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奇葩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聚众百万却各自为战，8个月被平定

对汉末和三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黄巾大起义。论汉末和三国的历史，都从黄巾大起义开始。

黄巾大起义是农民阶层第一次利用宗教发动的大起义。

黄巾利用的宗教，《资治通鉴》谓之“太平道”。论黄巾起义，又不能不先论太平道。

1、张角与《太平清领书》

黄巾首领张角是太平道的创立者和大起义的组织、发动者。

在东汉章帝召集的白虎观会议上把儒学神学化，完成了神人合一的过程。

统治阶级利用黄老，把黄帝、老子变成神，把黄老学说变成神学，并使之与“圣人”、儒家结合起来。

桓帝曾“祠黄、老于濯龙官”(《后汉书·桓帝纪》)，又“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魏志·仓慈传》)，“使中常侍管霸至苦县祠老子”(《后汉书·桓帝纪》)，东方特有的与儒学相结合的黄老神学和黄老神权统治，被树立起来了。

东汉桓、灵时期，有个向栩，“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披发著绛绡头”。他“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

黄巾起义时，他对东汉统治者说：只要北向“读孝经”，黄巾就会消灭。从此人身上，可见儒学与黄老神学结合之紧。

在皇帝的提倡下，那时的黄老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具有无上的权威。黄巾的太平道便是作为这种神学的异端出现的、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宗教。

据《后汉书·襄楷传》，东汉顺帝时侯，琅邪人宫崇到洛阳：

“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太平清领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张角与此书又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襄楷传》说《太平清领书》本是宫崇诣阙上给顺帝的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顺帝不欣赏。

后来，曾经得到著名党锢人物陈蕃赏识的襄楷，又于延熹九年，再次上书给桓帝，推荐此书。

到黄巾起义快要爆发的时候，灵帝“以楷书为然”。这可说明此书本是东汉统治阶层有识之士假托神灵，挽救统治危机（所谓“兴国”）的著作。

把此书当作黄巾起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的。但说此书与黄巾起义毫无关系，也不正确。

“颇有其书”的张角，从《太平清领书》的神秘主义中，吸收了比较积极的东西，扬弃了反动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黄巾太平道的种种说法，无一不来自《太平清领书》而又无一不经过张角的改造。下面逐一分析。

2、释“黄天太平”

“太平”，根据《太平清领书》的解释：

“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平者，正也。”

由此可知太即大，即天，亦即复育万物之意；平即地，即正，亦即养育万物之意。简言之，“太平”二字，即《太平清领书》中屡屡提到的天地、生养、道德的代名词。

《太平清领书》说“天贪人生，地贪人养，人贪人施”。书中曾把帝王之治分成道、德、仁、义、礼、文、武、辨、法九类，认为最好的是道治和德治。

道治和德治的中心，就是解决饮食、男女和衣服的问题。其根据即所谓“天贪人生，地贪人养，人贪人施”。

由上可见《太平清领书》所渭“太平”，所谓“其治太平均”，就是由统治阶级拿出一些东西，解决一下财产过分不均的问题，“生养”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穷苦农民，缓和行将暴发的阶层冲突。

而其目的，则在“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这种思想是最明显的社会改良思想，只不过以神道说教的面目出现，使人一时难以捉摸罢了。

《吴志·孙坚传》说张角“自称黄天太平”。

“黄平太平”是太平道的最高教义，也是黄巾起义的政治纲领。

“太平”二字，显然来自《太平清领书》，但意义已有所不同。它不是《太平清领书》本来意义上的、代表统治阶层利益的“其治太平均”，而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神学异端。

《太平清领书》所谓“其治太平均”，说的是汉朝帝王的道治和德治。张角则把“太平”和“黄天”联系在一起。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并号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

他所说的太平，所特标的天公、地公、与人公的“公”字，从现象上看，与《太平清领书》中的“太平均”、“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天上“粗细靡物、金银、然帛、珠玉之宝各令平均”，似乎没有分别。

但从本质上看，它代表的却是个体农民“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

均产是一种空想。“黄天太平”只能是乌托邦。

3、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按五行说，木运（色尚苍）之后为火运（色尚赤，汉以火德王），火运之后为土运（色尚黄）。《太平清领书》则认为木是关键的东西。

