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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栅、营垒横亘于旷野之中，筑起隔绝生死的重重藩篱，深阔的壕堑如同带血的刀口割裂大地，而沟壑左右，便是天堂到地狱的距离！ 枪炮轰鸣、火焰燃烧，鲜血喷涌、呼喊哀嚎，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被拯救与毁灭包裹的夜晚，涌向硝烟弥漫中的孤城。  漫天箭雨炮石，遮蔽了穹顶的星辰，浓烟腾空而起，吞噬着暗淡的月光，攻、守双方所携带的巨大能量，在黑夜中肆意碰撞、剧烈反应，然后将安庆城北逼仄的空间，装点成散发着恶臭与死亡气息的人间炼狱。 整整一昼夜前仆后继的厮杀、连续十二次不计代价的冲锋，在付出上万条生命破开一道血路后，太平军中最精锐的战士，甚至一度看到最终胜利的希望。 然而1861年9月3日的安庆，英王注定要度过人生中最晦暗漫长的夜晚！ 当爆炸的轰鸣逐渐停歇，当燃烧的硝烟慢慢散尽，当无数血肉之躯化作烂泥中僵硬的尸体，当所有高亢或低沉的声音重新归于死寂，而咫尺之外的城垣，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天涯。  长夜将尽，战场正用沉默到令人窒息的方式，叙述着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在拼尽所有努力后，太平军针对安庆长达两年的救援行动，彻底宣告失败！ 安庆易手，英王陈玉成的一世威名已化为尘土，而输掉这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之后，湘军的致命利刃，第一次真正划向了太平天国的咽喉…… 战安庆：既分胜负，也决生死公元1859年，在先后攻克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九江两大重镇，并逐步控制了鄂、赣两省之后，湘军于当年9月水陆并举，兵分四路直趋安徽。  此次湘军东进，志在夺取安庆，这也是曾国藩“高屋建瓴、直捣金陵”的战略部署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以及这座城市在拱卫天京方面无可取代的战略价值，围绕安庆的争夺，必将成为湘军与太平天国提前上演的生死决战。 只是以天下之大，长江之长，双方交战时间之久，争夺地域之多，又为何独独安庆会成为最终的焦点呢？ 首先，湘军主力均是由武昌顺流而下时，雄踞长江北岸、扼控水路咽喉的安庆城，将成为其东进路上无法逾越的天险。 原因就在于此城所处的位置极为特殊，长江在流经安庆段后，形成由南向北的天然转弯，同时河道也开始急剧收束变窄，如此恶劣的航行条件，若不能彻底消除来自于岸上的炮火威胁，湘军船队的安全又将如何保障？  而选择陆地行军，当然可以避开安庆的阻挡，但以当时的道路状况和交通工具，舍舟楫而行陆路，东征的湘军数量如此庞大，又几乎横跨半个中国长途跋涉，路途艰险不说，部队的粮草补给、辎重兵械、人员的运输也都将极为缓慢和困难。 更何况将安庆这样的重镇留在身后，而贸然挥师东进，直接攻击天京，则随时都有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的可能，这是任何一个稍有战场经验的指挥官，都不会去轻易尝试的冒险。 正如曾国藩所言“安庆之得失，关乎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拿不下安庆，曾文正公对于攻克金陵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而湘军存在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对太平天国而言，安庆的存亡更是关系重大，此城在手，既可联结皖北捻军，又可保证皖南、皖北两地的畅通，而皖、赣诸省，甚至湖广地区的粮食，都可经由水路源源不绝的运抵天京。 最关键的是，在1858年失去重镇九江后，安庆已成为拱卫京师安全的重要门户和唯一屏障。  安庆一过，直至天京都再无任何临江而建的城市，加之当时火炮射程有限，且下游江面逐渐变宽，不能守住安庆，在缺乏水师的情况下，太平天国将彻底失去控制和封锁长江航道的能力。 “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总理天京政务的“干王”洪仁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维系政权存亡的关键所在，这绝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而恰恰是当时的安庆，对于整个太平天国重要性和唯一性的真实写照。 安庆的得失，实际上便左右了整场战争的胜负，更决定了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最终命运，而在这场生死之争即将上演之际，对战双方其实都无比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攻武昌：合取湖北，围魏救赵1859年后，由于太平天国战略重心东移至天京附近，造成安徽地区兵力空虚，因此湘军挥师入皖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顺利，在连续攻克石牌城、天堂镇等要塞之后，已从西面对安庆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而安徽在天京事变爆发、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之后，便成为英王陈玉成的势力范围，得知皖省告急，英王亲率十万大军由两浦紧急回援，但数度与湘军交手，战果并不理想，重镇太湖、潜山相继易手，陈玉成也被迫退守安庆。 皖北战局不容乐观，天京地区也因为江南大营的围攻，形势日趋严峻。而将京师安全置于首位的洪秀全，遂于1860年春下旨征调陈玉成兵团再次入京，以配合忠王李秀成所部，共解天京之围。 