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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网络 Weida 2020-12-31 10:13:21 如果沈从文没有把九妹带离湘西、去到上海，九妹最终的命运是不是就会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可怀疑的事情，因为把她的哥哥和她带离家乡的那种力量，本来也是有可能使她免于噩运的力量，沈从文因为一点五四余波的影响，怀揣天真到近乎可笑的文学梦想，一文不名地去到北平，凭着常人所无的颖悟、不近人情的刻苦与"耐烦"，以及对湘西的风物与世界的热爰与记忆，凭着难以理喻的机运和一个再也不会重现的时代的祝福，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并最终让自己的名字与心魂汇入汉语言文学的长河之中，而九妹，由湘西所孕育又要回到湘西去死的九妹，无论哥哥做出过怎样的安排，冀望通过西式教育乃至留学塑造她的命运与未来，又或她自己做出过怎样的努力，她的心智和精神从来没有真正接近或是理解"西方"，也没有超出过湘西加在它的孩子身上的限度，或者说湘西自身的限度，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相比，那是一个更加琐碎和俗气的世界，一个怪力乱神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加乖张和残酷的世界一一二十年的时间，让动人的兄妹情谊最终走到枯竭和决绝的地步，让两个同出一源的人变成了两个世界的陌路人，就如同沈从文所说的他自己生命中命定的"悲剧性力量"，这是另外一种悲剧性力量，连同一个残酷的大时代的力量，所造就的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与故事，而在这片大陆的硝烟与血腥散去之后，在产生那样的命运与故事的时代与世界消逝之后，九妹的名字与她的故事，和那个时代的无数人与事一样，仿佛终究难逃湮没无闻的命运。 九妹，或者说沈岳萌，出生于1912年，是沈从文排行第九的妹妹。九妹第一次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是在他于1925年以休芸芸的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玫瑰与九妹》里。在这篇难分虚构还是纪实的小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娇嗔、任性而又天真的小女孩，这也是后来的几篇作品里童年九妹的形象——无论这样的形象有几分真实和准确，依照沈从文自己“情真事不真的创作原则”，它们无疑真切地反映了沈对妹妹的情感和看待。他刚刚在大都市站稳脚跟，在上海公学获得一份教职，就把九妹带去求学，无疑也可以佐证他的用心和关切。在发表于1928年的《冬的空间》里，我们看到了对少女时代的九妹的描绘：秀丽、敏感、体弱爱哭，这样一个少女，也可以说只是沈从文 心目中的九妹，又或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文学想象和塑造——在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六弟沈荃、九妹还有他们的母亲摄于1928年的一张照片里，沈从文一如他的文字一样温和、俊朗，带着一点不凡的气宇，而九妹看起来也的确像沈从文所写的那样，但是他所没有写出的，只是在十余年间才被渐渐领会到的，是九妹眉宇间一点不健康的气息，或者说是一种会被湘黔边地的人说成是会“作怪”的一种气质。  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也许本应在湘西成家、生子，和当地的大多数人一样过完一生的少女，借重沈从文的天赋和努力，还有如徐志摩和胡适那样的人的影响力，被从偏处一隅的湘西带到了上海这个最不“中国”的大都市，进入到一个由作家、学者、教授、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国公学学生组成的小社会中。无论沈从文后来怎样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攻讦“外国”和“外国人”，他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由西方文学塑造而成的人物，他的老师是莫泊桑、契诃夫和屠格涅夫那样的欧洲作家——当他说自己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情感与性情都属于十九世纪的时候，他显然不是在说那个晚清的十九世纪。“新文化运动”既然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面源于西方的旗帜，作为白话文运动新秀的沈从文自然也不能免于对西方的想象和向往（甚至他自己也考虑过出国求学），而同时出于一种奇特的际遇，在这个只是初中肄业的“乡下人”周围，活跃着很多把“去国”与“归国”视为平常事的文化人。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即便他自己缺少洋博士们与西方的有机关联，而九妹又是一个被武断地“移栽”至大都市的小城少女，他对九妹的未来的想象和期许，是接受一种新式教育、学习外语并且留洋，也并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于是不久前还在与湘西的“表婶表姐”为伍的九妹就此开始了学习法文、英文与数学的“新学”人生。 有意思的是，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虎雏》里，沈从文讲述了一个几乎与现实完全平行的故事：六弟沈荃带着十二岁的小勤务兵过上海，因为这个小兵出众的品貌，“我”决定将他留下，给予其“最好的”教育，其命运或将强过在湘西做一个兵士。沈荃对这样的想法很不以为然，率直地加以嘲讽和劝阻，反倒激起了“我”好胜赌气的心理。于是这样一个生长在湘西的野蛮强悍环境中的小子便和九妹一样，开始了一段的大都市新式教育之旅。在“我”的朋友当中，从数学教授、音乐家、诗人，到工程学教授，全都喜爱这个卓尔不俗的边地小孩，乐于为他的教育出一份力。事情如果就此发展下去，“我”的在沈荃看来形同说梦一般的教育理想或许真的会有成功的一天，然而湘西旧识王军官的来访改变了一切。王军官的勤务兵三多与小兵一道出去玩耍，却没有如期回来。