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蒲松龄《镜听》看科举与世风

“镜听”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法：“元旦之夕，洒扫，置香灯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祝。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占卜者在除夕把屋子打扫干净，在灶台口设置一盏香灯，将锅加满水后放一杓子，虔诚祷祝，然后拨动杓子，按照杓子自然停止后杓柄所指方向，怀揣一面镜子出门，密听人言，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占卜者心中所求之事的兆头。

蒲松龄的小说《镜听》就是描写了以“镜听”占卜的故事：益都郑氏兄弟，皆文学士。大郑早知名，父母尝过爱之，又因子并及其妇；二郑落拓，不甚为父母所欢，遂恶次妇，…次妇每谓二郑：“等男子耳，何遂不能为妻子争气？”遂摈弗与同宿。于是二郑感愤，勤心锐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优顾之…

次妇望夫綦切，是岁大比，窃于除夜以镜听卜。有二人初起，相推为戏，云：“汝也凉凉去！”妇归，凶吉不可解，亦置之。闱后，兄弟皆归。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此时中情所激，不觉出之于口；既而思之，始知镜听之验也。

于受万画《聊斋全图》“汝也凉凉去！”

但《镜听》的主题并不是宣扬“镜听之灵验”，而是反映科举制度对于家庭关系的悲剧性影响，这从文末的“异史氏曰”可以得到证明：

“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帏之中，固非愤激之地；然二郑妇激发男儿，亦与怨望无赖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科举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关系，举世皆以富贵为心，“贫穷则父母不子”，“庭帏之中，亦是愤激之地”就是蒲松龄对炎凉世态的真实写照和对凉薄世情的深刻感受。父母在家庭中尚且以功名高下而区别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亲子之爱、血缘之情也成了炎而附、寒而弃的势利之交，反映出世俗社会对待科举落第者和及第者冰火两重天的势利人情。“贫穷则父母不子”这种变态扭曲的家庭关系，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思维在举业中的应用，揭示了世情世风凉薄堕落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环境下读书应举的士子，其物质与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足以严重扭曲人的心灵与人格，彻底摧毁人的自尊与自信，造成士子卑微而颓丧的人格。

小说都是现实社会世风人情的真实反映。镜听占卜之类是《聊斋志异》中司空见惯的情节，可见占卜并非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士林科场崇尚占卜之风，自古有之，至清尤盛。晚唐诗人崔涂穷年羁旅，屡试不第，他有《问卜》一诗：“承家望一名，几欲问君平。自小非无志，何年即有成。”出身寒微的士人，所盼者无非“承家望一名”，在长年压抑、多次失望的情况下，不禁起“何年即有成”之疑惑和感叹，问卜就成为他们百无聊赖时的一种自我慰藉的手段。

科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以科举取得功名的路途是多么艰难与漫长，长期奔竞在科举之路上的士子所经受的极端压抑与无助可想而知。他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希望，“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 。这不只让人感觉沉重，更让人深感焦虑和迷茫：“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

对科场士子而言，最让他们深感“惑”与“忧”的莫过于自己科考的命运和前程，故求神问卜，遂成常事，《镜听》就反映了这种社会风气。

如二郑妻期望丈夫获取功名的心情极为迫切，又值考选举人的大比之年，就想用镜听之术来占卜丈夫考试的结果。除夕之夜，她抱镜出门，偷听路人无意间的言语，借此占卜吉凶。只见二人相推嬉戏，说“你也凉凉去！”她回家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你也凉凉去”预示着丈夫什么样的考试结果，遂弃置不提。虽表面上“弃置不提”，但为破解其含意，必是日思夜想，魂牵梦萦，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王定保在《唐摭言》中写道：“科举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他早就意识到科举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草野百姓指望它发迹，贵族指望它延续家族的荣华富贵。贫寒家族的子弟如果落第，全家族都会气馁；贵族子弟如果落第，他家的荣华富贵就此终止于他这一代。而清代的科举考试，录取与否完全看卷面成绩，实行选官必由科举的人才政策，这就形成为科举功名而奔竞的风气，时人感叹：“奔竞最甚，无如铨选、考试两端。”故导致科场作弊的普遍化和严重化。“贵者既以势胁，富者必以利要。”主司以文场为市，利在则从利，势在则从势，录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亲以及人之亲。上至宰执达官，下至胥吏书手，舞弊纳贿盛行，致使富室有力者，曳白（考试时交白卷）可以衣紫；寒畯（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无援者，倚马不能登龙。出身草泽的士人在如此之科场中若欲取中，无异于守株待兔。