在陈玉成、李秀成联袂之下，解救天京的军事行动取得重大胜利，不仅彻底铲除了江南大营这个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忠王更乘胜东进，占领富庶的苏南地区，并于1860年6月，在天京东面开辟出以苏州为核心的苏福省根据地。 但陈玉成援京之后，安徽的形势却在不断恶化，先是安庆东北的重镇枞阳失守，随后“九帅”曾国荃统兵万人，进驻安庆以北之集贤关，湘军水师又在南面封锁住了长江航道，加上此前便已全面沦陷的皖西地区，至1860年5月，湘军战略包围安庆的态势已基本形成。  而随着太平军东征计划的顺利结束，战争的重点也势必由苏常地区再次转向西线的安庆。 1860年9月，针对皖省困局，太平天国决策层做出“围魏救赵”的重要战略部署：即以当时太平军中最强的陈玉成、李秀成兵团作为主力，分由长江两岸同时西进，预计在次年3月，两军会师于武昌城下，联手攻击曾国藩老巢，以此调动围攻安庆的湘军回援。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之下，“两路用兵，合取湖北”的西征计划，不失为解救安庆的一记妙招。 但遗憾的是，作为西征两大主力之一的忠王李秀成，在开辟出苏福省之后，便一直醉心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对于本属于陈玉成的安徽地区，既无燃眉之急，更乏关切之意，因此出兵拖沓，态度敷衍。 按照原定计划，9月时英、忠两军就应同时开拔，结果忠王以各种理由盘桓苏南，迟迟不愿动身，而援皖心切的陈玉成，只得在9月底孤身上路，率先发兵西征。  而直到英王出兵近两个月后，李秀成才在天王洪秀全的严旨催促、申饬之下无奈起行。 但一急一缓之间，原本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还未付诸实施便已宣告流产，而这样的不和谐，更令整个西征行动在开始之初，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生死间：功亏一篑与放手一搏1861年3月，率先出征的陈玉成，在连克霍山、英山之后，于18日袭破距武昌城仅仅二百余里的黄州。 因湘军远征，武昌的守军不足三千人，省府官员惊闻“发逆”大军将至，纷纷仓皇外逃，若英王能当机立断，必将一战而功成。 但此时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却远赴黄州军营，以维护英国在汉口的商业利益为名，阻扰陈玉成进攻武昌，并扬言若太平军不听“规劝”，停泊在长江上的大英炮舰，将因为维护自身安全而被迫向太平军开火。  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 巴夏礼 年轻的英王缺乏外交经验，与洋人周旋之际，对于“动武”的恐吓难免心存疑虑，加上南线的李秀成兵团又迟迟不见踪影，因此在武昌已唾手可得之际，轻易便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甚至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的机会。 要知道，两湖地区是湘军传统的兵力来源之所和后勤保障基地，如果攻下武昌，对远在皖省的湘军而言，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另外，参与围攻安庆的湘军二号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对于保卫武昌负有守土之责，必然会在第一时间调兵回救（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而丢失湖广首府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和舆论压力，也必然会是“罪魁祸首”曾国藩所难以承受的。 即使明知太平军“围魏救赵”的意图，在武昌须臾沦陷而安庆又不知何时得手的情况下，湘军主帅很有可能在朝野内外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被迫撤军回援武昌，如此，安庆之围将不攻自破。 至于英国人可能的报复，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在形势尚未明朗之际，英国绝不会贸然卷入这场中国人的内战之中。 而巴夏礼的威胁，也无非是要保住英国在租界的既得利益，只要太平军承诺攻下武昌后，赔偿相关损失并维持租界的原有状态，英国大概率会接受武昌易手这个既成事实。 洋人所谋是钱，而湘军要的是命，孰轻孰重、如何取舍，这么简单的选择题，英王陈玉成却在人生最重要的考试里，匆匆交上了白卷。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冒着和英国决裂的风险，也绝不能放弃攻打武昌的绝佳机会——安庆沦陷，陈玉成就是无根浮萍，太平天国也必将死路一条，既然如此，那还考虑什么武力威胁，大不了玉石俱焚，一了百了！ 安庆之战，如同对阵双方倾其所有的一次豪赌，输赢的代价，绝不仅仅是一座城池的得失，而是陈玉成和曾国藩的未来，以及湘军与太平天国的生死存亡。 关键时刻，曾经纵横捭阖的英王退缩了，而赌桌的另一头，湘军主帅曾国藩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截然不同！ 早在1860年12月，曾国藩驻跸皖南祁门以督战安庆，恰逢西征的忠王李秀成率军途经此地，在困守一隅、随时可能城破人亡的情况下，湘军主帅甚至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却仍严令围困安庆的胞弟曾国荃，不得撤军南下救援。 次年3月，英王兵临黄州，大军压境、省府告急，湖北巡抚胡林翼心急如焚、吐血不止，曾国藩却丝毫不为所动。  更有甚者，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京师岌岌可危，咸丰帝下旨征调湘军第一悍将鲍超领兵北上勤王，而此时安庆之战正如火如荼，曾国藩担心分兵影响围城，在朝廷多番催促之下均敷衍搪塞，最后实在拖延不过，便上奏要亲自挥师入京，只是路程遥远，信件往来之间，恭亲王奕䜣已及时与洋人达成了和议，咸丰这才作罢。 