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冯博 采访 | Money酱 编辑 | 钱种树 来源: 码路对面 步入中年,一些强反差的职场故事变得越来越多: 一个大学学了4年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毕业后勤勤恳恳做了10年码农,本以为他这辈子都要和代码为友。 有一天,他的朋友圈开始频繁推送“养老金,现在开始攒起来吧”,“出门旅行,你需要这份意外险”,当你们再度联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保险代理人,你成了他的潜在客户。 另一个大学学国企工科专业的朋友,毕业10年后,突然打电话告诉你他打算开个超市做买卖。 大学毕业10年后,35岁左右的你,成了别人口中的“中年人”,它仿佛也将职业生涯划出了一道分界线:
远在美国硅谷的朋友也无法理解,“35岁”这个年龄,为什么会成为国内互联网乃至更多行业的从业分水岭。 造成职业环境差异背后的原因集中在两点: 第一,劳动力稀疏(硅谷)VS劳动力密集(国内) 第二,工作可替代性低(硅谷)VS工作可替代性高(国内) 据此,如果画一个“卷”的方程式,可以是这样: 人多、工作壁垒低,意味着要拼体力、拼加班、拼熬夜,甚至拼职场演技,这样的环境简直是滋生职场卷王的温床! 这届中年人如何从中获得解放?需要引入另一个元素——工作价值的有意构建,也可以说是工作壁垒的打造。 码路对面(ID:codeside123)推出【职场变形计】系列,寻找到跨越过中年危机的人士,分享他们在职业生涯的观察和抉择过程,第一期嘉宾: 常垒资本管理合伙人 冯博 曾在中国IBM、Oracle有长达6年的销售以及业务经历,2015年进入股权风险投资机构。 和同样处于不惑之年的同学、朋友相比,冯博的职业转型思考起步更早,他认为:
这两种“核心”的贴合程度越高,你就可以成为这家企业的“高手”。
多数人没搞懂自己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这个前提,就容易成为企业的“螺丝钉”,日复一日地转动,直到生锈、耗费年华,最后无力地选择“躺平”。 一起看看冯博自述的职业生涯,或许能给迷茫的你带来一些启示: 我是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基金合伙人,有幸“躲”过了很多朋友正在经历的职业中年危机,现在的工作依旧能让我实现自我价值,并充满热情。 我也见证了一些朋友们所处的职业状态,他们在40岁左右的年纪,依旧没有从工作中获得一份安全感,担心被裁员、担心位置被新人替代,在惴惴不安之中和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一起“骑驴找马”寻下家。 曾经,我们都在同一起跑线,我们共同在外企打拼,一起努力奋斗,年轻的时候都做过大企业的“环节高手”或骨干,但进入中年,我发现朋友们的职业类型变得“丰富”起来,开始跨界做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状态也变得非常不稳定:
相比而言,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职业选择,到了中年,整个人的状态还处于一种“上升期”。 回过头来看,让我和一些朋友同学状态拉开差距的,正是人生中一个个的选择节点。 在职业线方面,我经历了3个阶段和抉择点: ①不需要思考的流水线阶段:我高中毕业于省重点,大学考进985学校,硕士在美国就读,之后在美国微软做技术工作。在这个阶段,我对人生并没什么思考,只隐隐约约觉得以后人生需要有所不同。 ②毕业后的地域选择:在国别上,我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城市方面,我选择去一线城市,这两个选择对我的人生走向至关重要。 ③工作选择:回国后,我加入了IBM这家大型外企,大企业的特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把员工培养成环节高手。 我也可以选择一直在外企做好一个流水线的环节高手,但我在大企业意识到2个问题: 第一,外企在中国的核心业务并不是研发和技术,而是销售。这也让我萌生了转型的意识,我从技术岗位转到了销售岗位。 第二,我观察到IBM里几乎没有50岁以上的人,如果你看到了45岁以上的人,他们可能都是管理层,员工基层基本全是年轻人。这让当时的我意识到外企不养老,他们并不需要年纪很大的人去做深度性的研发或销售工作。 如果一个企业里面大多数员工都是年轻人,说明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对年龄的宽容度相对较低,如果不事先做好规划,“中年危机”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这两点“觉醒”,让我萌生创业的想法。 曾经大厂的“环节高手”,出来创业举步维艰 2014年初到2015年末,我连续做了3次创业尝试。 第一个项目做的是空气净化器,后来相继做了2次创业尝试,一次做了海淘,一次做了数据库服务的项目。但这几个项目接连失败,因为创业,我损失了100万。 我不禁思考,为什么自己这个曾经外企的“环节高手”,独立出来做别的事情就不行了呢? 我做了深入的自我复盘,得出的结论是:创业不能跨行。一旦跨行,你就回归成这个行业的小白状态。如果以前你在外企还算一个“环”的高手,那么跨行创业甚至连一颗“珠子”都不是,得要多少颗珠子才能穿满一条线? 