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C刊最爱用的100个前沿知识点.pdf（直接打印版！）

木铎｜今晚7:30直播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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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期已过半，除了把握好实务训练和日常的背诵复习外，专题和热点积累也需尽早提上日程：其一，帮助自身搭建尚未成体系的新传框架进一步形成树状图谱；其二，有意识地输入是确保后期持续输出的关键。

下面期刊班学姐将根据历年各大新传院校考频风格和考察重点，从《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编辑之友》《新闻界》《新闻与写作》等17大新传C刊栏目中，摘取出现频率最高、契合新传学界研究热点、极高可能成为今年考点的100个前沿知识点！🥳Ps：打印版滑到文末领取～

创新扩散模型是对创新采用的各类人群进行研究归类的一种模型，它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在创新面前，部分人会比另一部分人思想更开放，更愿意采纳创新。这个模型也被称之为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人或其他采纳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时间或事物。”创新扩散被定义为以一定的方式随时间在社会系统的各种成员间进行传播的过程，包括了解、兴趣、评估、试验和采纳五个阶段，罗杰斯把创新的采用者分为革新者、早起采用者、早起追随者、晚期追随者和落后者。创新扩散模式是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之一，为“传播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应用原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交往理性由哈贝马斯提出，源于人类主体认知和掌握客观自然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人的经验主体对物质客体的一种静态的、单向的、宰制性的关系上。而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实践时运用的理性、在生活中操作中运用的理性却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可之上，这种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之间互相理解的达成，立场和观点先行并非“交往理性”中包含的姿态，只有在真诚、平等、理性的沟通中，双方之间才能够达成交往理性，才能获得对对方的真正理解，也才能真正地说服别人。

工具理性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指个人对于目标利益的追求胜过一切方式与手段。也就是说，个人的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以行动借助理性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如今“流量为王”时代背景下，新闻生产者在算法推荐机制的激励下，为获取受众关注赚取利润，在新闻制作过程中会存在忽视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算法推荐解构了传统新闻选择的价值标准，突出强调新闻价值要素中的趣味性，这种逐利心理与受众趣味的片面迎合使得新闻逐渐丢失公共性。

价值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追求功利的动机、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而是相信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观实体，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

社会认知理论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其基本出发点是，人类活动是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及其他个体特征、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这三种因素交互决定的。以上三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既不会同时发生，强度也不尽等同；此外，它们对彼此的影响也不会即刻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素之间的双向作用才会逐渐得以发挥。基于这一理论出发点，人既是环境的塑造者，也是环境作用的产物。

个人的主体因素包括：行为主体的生理反应能力、认知能力等身心机能；行为因素包括：动机、学习进展；环境因素包括：指导，反馈。

认知评价理论由德西和莱恩在 1975 年提出的，又称为自我决定论，是指人对客观事件、事物的看法和评判。他认为控制行为的外部强化无视个人的自我决定，促使人们把自己的行为认知为是由外部所决定的，因此导致内在动机的降低，使本来具有内在兴趣的活动必须依靠外在奖励才能维持的行为。认知评价理论提出了“内在激励”的概念，也称为内在激励理论。其中认知评价是关键因素，即人们对于情景因素是支持行为或控制行为的一种心理评价。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早见于法国学者拉图尔《行为中的科学》，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和拉图尔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该基本理论研究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的异性网络，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整个过程中产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并试图对技术的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进行整合，把技术的社会建构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建构扩展。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拉图尔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观念，强调关系性的思维，描述了一种动态的关系。该理论对我们扩展科学研究的视野，明确未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1960年美国学者克拉帕在《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选择性理论，三者是一个由外向内递进的、有机统一的整体。选择性理论认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时，并非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和内容，而是倾向于接触与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的媒介或内容，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与自己既有倾向相悖的媒介或内容，以便与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相互协调。该理论表明传播过程中译码活动的复杂型和多样性，对传播者提高传播效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可供性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主要包括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分支。这三个分支又各自包括诸多方面。生产可供性主要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主要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主要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媒介可供性为我们研究媒介的功能和意义提供了分析框架，是我们理解社会、技术、文化等的重要视角，它让我们得以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和媒介自身的属性出发，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