在慌乱而无果的找寻之后，小兵在未与“我”照面的情形之下，留下一封短信，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同三多惹了祸，打死了一个人，三多被人打死在自来水管上。我走了，你莫管我……” 和沈从文的很多作品一样，这是一篇形同纪实、但却以小说名义发表的作品。我们已经很难说哪些情节是纪实，哪些情节是虚构，而过于离奇的结局也很难让人不认为至少这个结局是虚构的。然而数年后沈从文在返乡之际再次与小兵相遇，并且在《湘西散记》中写下专门的篇章，讲述小兵逃亡之后的故事，却似乎又以现实的记述佐证了《虎雏》故事的真实性。或真或假，亦真亦假，本来也是沈从文的自传式小说的魅力来源；而无论如何，他写下这样一个故事，也就说明他对“西式教育”与“荒蛮湘西”之间的难以调和的自觉，尽管在九妹的问题上，他的自觉将会被证明来得太迟，而且也远不足以改变故事的进程。一个故事，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都是由其内在与外在的元素之间的交互而演化与发展，虎雏的故事因为小兵生命中内在的暴力与上海滩游荡的暴力之间的遇合而急剧地走向终结，九妹的故事，却将会有一个缓慢而且更加痛苦的过程：战争、离乱、极度的匮乏，在一个动荡而残酷的时代的冲击和逼迫之下，九妹将会褪去由法餐和新式教育造就的外壳，呈现出自己真正的生命底色——一种与沈从文的处境以及生命格格不入、也与周围的那个新文化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生命形态——而作为哥哥的沈从文，这个在创作与工作中无比坚韧的人，这个在强劲的西方冲击之下融汇了乡土意识与新文学意识的天才，将会证明自己为九妹所做出的，是一种错误的人生选择，而且他也无力无望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从九妹被带离湘西那一天开始，两兄妹事实上就走上了一条既无前路、也无归途的道路。这当然只是一种后见之明，就如同俄狄浦斯的故事所喻示的那样，在命运的大漠之上，我们都只是盲目的旅人；然而后见之明并不只属于后来的人，而是更加属于一种命运的承受者：对真实命运的醒悟足以让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那种醒悟过于耀眼的光芒也足以刺穿任何一个人的心脏。后见之明是人之为人无可逃避的命运的一部分。 1930年9月，九妹的学业尚未完成，沈从文却放弃了中国公学的教职。他将会辗转于武汉和青岛等地，继续一个“文丐”的教书之旅。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初中肄业的人要去中学乃至大学教书，只能被视为是荒唐不经到不值一哂的事情，而在当时，胡适这样的文化和政治要人的欣赏和提携却足以让这样的事情得以发生；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文凭和“土”与“洋”的分际就失去了意义，洋博士孙大雨可以得到教授的职位，而沈从文这个初中肄业的天才就只能做一个讲师，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薪酬以及其他待遇的差距。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收入一直没有完全稳定下来，而他自己以及九妹却又在上海养成了随意花钱的习惯和毛病。在另外一方面，进入30年代之后，沈从文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他苦苦追求的中国公学学生张兆和终于对他做出了回应——事实上，在《边城》和《湘行散记》里随处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洋溢着生命感的情调和气息属于一颗恋爱成功和新婚燕尔的心，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兆和的心意转折，我们是不是能够读到沈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不朽作品，都会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已经进入恋爱季节的九妹却没有这么幸运，或者也可以说，她性格中的某种力量使得她难有“幸运”的可能——与刘祖春和夏云的邂逅与错过与其说是偶然或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她缺少一种与那些在当时的文学与政治潮流中奋进的新青年相结合的能力；她后来的生命轨迹将会证明，这样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女性，却并非真正的“新青年”，恰恰相反，在她身上潜藏着的，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力量 。 倏忽而来的战争摧毁了无数人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想象，等到逃亡与迁徙带来的离别、焦灼和怨尤过去之后，再在云南呈贡乡下安顿下来的沈从文一家（包括两个仍在幼年的儿子）所面对的，已经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北平与上海的往事已成烟云，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性格以及德性的力量去面对一个可怕的新时期的挑战。张兆和尽管出身富有家庭，却能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形之下维系整个家庭的运转；而沈从文一方面有着乡下农人和兵士般的坚韧和吃苦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有着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全部弱点——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早年那种爱而不得的处境所带来的损伤并不能被幸福的家庭生活完全抚平，而他在面对“偶然”出现的异性时的“泛神”倾向也只会把他以及他的婚姻带至危险的境地。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文字，无疑并不能完全反映他的婚姻与生活中的波澜与冲突，然而仅就他的创作而言，他在孤寂中所写下的《摘星录》、《看虹录》以及《七色魇》是一种没有前例、也不会再复现的生命形态的见证，同时也是一种几乎无人再可企及的感性；而他在1940年代独自面对的那个近乎原始的滇池，即使作为一种地理的存在也已经不可追寻。  