复盘思考后,我意识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内核”——计算机。我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加上在IBM和甲骨文的经历,一共有12年都在和计算机、新技术打交道,一般人在计算机上打不过我。 虽然我几次创业都没有成功,但很庆幸自己没有继续砸钱填补窟窿,止损很关键。而我有的朋友甚至卖房创业,这个风险非常大,这就相当于把资产变成现金,再把现金流入到了一个新的资产,然而这两种资产的属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低风险一个高风险。 话说回来,这时候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择期:要么回外企继续做销售,要么再想想别的办法。 正好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上市公司,这个公司要做一个CVC基金,缺一个投资人,他们的要求是有外企IT经验,我就顺势带着自己的外企经验投to B的项目了。 由于之前没做过投资,它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补齐几个其他项的能力,比如企业管理和股权法律、投资方法论,第二年我就可以独立作战了。 我们的CVC基金规模很小,我可以摸到整个链条,如果我去了一家大基金,可能只能看项目。我曾和国内TOP10的基金交流,了解到他们的工种是严格分离的,他们的投资经理只看项目,他们不需要了解如何做募资、做基金备案、做基金PR。 这段经历为我提供了一个新机会。 开启职业“下半场”:去让自己飞得更高的行业 一个40岁的人,可能已经工作了15年,这时候他已经进入人生职业生涯的下半场。至于这个人能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下半场,和他在不同时代是否顺势而为息息相关,人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凌驾于大势之上,也可以用一句俗话说,“都是命”。 对于我这一批40岁的人而言,毕业后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就是城市选择,我选择去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有很多朋友同学选择在哈尔滨这样的二线城市,还有的留在三线城市。 我们这一代的同龄人,如果在三四十岁才想转到一线城市,意味着他们必须将十几年职场里没做过的事情,在一线城市从头再做一遍,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转型难度;同时,他们也错过了那一波“暴富”的机会,比如那些年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给了多少人资产暴增的机会?而这波人眼睁睁错过了时代机遇。 2019年,我37岁,我和几个伙伴在上海共同成立基金公司,开启了我们的职业下半场。恰好2018年,出了资管新规,对金融机构类企业的资质和投资行为有了更严格的规范要求,注册一家新的金融机构门槛变得更高,以我和合伙人当时的情况,连公司注册都是问题。 所幸我和合伙人都有投资经验,最后在相关窗口指导政策的支持下,顺利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立公司后下一个要解决的是募资问题,在一家知名基金的牵引下,我们顺利拿到了第一笔募资,有了这个“核”,后面的问题就显得更简单了。 我的职业“下半场”开始步入正轨。我们和甲骨文老同事聊天的时候,发现当年只要离开了外企那块“舒适窝”的,过得都还不错,比如有一个人去了阿里云,现在已经带领800人规模的团队了;而一直留在外企的同事,现在真的在切身体验“中年危机”。 这个危机最直接的体现在“裁员”,不论是外企的技术还是销售,在中国的规模都只是过去的1/10,三四年前,甲骨文在北京的上千人技术研发团队甚至全部被裁光。如果这波被裁的人又跳进了一个不能起飞的行业,选择在一艘下沉的船上继续“苟”住,那么,中年危机就会在他身上循环出现,他们可能下半辈子都要在职业的不安全感中度过。 上一搜乘风破浪的船,做全世界最难的事情 我很庆幸,自己在精力旺盛的时期,逼着自己比别人多跑了几步,让中年的自己避免和体力更强的年轻人并肩拼力气。 我站在了更高的楼层,看到了更多的风景,同时,也面临着新阶段的难题: 我们每天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的非标准化,不是靠加班、拼体力就能完成的。 作为一家VC,我们的LP无外乎四种角色:
圈内人都知道,一家VC在国内做募资,和LP探讨的不仅仅是通过基金管理,为LP获得多少投资回报收益,更多的是了解LP的核心需求,看自己能为LP提供哪些高质量信息和增值服务。 在上面四种LP角色里,除了最后一种金融管道更在乎资金层面的投资回报率,其它几类LP的需求非常多元。