新媒体中的用户，也是被“媒介化”的人。新媒体所营造的时空，成为他们新的生存时空。他们以各种方式营造着自己的媒介化形态，为了在媒介时空中体现存在感，他们也可能会改变自己在现实时空的行为。现实化生存与媒介化生存两者互为映照，相互指涉，相互干扰。而数据、算法将人变成了可量化、可计算的对象，这也可以说是人的另一种媒介化。

符号互动论是一种侧重于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的理论流派，又称象征互动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对于诸种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从这种互动中寻找。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是：事物本身不存在客观的意义，它是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赋予的；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来应对事物；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可以随着社会互动的过程而发生改变，不是绝对不变的。

狂欢理论，由巴赫金在 20 世纪 60 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概括而言，巴赫金的狂欢范畴可以归纳总结为两个层面：一是强调全民平等自由参与的主体；二是强调俯就颠倒且粗鄙戏谑的广场形式。在这里，巴赫金的狂欢式强调的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平等自由对话的内核：通过全民化的对“国王”的戏谑式狂欢，底层与上层实现了一种暂时但平等自由的对话。随着时代的发展，狂欢理论逐渐渗透到大众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如今互联网平台上亦经常可见狂欢效应。

集体行为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提出的。他认为集体行为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人们在参与集体行为时通常表示出对某种行为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并表现出类似的行动，这种共同的态度和类似的行动是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通过彼此情绪的感染而形成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大规模的无组织行为，其性质可概括为：由人群的狂热性所驱使的、无组织、非理性的短暂的社会互动行为。集体行为受群体情绪感染，可导致行为越轨，易引起社会动乱。

“互动仪式”这一概念是由欧文·戈夫曼提出的。他认为互动仪式是表征意义的程序化活动，这类型活动促进了群体的互动和团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人们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常规仪式，个体总是在他人面前进行表演，从而内化并体现社会规约于个体的共同价值。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它看成是对集体道德价值的重复表达和强化。

此后，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互动仪式理论。他认为互动和情境是紧密相连的，一切互动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情境，情境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值得注意的是，群体的身体在场是互动仪式发生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社会性媒体的出现，人们在网络情境中越来越能体验到如同现实情境中的互为主体性和情感能量。

“凝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凝视指携带着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观看方法，观者多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的主体和欲望的主体，被观者多是“被看”的对象，也是权力的对象。看与被看的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但在多重目光的交织中，主体与客体的地位又面临着转化的可能。因此，“凝视”导致了“看”的行为过程中产生复杂和多元的社会性、政治性关系。

数据新闻，又叫数据驱动新闻，是指基于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新型新闻报道方式。数据新闻是在大数据的技术背景下产生的，是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报道形态，是数据技术对新闻业全面渗透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从广义上看，数据新闻是在大数据时代新闻学发展形成的新领域，它代表未来新闻业发展的一大方向，其特征包括：以服务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特殊的软件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形象、互动的可视化方式呈现新闻。

精确新闻学也称为精确新闻报道、精确报道，由美国学者、记者菲利浦·迈耶在1971年最早提出来的，是指记者在采访新闻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报道新闻，以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精确新闻学，先是于20世纪70年代风行于美国新闻界，后影响到世界各国新闻业。80年代，我国新闻界也开始吸取和运用这种新闻报道理论和方法，从而大大丰富了新闻报道方式并进一步提高了新闻报道质量。

数字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研究范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其将“数字性”作为组织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核。“数字新闻”既意味着新闻学研究必须围绕一种在内容载体、分发渠道和消费场景等方面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新闻”展开，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深入技术哲学的纹理，看到从“传统新闻”到“数字新闻”的转型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

液态新闻学反映了新传播形态下新闻业的核心特征，即多维度的快速变迁。首先是记者身份的“液化”，记者的身份和角色不再是相对稳定的，而是在新闻过程中表现出在职业记者、公民记者、社会大众之间不断转换的特征；其次是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液化”，一方面体现为新闻信息与信息控制的边界正在液化、弥散，另一方面体现在职业与非职业社区在新闻生产到协作性新闻策展的变化过程中，新的新闻信息的生产及流动形式正在被共同创造中。“液态”的新闻业意味着新闻业身处“液态现代社会”，意味着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己的方式生产和使用新闻并借此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

