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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初期 长征初期，整个中央红军的部署是错误的，可以说是个笑话。 中央的两个纵队在中间， 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中央纵队的两边 是一、三军团，他们是战斗队，作战的主力。五军团搞后卫，任务是保卫 这两个纵队的。此外，还有二十二师、九军团，都是新兵组成，把他们放 在离两个纵队更远一些的地方，也是做后卫的，任务是筘制敌人。几个主力军团主要起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保卫大搬家，还谈得上什 么运动战?怎么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样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 缚起来了，因而处处被动挨打。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实在避不开， 就硬拼。我这个二纵队司令员不了解军事情况，只是按命令走。军委把命 令传给二纵队参谋长，参谋长再把命令传给我。我根据命令内容，分析行 军的方向。有时，我想今天可能要爬山了，因为大路会遇到敌人不能走， 后来果然是爬山。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 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几乎天天都被敌人尾追， 掉队的很多，收容队里的人员大量增加，部队人员大量减少。我所在的 “红章纵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实在走不动了，才慢慢地把东西扔掉， 把一捆捆苏维埃银行的纸币烧掉，把机器也打烂了。我看到年轻的战士牺牲在路旁，心中很难过。后来“红章纵队”因大量减员而缩编成三个梯队，教导师补充到前线作战去了，我也由纵队司令兼政委改任梯队的队长。 由于天天夜行军很疲倦，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有的时候我晚上查哨， 看到哨兵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去拿他的枪却拿不动，原来哨兵把枪拴在裤腰带上。那时对哨兵打瞌睡也没有办法，战士太累了。我们走了将近一个 月，才到湖南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只走了一千多里路，平均每天才走四十多里。 1934年11月11日，在文明司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署 的命令： 罗迈： ( 一 ) 一 、九军团后方部及二十二师于十一 日晚或十二日晨到达文明 司地域。 (二)他们配置于现地第一纵队的宿营位置。 (三)罗迈同志为文明司的卫戍司令并负责分配宿营地域及一般 秩序。 为了筘制敌人，九军团、二十二师处于比五军团更后的位置，所以经 常掉队，在文明司宿营，就是为了等他们。我接到命令后，就按命令分配 部队的宿营地，维持军队的秩序，进行军容风纪的教育。 11 月初，我们 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继续前进。11月中旬，解放了湖南的宜章县， 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在宜章我们住了几天。我是分管长征沿途的 白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安排的，所以到宜章后，就派了一部分人进去工 作。 宜章县原有我党县委组织，我送给他们一些人枪，组织他们打游击。 我们离开宜章后，他们在县委领导下，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后来终 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游击队也不存在了。 过湘江是在夜里，部队走得很慢，等他们过去了，我们才开始过。我 对前面的消息很少知道。后来才知道“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要到湘 鄂川黔根据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敌人估计到这一点，就调兵四十万分 三路围追堵截，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我军全歼于湘江边。因此湘江 一仗打得很艰苦，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和其他人员共有 八万多，到这一仗打下来，只剩下三万多人。这就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 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 得这么惨呢?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 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 越城岭又名老山界，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难走的大山。过 老山界时，军委命令我们随左边的三军团行动。这时彭德怀给我纵队来电 说，明天他们要打仗，我们如果跟他们军团行动，整个纵队要出问题，会 有危险的。他已向军委发电报，建议二纵队跟一纵队走，由五军团殿后担 任警卫。要我派人到军委领新的命令。 我接到彭德怀来电后，立即派人到 军委去。军委批准彭德怀的建议，叫我们跟一纵队后面走。多亏彭德怀的 建议，不然我们跟着三军团后面走，三军团与敌战斗，会招致很大的损 失。 我们纵队过老山界，是夜间行动。在漆黑的夜晚，翻越高山峻岭， 一 级石阶一级石阶地往上攀登，山高路陡，马不能上山，只好把马扔掉。 一 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很 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 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 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 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 响我纵前进。 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 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过了老山界，下山就快了，我们 追上了第一纵队，到了宿营地休息。五军团在过老山界时，吃了很大的 苦。老山界一仗，进一步暴露了长征初期我军的被动情况。 遵义会议前后 过了老山界，因为没有敌机骚扰，我们多半是白天行军。广西一带的 房子都是木结构，很容易燃烧。阶级敌人为了制造所谓“共匪”杀人放 火的舆论以破坏红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宿营，使红军得不到 休息，就偷偷放火，妄图诬陷红军。我们在广西扑灭了好几处火，并捉到 放火者加以处置。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也对敌人发动了猛烈的 进攻。蒋介石反动派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来五六 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 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 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 在这 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 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红军于12月11 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 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进。 12月15日， 红军攻占黎平。大约一两天后，我们也到达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 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 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 贵州前进。 会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决定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等， 然后通过他们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我也听了传达。黎平会议放弃了在湘 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 地。 这个改变是因为：第一，按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湘西建立新根 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第二，为尔后考虑计，能使红一方面军更有 利于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一致行动，协同作战；第三，川黔边境 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条件上，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第四，该地 区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 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 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 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因担负后 卫，老吃苦头。 黎平会议后，部队实行整编。 一纵队二三千人，二纵队一万多人，合 编为三个梯队。三个梯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属军 委。我是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卫生部是贺诚当队长，后勤部是叶季壮当 队长。过湘江时，已把笨重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装多了，主 动多了。 离开黎平，我们向黄平前进。从黄平到遵义已经不远了。黄平前面有 一道河，梯队的担子全在河边等着，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运输，很慢。 当时是白天，目标很大，很容易遭受敌机空袭。我就乘一只小船划到河中 心去，测量水深，看能否涉水过河。我到河里一站，水深只到膝盖，便带 领梯队涉水过河。其他梯队也跟着涉水，加快了过河速度。 1935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的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了遵义。自此以后，行军作战虽仍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 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议，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纠正 '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党中央进入遵义城后，召开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进遵义城，也没有参加会议。当时我是地方工作 部部长，凯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地方工作部副部长，他参加了会 议。开会回来后，我问他会议情况，他说： “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吧!'