所以，困于科场久试不第的，大多是“朝中无奥援，家中无厚积”的寒微之士。他们既无财行贿，又无路攀援，在科场内外、命运面前同样深感被动和无能为力。士子及家人只能以一片诚敬之心祈求上苍鬼神的帮助，并且热衷于用各种手段来预卜科举吉凶，形成了爱“镜听”、信“吉兆”的风俗。而这种侥幸和迷信之风，不过是科场士林中盛行的钻营和奔竞之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对于无财无势的士子，没有门路求助于考官或权贵，只好求助于鬼神。宋时有就“士大夫无不作卦影”的说法，每当科举岁，士人祈祷，赴之如织。据《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开封卖卜者主要做举场的生意。卜者善于揣摩士子的心理，遇士人占得失，取其乐意听者而答之：“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有邀以后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飨利者。”这样的江湖术士，可谓发财有道，沽名有术。自宋至清，为功名之事算命占卜及拜佛求神之风，盛行不衰。传说清代有个叫黄机的大学士，考完之后出门镜听，看见婆媳两个在商量过年是宰白鸡还是黄鸡，最后决定宰黄鸡。黄机听到了“宰黄鸡”的话，以为“佳谶吉兆”，大喜，后皇榜放出，果然高中。无巧不成书，科场成功者的自我神话也会让人产生“既而思之，始知镜听之验”的感受，其实不过是事后的附会或巧合，是人的内心焦虑无所依托时寻找慰藉的一种方式。这个传说与蒲松龄的《镜听》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来占卜看相之类的迷信行业完全靠的是编造，但士子长年奔命于科场，早被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失望摧毁了自尊与自信，那卑微而颓丧的心理希望从中得到抚慰，于是，卜卦时的“佳谶吉兆”就成了他们在颓丧痛苦时的兴奋剂与止痛药；早日跻身于官场的渴望，“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的急切，无不希望冀鬼神之力得以助成，此时的“佳谶吉兆”又成了他们在焦虑狂躁时的镇静剂与催眠药。由此卜卦之风盛行，即使名人也不能幸免。

蒲松龄本人笃信宿命，在《司文郎》《叶生》等小说中，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反复表达了他的宿命观：“仆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其命也夫！”“万事固有数在。”“是殆有命。”《聊斋志异》中，占卜的故事情节屡见不鲜，并且鲜有不灵验者，表达了当时流行的“科名前定”的信仰与观念。它是蒲松龄惯用的一种预设式的叙事方式，但也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宿命观和悲观情绪，这也是弥漫于清代科场士林的普遍风气和情绪。

关于占卜，他在《妖术》中写道：“尝谓买卜为一痴。世之讲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几人？卜之而爽，犹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将复如何？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其可畏尤耶！”他认为花钱问卜是一种愚痴的行为。世上能讲论占卜之道并且能准确预言生死之限的竟有几个人呢?占卜而不准确，和不占卜一样。况且即使明明白白告诉我死期到来，又将怎么办?何况还有借用别人的生命来显示卜术神奇的，这种人就尤为可怕了!'他不主张占卜，并不是怀疑占卜不灵，而是认为既然无法改变既定结果就不如不去预知这个结果。《聊斋志异》展示了蒲松龄高超的文学才华、道德观念和情感寄托，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愤世而无奈、无奈而愤世的复杂情绪；但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世俗心理和多重人格，折射出科举时代末期具有启蒙性质的世俗文化生态。

巴尔扎克说：“我也许能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人间喜剧》就是这样一部内容丰赡的巨著，它通过生动形象的各种人物，写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整体形象，包含那个时代的思想史、情感史和风尚习俗。《聊斋志异》也是这样的巨著，它有着深邃的历史内容和多彩的世态人情，透过镜听占卜这样的情节，就可以看到当时社会鲜活的风俗。它通过对人物故事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对社会情景浮雕般的刻画，构成了具有极高认识价值和意义的科举时代浮世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