如：“木行大惊骇无气，则土得王起”。“木绝元气，土得王”。反之，“木王，则土不得生”。都把木和土联系起来。此书又认为“厌木”就是“衰火”，把木和火合在一起。

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是指木（苍）已绝（亦即火已灭），土(黄)当立；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是指“汉行已尽，黄家当立”。

汉以火德王，色尚赤。张角不提“赤天已死”，而提“苍天已死”，正是受了《太平清领书》中关于木的说法的影响。不过，不直指“赤天”，可以惑乱敌人的视听。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清领书》所要求的，是“木王则土不得生”，是保“苍天”，保汉家。而张角则把它颠倒过来，变成了“木绝元气，土得王”变成了“汉行已尽，黄家当立”，黄巾要坐天下。

又《太平清领书》说：

“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

《太平清领书》的作者这样推崇“甲子”，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张角选定甲子年起义的依据。

甲子既有这样大的宗教意义，且甲子年（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就要来临，很现实，定在甲子年起义，在张角看来，无疑是最合适的。它有利于发动具有宗教感情的农民群众。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个口号着重的是“甲子”二字。

起义前夕，在“洛阳寺门及州郡官府”，都出现了以白土书写的“甲子”字(《后汉书·皇甫嵩传》)，就足以说明它的着重点所在。在这个口号中没有“太平”二字，它只是个动员农民在甲子年起来推翻汉朝的口号，不是起义的纲领。

“黄天太平”着重的是“太平”二字。在这个口号中，没有把“甲子”二字写进去。它才是作为起义的纲领，太平道的教义，被张角提出来的。

现有的历史书中，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成黄巾的革命纲领是错误的。把“黄天太平”，当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简称”，也是错误的。这两个口号不仅着重点不同，意义不同，来源也不同。“黄天太平”见于《吴志·孙坚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无所谓谁是谁的简称或全称。

4、释“大贤良师”和“三十六方”

据《太平清领书》，“师”的意义有二：一为助人成道，一为疗人疾病。

《太平清领书》说：“夫人乃得生于父母，得成道德于师，得荣尊于君。”

又说：“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决于丹书吞字也。”

除了“丹书吞字”（符水），还有一种“天上神签语”（咒说），“以言愈病”，无有不愈，为“良师、帝王所宜用”。

《太平清领书》中的大贤良师，本是为帝王服务的人，这从书中说的“得荣尊于君”，“帝王所宜用”，“太医失经脉”等语，即可知之。张角则把他改变为面向农民了。

张角也并非迷信到单用符水、咒说去治病，《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张角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表明张角不仅是起义的领导人，而且是深通医道，在东汉末年大疫之年，具有妙手回春本领的民间医生。正是通过疗人疾病这种实际工作，太平道才深入民心，张角也才成了广大农民群众所信向的“大贤良师”。

张角一面替农民治病，一面宣传“黄天太平”的理想，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十余年间，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数十万群众组织到了太平道中来。“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大起义的组织准备完成了。

据《太平清领书》：

天上“一师四辅，…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张角的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合计正好是三十多万人。

《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记黄巾起义，直书“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吴志·孙坚传》记黄巾起义，亦直书“三十六万，一旦俱发”。

可知“三十六方”这种组织，也是根据《太平清领书》来的。不过此书讲的是天上神仙组织，张角则用去组织农民。他的三十六方，是军事部署，又是宗教部署，二者相结合，因此更巩固。

从上面所述，可知太平道是张角利用《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东西，加以改造，从而创立起来的、性质区别于统治阶级黄老神学的农民的异教。《资治通鉴》说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

汉桓帝、《太平清领书》的作者和张角，都奉事黄老，而张角“以妖术教授”，创立太平道，正表明太平道是当时黄老神学的异端。

凭借这种异端妖术，张角用“黄天太平”四字，把农民和平民的要求，集中地反映出来引用“三十六方”，把隶属于豪强地主、为宗法所束缚的徒附以及各地流民组织起来，在甲子年，擂响了讨伐“苍天”的战鼓。

5、各自为战的黄巾起义

在黄巾的军事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

起义前，有计划地宣传黄天太平，组成三十六方，确定起义日期，这无疑是太平道和黄天太平的纲领起了作用；可起义发动后，黄巾的行动就没有计划了，这也是黄天太平的纲领起了作用，终于导致黄巾起义的失败。