发展传播学，也被称为发展新闻学，起源于勒纳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发展传播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媒介必须服从、服务和促进国家发展尤其经济发展。发展传播学基本观点：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的发展，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历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与痛苦，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有守望环境，参与决策和提供教育的功能；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支援国家建设；发展中国家应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权，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

计算传播是指数据驱动的、借助于可计算方法所进行的传播过程，而分析计算传播现象的研究领域就是计算传播学。正如王成军教授所言，计算传播学是计算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关注人类传播行为可计算的基础问题，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或法则，并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以及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到新闻学研究、数据新闻和计算广告等场景。从传播学科发展边界来看，计算传播学的建设体现了新文科的发展方向，即新闻传播学与计算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开辟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试验田”。

具身传播强调身体本体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要求身体必须在场，能够对在场的其他物事物产生影响，并与在场的其他身体发生作用。简言之，具身传播即有人的身体参与传播过程与活动的传播形式，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肯定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收过程中的物质性地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技术包裹下的传播与身体叙述问题；二是承认身体观念在意义生产与维系中的基础作用。

从文字传播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早期，人类传播越来越呈现出离身化的特征。但随着媒介技术全面渗透并嵌入人类生存环境以及对时间和空间形式的改造，身体这一基础性要素在传播实践中变得更加重要，具身传播正在体现为一种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交互生成关系。在未来的元宇宙中，技术嵌入身体实现人机交融，身体对接到虚拟场景中，具身传播将回归常态化。

美国国家科学院指出，风险沟通是在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止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风险传播源于现代化过程，始于人为决策、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9 ·11事件”以来，风险传播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有效的风险传播能够快速提高人们应对、防范突发公共事件危害的意识和技能，消除无谓的恐慌情绪，保持社会稳定。

根据罗杰斯的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其研究议题涉及广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也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这一定义反映出研究者明显的社会学研究视野和倾向，关注个人、健康、社会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以“提高大众健康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罗杰斯认为健康传播是以传播为主轴，藉由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这四个层次是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广义来说是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各类公众之间的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认为科学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主要的研究问题是使用何种传播手段克服障碍(包括各种迷信和神秘主义)，更有效地传播科学，以获取公众对科学的赞赏和支持。新兴的科学传播研究则坚持：科学传播是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及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就科技内容进行双向的平等的交流过程。

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基本主体是国家，此外还包括：国际机构、超国家机构、同盟或地区集团、跨国组织或运动、国内各种集团或组织、个人。国际传播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因为它与国家或民族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跨文化传播，指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其三个因素是：认知要素、言语语言与非言语语言，主要关联到两个层次的传播：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历史文化现象，又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重要技能，也是各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繁荣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场域”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些位置的存在与该场域中的权力资本密不可分。他在《关于电视》提出的“新闻场”，阐述到“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场域”理论发展了卢因关于“场”的研究，用关系的角度来对社会进行理解，理清某一“场域”中复杂关系对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

脱域是由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理论，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通俗来说，就是人们可以在各个生活场景中切换身份，来去自如。这种虚拟和现实的矛盾感让毫不费力地窥探他人的生活状态又能全身而退，在这样的情境下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不用为现实负责。脱域这个概念很抽象，简单理解就是人们可以脱离固定的场所，实现与他人的交流，连接。像直播，人们可以脱离固定场所就和屏幕上的人沟通交流，像vr，可以虚拟置身于新的场景。

“把关人”是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一卢因在研究群体中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的一个概念。50年代，怀特将这个概念应用于新闻研究，提出了新闻传播的“把关”过程模式，怀特认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给受众的新闻或信息只是少数。“把关人”既可以指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也可以指媒介组织。新媒体时代，把关人角色趋向多元化，把关节点也从“事前把关”过渡到“事后把关”，把关程序也逐渐趋于简化。

