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黄帝是中国人的人文初祖，在黄帝之前更久远的则是伏羲女娲，如果从那时开始计算，中国的历史一万多年，面对罗生门市的迷惑，我们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是极其严苛的，没有传位次序的只能作为传说，正如朝代歌所言：“黄帝尧舜夏商周”，然而我们都知道尧是唐尧，舜是虞舜，也就是说，尧和舜虽然是两个人，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却是两个朝代。
众所周知的是，后世的唐朝之所以为唐朝，是因为李虎被封“唐国公”，他的封地在山西，山西的古称“唐”也就来源于唐尧。虞舜也是一直被承认的，陈胡公被封陈候，一方面是由于陈胡公的战功；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周武王对虞舜的推崇。
毕竟，陈胡公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之前在军队之中册封的，与其他诸侯在天下已定后册封，甚至是周公旦封立显然是不同的。即便如此，唐尧和虞舜在历史中一般用尧舜来代替，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中朝代的传位次序是不明朗的，人们只记住了这两个朝代中最伟大的领导人。
夏商周则完全不同，之所以在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中夏朝都被公认为第一个朝代，就是因为他的传位次序是完全已知的，记录是清晰明确的。但如果细究夏商周三个朝代，明显看出他们之间的演进变化，从中得知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一般认为，唐虞之时中国大地上的文明依然处于满天星斗的状态，各个方国都有灿烂的文化，但随着治水过程中与东夷形成的联盟，南征三苗的成功使得大禹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故而在安徽蚌埠召开了涂山大会。
大会上西夏、东夷、苗蛮推举大禹为天下共主，标志着夏朝的诞生。在夏朝这个王朝制国家里，各个方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他们只是都认可夏朝为共同的盟主。即使在涂山大会上有禹杀防风氏的记录，然而那也只是防风氏没有遵照共同的约定，并不代表大禹对各个方国的诸侯都取得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形象地说，夏朝就如同现如今的邦联制度，其中大禹所在的西邑夏是政权的核心方国。
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其领土已经包括了如今汉地的绝大部分区域，是个广域王朝国家。但由于建立之初是基于大禹的个人魅力，因此在其死后出现了后羿寒浞之乱，这充分说明：一方面彼时的中央政府对各个方国的控制力是极其虚弱的；另一方面，各个方国对中央的权力尚没有充分的尊重。
商朝建立之后加强了对各个方国的控制，一方面，通过管理贸易通道实现对各个方国财富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不听号令的诸侯频繁征伐，以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贸易和大棒的制度实现了对各个方国的强力控制，但统治天下依靠的是霸权，而非王道。
武王克商之后建立周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权力，采用了封土建国的方式。武王及他的儿子成王（实际上管理朝政的是王叔姬公旦）分封了自己的亲戚和功臣，如三监就是武王的三个兄弟，皆为侯爵；召公奭封在了燕国；武王的岳父姜尚则封在了齐国；此外还有三王二恪，皆封为公爵。须知，在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之外，实际上还有很多古老的方国，由于他们不是天子所封，因此不被承认。
可见夏商周三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历史在不断的演进，中央的权力在不断的加大。从类似邦联制的夏朝，到拥有分封天下大权的周朝，历史产生了极大的进步。
除却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则不然，以古代两河领域为例，从苏美尔到阿卡德，从亚述到巴比伦，再到后来的波斯，他们即使建立庞大的帝国，其本质依然是夏朝的统治方式，即某个部落发展壮大之后征服了周围各个方国，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尽管在翻译的时候也会用行省来命名这些帝国的各个地方，然而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行省，不如说依然是保持半独立的各个方国。
所以才有电影中波斯大流士自称为“万王之王”，也就是说大流士所在的方国是最大、最强的方国，大流士是其他方国之王之上的王而已。当帝国的统治部落衰落后，他们就变成了普通的方国，因此两河地区的历史始终未能进化，这也是中东地区现如今碎片化的历史原因。
只有我们中国，源于良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进化、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先进的政治文明制度。这不仅需要现代中国人珍视，更需要扬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