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听了传达才知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 间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2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致电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 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不向 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 本来我军计划从土城、元厚西渡赤水，然后北渡长江。土城虽占但后 来打得很艰苦，打了一天未歼援敌，我伤员很多。地方工作部的一项任务 就是配合部队，动员一些地方干部，把伤员安置好， 一般都是安置在老百 姓的家中。长征路上，常常如此。 撤出土城时，我又留下一些人，组织游 击队，坚持斗争。后来游击队失败了，没有坚持下来。土城战役后，1月 29日，红军从土城、元厚一渡赤水河，西去四川的古蔺，准备到泸州， 我又派了一些人到泸州组织游击队，并派余泽鸿到泸州工作。以后泸州游 击队也失败了，有些干部回到了部队。后来，由于敌人重兵云集，渡江已 不可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率领红军由 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今威信)集中，待 机破敌。 2月10日，在扎西召开干部会议(也叫作军事扩大会),由张闻天传 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下着蒙蒙细雨，大家集合在 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聚精会神地听他传达。 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 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 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 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 军的领导地位。 我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有一个认识过程。遵义会议前，我 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正确性”已逐渐产生怀疑。 记得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 一次，我在一间房子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苏联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经过赣南会 议、宁都会议，只留下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职务，而且是个虚职，所以博古把毛泽东比作苏联的加里宁。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 的评价和看法。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我当时对白区工作情况、前线作战情况并不了解，他们也不让我知道。后来才知道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我想：在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 时，上海的党组织没有完；在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 织也没有完；为什么在自称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博古的领导下，具有光 荣斗争传统的上海党组织却完了呢?这是我对王明路线的“正确性”产 生的第一个怀疑。 第二个怀疑是，红军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时，也是敌强我弱， 但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给我下军令状，说要扩大红 军三万人才能粉碎“围剿”,完不成任务要杀头。由于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和 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结果扩大红军五万多人，成立了工人师、独立师、教 导师、兴国师、模范师、少共国际师等，广大群众斗争情绪很高，但不久， 第五次反“围剿”却宣告失败，红军被迫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使我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正确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第三个怀疑是，在红军转移的路上，不是像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 剿”那样，主动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拼命逃跑、避 战，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 总之，这时我对王明路线已发生动摇，不像过去那么坚信，那么积极 贯彻执行了。但对王明'左'倾错误错在哪里?如何克服?还认识不 清楚。 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 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 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 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 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 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 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今天再来认识遵义会议，我还有以下两点看法： 一、为什么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 的错误，而且还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 分的错误'呢? 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 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 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毛泽东等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这样做是非常 正确的，因为当时是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 的胜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时，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 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 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 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 党内的许多干部，特别是中央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还是在不同程度 上有所认识的。 通过几年来对王明等人所实行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赣 南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处理，批判所谓“罗明路线” 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对肃反政策的观察 和体会，通过对“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的观察和体会，特别是通过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比较，有的同志对王明为首的错误的政治路线 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其政治上的某些政策是不满的， 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有的同志则从积极维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的一套，开始觉悟到王明等人在政治上也有若干“左”的错误(但是从 全党来说，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王明等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因此，到 瓦窑堡会议就能逐渐从政治上批评王明路线的错误，而到后来，在毛泽东 的领导下，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1945年，党中央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 线错误作了全面的批判。 二、遵义会议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 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因此很多问题与共产国 际的指示分不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过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它又因 为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 历史经验证明， 一个国 家的革命，只能依靠本国人民，依靠本国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国际间的支援是需要的，但革命只能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决不能依 赖外国，外国也不能越俎代庖。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 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 李德搞瞎指挥，在 军事上更是他说了算，甚至一个战役中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要听他的 安排。李德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造成了很大的 损失。当然，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是中国党当时的错误领导，但一切都听 从国际及其代表的，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 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中国自己 的问题。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全党全军都有陷于覆 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的确是把我党、我军从危亡边缘挽救出来的一次重要 会议。 前几年，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对我说：遵义会议开会时，李德坐 在门口，让他靠边站了。中国的问题由中国党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这是 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 ·娄山关》 一词中写道：“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当时的历史写照。 没有遵义会议独立自 主地解决中国党的问题，红军可能被敌人消灭在长征路上。而没有武装斗 争，我党就不可能存在，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 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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