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戴维森教授在《舆论学季刊》发表了《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论文，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说，他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会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对“他”人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与传统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如“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等不同，“第三人效应”更多考虑的是一种“间接影响模式”，而不是直接考察媒介信息对受众态度的影响。即受众先判断他人是否受到媒介信息的影响，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相应的行为。

沉默的螺旋理论最早出现在1974年德国社会学家诺依曼于《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后在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做了全面概括。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优势”意见方的扩大造成另一方的沉默，这种沉默趋势像螺旋一样慢慢扩散；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影响人们的感知。

新媒体环境下，意见气候更易走向非理性，更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从近几年的网络舆情发展态势来看，网络公共事件往往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共同作用下,走向关联化和序列化，产生叠加效应,强化了意见气候。

“培养”理论由格布纳提出，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对人们认识现实世界发挥着重大影响，由于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和价值的倾向性，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信念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乖离，它们更接近于媒介的“象征性现实”而非客观现实。传播媒介对人们现实观的影响是一个“培养”过程，即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记录和传播活动，潜移默化地提供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共识。“培养”理论特别强调“描述日常生活的电视剧”所产生的“培养效果”。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实时性、交互性，受众可以亲自参与到网络虚拟环境的构建过程中，媒介内容和展现方式会根据受众需求的反馈而进行调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大数据时代是“受众决定媒介”。同时，大数据时代的精准推送，能够帮助受众把注意力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极大地满足了受众不同时空的个性与需求。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

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技术赋权受众，传播权力下沉，“自下而上”的网民的自我设置与选择作用越来越强，网民间联系的加强有利于某些议题迅速、广泛地扩散，议程设置的内容也更加多元，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设置议程。

“知沟”理论是关于信息社会中大众传播与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理论，由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于1970年提出。这一理论假说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知沟”理论提出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

数字鸿沟起源于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发表的一篇题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是指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体、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之间，在信息通信技术( ICTs) 的使用机会和许多活动中的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的隔阂。

后来的学者将数字鸿沟概括为：A（access）——人们在互联网接触和使用方面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条件上的差异；B（basic skills）——使用互联网处理信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差异；C（Content）——互联网内容的特点、信息的服务对象等更适合于哪些群体受益；D（Desire）——上网的意愿、动机、目的和信息寻求模式的差异。数字鸿沟问题是传统的“知沟”和“信息沟”问题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的延伸。

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这些原则来自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的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在新闻报道中，框架的存在是一种必然。新闻框架作为媒体为新闻事件定性的主导性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作出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称为框架效果。

新媒体对传统新闻框架的重构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报道理念和报道形式。传统媒体聚焦的事件是媒体想要呈现给受众的，没有被“照亮”的信息我们便不得而知。传统媒体讲求的是深度，而新媒体所秉持的是时效性。同时，新媒体上较多的新闻源的出现，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只有一个新闻源的情况，媒体可以根据受众对话题的热议程度来决定下一步的报道方向。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使用与满足实际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即身边必须有可接触的媒介，如果不具备，受众就会转向其它替代性的满足手段；其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的评价，它是在以往媒介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接触媒介的方式已经从“接受媒介”到“控制媒介”，即人们与媒介的接触变成一种对媒介的控制行为，同时互动打破简单的线性模式，将“使用与满足”的过程拓展成“信息→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媒体→传播者”的链环式。

数字政府是政府办公流程的数字化以及政务处理的电子化，是在数字信息环境下，依托数字信息技术进行服务、决策和管理的政府，是各方数据的融通，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服务，是真正体现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在制度上对人民民主、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进行保障。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标提出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建设数字中国。数字政府也是一个平台型政府。

政务新媒体，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新媒体平台开设的政务账号或应用，它可以看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政务新媒体采用更接地气的表达形式，在传递政府声音时摆脱了说教式的灌输，注重通过鲜活的案例、个性化的形态传递信息，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内容，强化了其发布、传播、互动、引导、办事等功能。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开通各类政务新媒体账号，有利于及时、正确地引导网络舆论，在社交媒体平台增强主流舆论的覆盖力度，树立政府的公信力，传递正能量。