沈从文夫妇与九妹沈岳萌（右） 然而延宕至此，九妹处境的逼仄和尴尬已经不言而喻。青春日渐消逝，作为成年人的她却只能和兄长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她在这种情形下的转变，是她在精神上必然的也是惟一的出路。她先是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一家人的生活尚能相安无事，及至1943年，情况开始急转直下。沈从文在1943年3月给大哥沈云麓的家信中，这样描绘了九妹当时的状况：“……半年来，不大明白情形的，还以为我不大理她，因之抑郁无聊，转而念佛。到近来熟人对其行为全领教后，方知道真正问题所在，都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种极端困难处，她竟毫不以为意，只是微笑……九却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完全毫无意义。老以为在修佛道，比一切人精进虔诚，万想不到家中目前需要是应付生活，并非挽救灵魂……她虽出外十多年，性情依然如家乡中表嫂辈，尚在算命求神中决定行止……若能回沅陵凤凰，与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继续下去好……” 拖延了两年，九妹才会被送回湘西，此时的她精神已经接近失常。佛教既然视人世为“火宅”，本来就具有超越与脱离的指向，那么九妹的精神形态也许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在与现实相脱节的“超脱”中自我证成，并且视他人为未曾闻道的“凡人”，也并非一种罕见的精神现象，只是“生存”的重负就必然要落在周围的人身上；事实上，僧人不事生产、依靠布施生活，本身就构成了“解脱”与“凡俗”的一个奇异的闭环。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历经千年而不灭，其主流及其变体或明或暗地卷入历朝残酷的政治与权力纷争，即使是W-G的全面斗争也未能将其扑灭，终于又在1980年代之后重新抬头；新文化运动以"重造国民精神"为己任，却对自身力量的限度及其来源缺乏清晰的认识，就像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产生的“彼可取而代之”的幻觉与误判一样，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知识分子也会在国共武装争夺政权之际产生出"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如果说虎雏的故事是湘西与大上海之间的暴力与生命的寓言，那么沈从文兄妹的故事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与湘西的地方性佛教之间的精神冲突与悲剧：九妹的"微笑"既是新文化运动无力穿透和转化的神秘存在，也是沈从文无意也无能理解和"供养"的生命形态。而九妹虽然能在自己周围聚集起若干对她称赞有加的念佛之人，却无力创造出能够自足的宗教小团体并向外扩张。 几年之后的1948年底，在北平围城之际，沈从文将会面临或去或留的选择。事实上，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九妹如果还能继续跟随在他身边，也许都好过回去湘西。作为一种选择性的回忆、想象以及情感投射的湘西是一回事，现实与历史的湘西是另外一回事，就如沈从文自己在《自传》的附记中所说，他在1920年代初离开湘西，有着“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心酸”——以那样一个世界的标准衡量，在政权更迭之际，六弟沈荃机会主义的“反正”与被“镇反”也并不是更加残酷的事情，恰好相反，那或许是一个出身湘西的武人最好的归宿——那个哺育出他们的世界行将毁灭，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而他在被处决时的风度将会给后来者留下不灭的印象。然而如果说离开湘西的九妹只会不得其所，那么同样不得其所的，其实还有他的哥哥沈从文：是他的天才把他带到了他也许本不应该到达的地方。就像他的自况所说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乡下人”，并不能恰当地分解观念与现实的纠缠；一个时代给予了这个天才的“乡下人”以声名与地位，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他对九妹的期望、想象与安排。他的天才成就了他，他的“不懂”却只能给他自己和九妹带来不祥的命运。再回湘西对九妹来说无异于精神的双重解体。 1980年代初，早已与九妹失去联系的沈从文与九妹的儿子莫自来有了书信来往，从莫的来信中得知了九妹最后的生活情形。按照一些传闻的说法，被送回大哥“芸庐”处的九妹形同疯癫，有时念叨“南无阿弥陀佛”，有时又口吐英语；她被禁闭于家中的偏舍，在偶然的际遇中出逃，与一位瓦匠结婚生子，1959年冬因饥饿而死去，年仅47岁。沈从文在回信中表现出的退避与淡然，仿佛是过去半个世纪的战乱、灾难和悲剧的一种可怕的映照。“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北岛），这样的诗句散发着有甚于真理的气息，固执如我却仍然汲汲于在命运的烟云中寻找命运的成因。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后来者自己的事情而已，九妹的生与死当然只属于她自己，属于那个曾经和她同甘共苦的哥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是当沈从文在1988年5月离世之际，九妹才真正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沈从文自己在晚年所说的“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才是对一种悲剧性命运最恰切的、也是最后的陈说。 马维达 2020年12月27日 惠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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