我们作为一家创业类基金,在起步阶段并没有太多资源,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之下,我们要尽快地募资,意味着需要具备解决LP们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能力,非常依赖人的心力。 我们内部核心的两大块业务,一个负责募资,一个负责投资。在募资板块,创始人和合伙人上阵;在投资板块,我们会招纳90年-95年的年轻人,他们正处于精力强盛的年纪,可以到处跑项目。 我们长期在长三角地带,基于几个合伙人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在高科技领域,在这个行业,拼的就是信息的聚合和加工能力。 常垒资本的员工,每天的工作就像上山采药,到了下周一,每个人都抖落出自己背筐里的药材,有的能止痒,有的能消炎,我们把大家采的药都放在一个柜子里,当接到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柜子做好药方来应对。 总之,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装进LP的脑袋里,把LP的钱装进我们的口袋里。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光靠加班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核心还是需要具备动态的“破局”能力。 一个别样的“中年危机”:情感危机 马东在《十三邀》这档节目里说过:人生的底色是悲凉。何为悲凉?无从反抗。 所谓“中年”,无非就是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攒着似强似弱的力气,却要集中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何其孤独。 不论在职业生涯前半程混的是好还是坏,他们都有可能面临来自家庭的危机。 有一个说法,动物界的父母最多抚养幼子3年,他们就能独立生活,而在人世间,夫妻两个人共同养大一个孩子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何其考验人性? 如果把这20年期间的难度做个分级,最难的是孩子1-5岁期间,毕竟抚养一个1岁的幼儿,和抚养一个10岁、有自理能力的少儿,所要花费的心力有巨大的差别。 能携手相安无事度过前5年,对很多夫妻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在结婚生子这件事情上,要么选择在时间精力都很充沛的年轻阶段,要么选择在财力和心态都相对稳定的阶段。通俗地说,要么赶早,要么赶晚,最麻烦的是在不上不下的阶段,容易出现更多的情感危机。 即便走过这5年,也还要面临着更多来自人性的挑战。在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案例里面,不少事业上成功的男性,很容易栽在一些男女关系上。 我认为,人在脱离质朴的青年时期之后,多数男女恋爱本质就是付出和索求关系,但男性和女性的视角不尽相同。 如果男未婚女未嫁,可能就不存在危机一说,我们假设双方任意一方有家室的情况下,从更大概率上来讲:
如果要踏出这一步,那么他们最好想清楚,对方的欲望是什么,自己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做不到平衡付出和索取,最好不要跨出那一步去冒险。 坐上时光机,真的就能不留遗憾吗? 聊完我的个人经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前半生太顺利了,我对自己的观察又过于清醒,这样的经验未必能在其他人身上复制。但这些是我回顾自己经历的总结,并不是我从一开始就认清和规划好一切,我也无法做到像一个先知一样,一步一步按照既定路线左右自己的人生走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切都是“命”,但人的情感非常复杂,总会忍不住对过去做一些“假设”,并且在“假设”的虚构故事中,粉饰一切事情的优点,想当然地把好的结果安在自己身上,选择性忽视一些难点。
冥冥中,我们好像被命运驱使,偶然和必然交替产生的结果,让我们分不清个人选择和时代馈赠,孰轻孰重。 我们当年怎么也想不到,被外企光环笼罩着的人,在40岁的时候却面临被裁员、失业。他们在外企享受着高薪资,动辄拥有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但失业后发现市场上对应着同样薪资水平的工种,他们根本接不住。如果想应聘一些管理型岗位,他们又没有多少带团队的经验,只能加入一些小团队做一些初级的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核”,就像一个厨师,他可以做好一桌川菜,也可以做好一些融合菜,他的“核”在于了解食材的搭配规律。 25岁-35岁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这10年是定位后半辈子内核的关键时期,需要高效试错、认清自我,才能为职业生涯后半场铺设坚实的路径。 这是最普世大众的建议,至少努力过后,你还可能让自己活出一个有质感的中年。否则,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就只能靠嫁娶来改变命运了。 对于中年危机,您怎么看? 期待您在留言区理性发布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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