“四全媒体”是2019年1月25日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面对媒体格局新变化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这一概念首次对全媒体时代下的媒体形态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予以了十分形象的阐释，明确指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目标。

全程媒体，即要求信息内容的高度时效性，媒体对事件的传播和发布要贯穿事件发生的全程过程；全息媒体，指的是AR、VR等新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极大提升受众对于事件的感官体验，增强事件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全员媒体，即互联网环境下，广大受众都可以参与到内容传播的过程中，受众对于信息接收和发布的主动权将不断提高；全效媒体，指的是效能、效果、效率，随着5G、4K等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的传播效率将更高，效果更好，媒体的影响力也将显著提升。

这是在当前新兴媒体蓬勃兴起，新兴媒介形态层出不穷，并对传统主流媒体造成冲击的背景下提出的，指的是在互联网新传播生态下，在国家媒体体系和媒体格局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由党委直接领导，以严肃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以互联网为载体并遵循“互联网逻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流受众，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的媒体，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建设者。主要包括党报、党刊、电台、电视以及由其开办的各类新兴媒体所组成的矩阵。

主流话语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反映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念和思维的言说及表达方式。任何社会都需要核心价值观念，其构成了一个民族或国家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道德基础。

主流话语的传播，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以各种形式的话语依托，告诉人们什么值得提倡、什么坚决反对，在引导与沉淀中形成全社会的共同信念。技术赋能之下，互联网空间的叙事规则与传播方式被改写，当前主流话语传播中最大的“痛点”是传统意义上的“渠道中断”和“渠道失灵”，新媒体平台具有去中心化、智能化与社交化特征，正在消弭传播版图上作为中心的媒体、城市、精英与处于边缘的大众、乡村、草根之间的距离。

媒体融合是指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汇聚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是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必然之路。社交媒体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平台，是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媒体融合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新旧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深度融合。

总书记于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四力”即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加强传播四力建设是媒体融合实践新的着力点，也是党中央在深化宣传工作思想规律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任务和新要求。传播四力包括：传播力，是把新闻舆论信息传递扩散出去的能力，是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基础；引导力，体现在引领公众舆论的过程中，导向正确是新闻媒体发挥新闻舆论引导力的前提，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担负起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是四力的核心；影响力，是指媒体要影响主流人群、代表主流意识、传播主流新闻，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是新闻舆论主体安身立命的根基，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

“走转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中宣部等五部门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该活动是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旨、履行新闻工作责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作者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走基层，即“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转作风，即俯下身弯下腰才能与百姓心贴心；改文风，即“短、新、实”为新闻报道添“魅力”。

三贴近包括：贴近实际，指新闻工作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真正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把建设和反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作为新闻工作的中心；贴近生活，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中，把新闻报道的视点对准生活，使新闻工作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贴近群众，指新闻工作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反映群众的真实感受，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为群众提供想看爱看、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贴近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也是新闻报道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达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并牢固占领舆论阵地的法宝。

元宇宙的概念最早于1992年由科幻作家斯蒂芬森在其著作《雪崩》中提出，是指一种融合多种新技术而呈现出的虚实相融的社会生态，其根植于现实世界，但又与现实世界相互平行、相互影响。元宇宙集合了VR、AR、物联网等多种新兴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媒介传播形态，超越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内容承载形式，将人的感官无限延伸，打破了时空，实现了物理世界中的人与数字世界的连接，以一种具身传播的在场感使用户实现与虚拟场景的交互和沉浸式体验。在未来的元宇宙中，技术嵌入身体实现人机交融，身体对接到虚拟场景中，具身传播将回归常态化。

ChatGPT是美国OpenAI公司于2022年11月开发并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使用基于GPT-3.5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并强化学习训练，能够实现与用户之间连续性的互动交流，可以回答用户的各种问题，拥有强大的语言组织能力，为用户带来超出预期的交互体验。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连续的人机协同。以往的聊天机器人往往是即时性的，无法与用户进行长时间的连续对话，对于用户此前下达的指令没有记忆和学习功能。而ChatGPT则可实现连续性的人机协同，用户可以在个人账号中保存人机对话记录，并基于该记录达成长期连续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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