对同僚心狠、对自己绝情，甚至连皇帝的生死安危都可以置之不理，曾国藩押上前途、未来和身家性命，赌的就是湘军一定会拿下安庆！ 这样的孤注一掷，陈玉成不敢想，也做不到，破釜沉舟与临阵退缩之间，胜负的天平，其实已悄悄在向湘军倾斜。 论成败：天国双璧却貌合神离北路的陈玉成无功而返，可能是英王顾虑太多，而南路的李秀成，情况却完全相反。 忠王自天京发兵之后，就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统帅大军在长江南岸闲庭信步，既不急于赶赴武昌，更在途径祁门时，浪费了围歼湘军主帅曾国藩的天赐良机。  等到1861年6月，忠王大军终于兵临武昌城下时，久候援军不至的英王陈玉成，早在三个月前便已挥师折返安徽战场。 贻误战机已是不该，但忠王若想亡羊补牢也并非没有机会，此时安庆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李秀成如果能及时领兵投入安徽战场，那到时成王败寇犹未可知。 然而安庆存亡完全无关忠王痛痒，见陈玉成兵团已然离去，李秀成更加无心攻打武昌，转身便带着此次西征时从皖、鄂、赣诸省新募的数十万人马，浩浩荡荡且心安理得地返回江浙大本营而去。 “合取湖北”计划的功亏一篑，与其说是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倒不如说是太平军高级将领固步自封、小富即安的心态使然，往深层次说，是太平天国根深蒂固的内讧基因在暗中作祟！ 早在1856年，其时太平军攻克江南江北大营，军事达到鼎盛，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却因为争权夺利，而爆发血腥的“天京之变”。 天京事变：北王韦昌辉夜袭东王府 世俗皇权与宗教神权碰撞的结果，是太平天国高层的四分五裂，是数万精锐老兵成为刀下冤魂，是帝国战神石达开的负气远走，而正值巅峰的太平天国却在内讧之中轰然倒塌。 “天京事变”结束后，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元老将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陈玉成、李秀成为首的新生代将领却得以快速崛起，而号称“天国双璧”的英、忠二王，也逐渐成为整个太平军中最具实力的代表。 两者也曾互为声援，同气连枝，更联袂奉献了诸如三河镇大捷、二破江南大营这样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胜利。 但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加上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肆分封王爵和藩地，使得陈玉成和李秀成都逐渐意识到，只有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军队和地盘，才算真正拥有了无法被取代的实力。 因为狭隘的畛域之见，“占山为王、拥兵自重”成为所有手握实权的太平军将领必然的选择，至于地盘之外他人的存亡，当然不值得自己去拼死拼活。 而“划地为界、自成一统”的思想，更加明显的反应在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军方实力派身上，更由此导致英、忠两大军事集团，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倾轧，彼此冲突。 当然，英、忠二王的关系，还远未达到像“洪杨兵变”那种你死我活的地步，二人之间也并没发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内讧”，但作为当时太平天国中最优秀的统帅、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在关键时刻，二人却处处透着不和谐。 1859年8月，北王韦昌辉胞弟韦俊弃守武昌，辗转在安徽地面徘徊，谁知在池州被杨辅清（东王杨秀清族弟）不断刁难，不得已准备北上渡江投靠李秀成。 然而节制皖省的陈玉成获悉消息，深恐忠王因此势力壮大，严令韦俊不得渡江并率军阻拦，二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随即双方人马在和州地界大打出手，而“和州械斗”不仅造成数千太平军伤亡，更将天京事变后走投无路的悍将韦俊，逼着投降了清军。 1860年5月，江南大营告破，此时安庆围困正急，而忠王却无视西线的重大隐患，执意要众将合兵东征苏常，最终，李秀成如愿拿下了苏福省，却留给陈玉成一座四面楚歌的安庆城。 再复盘救援安庆的全过程，忠王“出工不出力”的表现，实际上正是一种变相的“内讧”，也是当时太平天国两大军事统帅——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之间，为巩固各自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场博弈。 太平双子星，本该联手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却因为军队、战功、地盘、盟友而暗生龃龉，二人虽无明争却难免暗斗，而这种藏在皮囊之下的不和，远比真刀真枪的伤害更加可怕！ 遗憾的是，当时的太平天国，没人真正汲取天京事变的血泪教训，也没人领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英、忠二王的貌合神离，在暗中持续发酵、不断放大，终于在保卫安庆的重要时刻，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1861年9月3日，英王陈玉成最后一次救援行动失败，两日之后，安庆陷落。守将叶芸来及一万六千太平军将士全部阵亡，城破之日，曾国藩下令屠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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