量暴露，如《汉诸王荒乱》（卷三）、《宋齐多荒主》（卷十一）、《宋世闺门无礼》（卷十一）、《北齐宫闱之丑》（卷十五）、《海陵荒淫》（卷二十八）等，盈篇累幅，虽不乏借镜警示作用，但嫌过于滥冗。过多堆砌铺陈不堪入目的史料，极易造成视觉污染。《札记》卷二十八《海陵荒淫》批评《金史》取材不当时说：“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丑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札记》琐琐书之的内容更甚，此乃猎奇猎艳之过，实属赘笔秽笔。其他如封建迷信、因果报应、污蔑农民起义等历史性局限，也是《札记》的不足之处。 赵翼撰作《札记》，前后约费十年光阴。他在《再题廿二史札记》诗中说：“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诗作于嘉庆五年（1800），与钱大昕、李保泰作序年岁相合。而赵翼自作《廿二史札记·小引》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末署“乾隆六十年三月”。说明乾隆末年已成初稿初刻，其补订重刻则在嘉庆五年。 《札记》成书后，海内学者多知其事并予嘉许。钱大昕序云：“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李保泰序云：“阳湖赵瓯北先生……中岁即乞养归，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辑《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复卒读之。”可见李保泰亲闻亲见并亲自参加编校，是《札记》成书的共事者与目击证人，想来不会是凭空编造的伪证。大学士王杰（惺园）也读过《札记》，并因此而向赵翼咨询过有关问题，《瓯北集》卷四十三有《同年王惺园相公见余廿二史札记有感于前朝荆楚流氛事手书远讯敬赋奉酬》诗，即记其事。《瓯北集》卷四十四附李调元（雨村）诗《得赵云松前辈书寄怀四首》其三云：“寄来两部大文章，《札记》、《陔余》并挈纲。早岁腹原充四库，老年胸更展三长。”对赵翼的腹笥便便与才学作了充分的肯定。赵翼的《札记》与其所创作的诗歌，在内容上观点上息息相通，前述《和议》时已有提及，兹再补充一例。《瓯北集》卷二十八《访真州馆故地》诗：“汉代曾传雁足书，昔是虚言今实事。”与《札记》卷三十《郝经》所述史实完全一致。
（清）赵翼撰 曹光甫校点 定价：98 978-7-5506-3923-2 【内容简介】 《廿二史札记》为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读史札记，共36卷，所考实为廿四史，因其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看成是分别反映同一时代的史书，不予分开考证，所以称廿二史。作者意图在总贯群史，故对每一部史书，先叙述著作沿革，评价其得失；然后提出一系列问题，再以原书排比史事，考证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认识。其书注重经世致用，旨在探究“治乱兴衰”。内容充实，条理清晰，题目大多标新立异，有考有论，非一般读书笔记所能比拟。 【作者简介】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作耘崧），号瓯北，别号三半老人。常州府阳湖县（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清中期史学家、诗人、文学家。 【校者简介】 曹光甫，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审，校点过多部古籍，主要有《瓯北集》《瓶水斋诗集》《赵翼全集》等，《赵翼全集》于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  排版：小由 |
|
|
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