黄巾军事行动的无计划性，表现在无统一的指挥上。

大则三十六方如此，小则各方各郡甚至一个郡中的黄巾，也是如此。很多书上都说张角统一指挥各方黄巾，向洛阳进击。这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各方黄巾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攻城夺池，“燔烧官府，劫掠聚邑”。

例如：

张角直接指挥的巨鹿郡黄巾，直到卢植兵临巨鹿，未离开过此郡。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广宗县（今河北广宗），在郡治（今河北平乡）西北；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县西），远在那治之北。张角兄弟始终钉在这里，连郡治也未进入，何谈洛阳。

颍川黄巾与皇甫嵩等军鏖战之地——长社（今河南长葛西），属于颍川那，在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之东。

南阳黄巾十多万人，始终未离宛城（今河南南阳）。汝南、陈国、东郡黄巾，也始终钉在本郡。

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共同向洛阳进兵的迹象。

由此可知张角并无主攻洛阳的计划。战争到底怎样打，张角并未通盘考虑过，因此就不能不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正是由于战争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黄巾都在本郡打来打去，无主攻方向，使东汉赢得了调集兵力，进行反扑的时间。

这是从战争的全局来看。

再看各方、各郡的黄巾，无论在邻郡或在同一个郡中，彼此似乎毫无关系，遇到危急，互不相救，无一不是各自为战。

打得虽然顽强，由于无统一调度，不是协同作战，最后不免被敌人一个个吃掉。

东汉政府看到了各支黄巾都钉在本郡，对它威胁最大的，无过于张角亲自指挥的巨鹿黄巾和离洛阳最近的波才的颍川黄巾，于是起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隽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集中重兵，首先攻打这两地的黄巾。

颍川黄巾遭到皇甫嵩的袭击，损失数万，邻近颍川的汝南、陈国、东郡和南阳四郡的黄巾，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支援。颍川黄巾失败后，皇甫嵩、朱隽又接着去打汝南、陈国两郡的黄巾，东郡黄巾渠帅卜巳，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前去支援。

这两地黄巾失败后，仓亭（今河南南乐西南）一战，卜巳被俘。南阳黄巾也在孤立、困守的情况下失败。

再说巨鹿黄巾。张角坚守广宗，卢植连攻不克，灵帝改派董卓，又在下曲阳被张角打得大败。张角病死后，巨鹿黄巾分由其弟张宝、张梁率领。

张梁守广宗，张宝守下曲阳。这时，灵帝改派皇甫嵩来打广宗，张梁八万多人战败牺牲。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拥有十余万战士而且就在本郡下曲阳的张宝，未去支援张梁。这两支黄巾加在一起，有二十万之多，如果能趁着皇甫嵩兵临广宗城下，内应外合，完全可以打败皇甫嵩。

同在一郡，且是兄弟，打仗互不相关，临死不救，没有什么更能比这说明黄巾的分割性、盲目性了。后来张宝打得虽很顽强，自然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徐州牧陶谦说过：

“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殖，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

这如实地说出了黄巾英勇斗争的精神。可各支黄巾都是无计划作战，虽然英勇，也不能有所作为。

6、为何黄巾军各自为战？

上述说明了黄巾起义的两重性：起义前的有计划性，统一性，起义后的盲目性，分割性。

为什么黄巾的军事斗争表现出这种两重性质呢？

这就是黄天太平的局限性。

张角费了很大的精力，创立太平道，提出农民和平民的均产要求，组织农民进行起义。

但是这种“均产”、“太平”，导致在起义过程中，只是“所在燔烧官府，劫掠聚邑”，连“劫富济贫”的水平也未达到。而正因为各方、各郡、各县的黄巾，都热衷于在本地“燔烧官府，劫掠聚邑”，把它看作“太平均”，看作“黄天太平”，也就不可能有有计划的统一的行动，不可能有互相声援、互相支持。

平均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本来就是错误的，它虽然能够起到发动农民起义的作用，却不可能引导农民走向胜利。

更何况黄巾的平均主义，还极原始，还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中。

从后期白波谷黄巾和青、徐黄巾的复起（一八八年）与演变中，我们更能看到黄天太平式的农民的平均主义的缺陷。

后期声势最大的是青州黄巾，拥“三十万众”，初平三年，竟全部投降了曹操。汉末有个很有名的军阀叫杨奉，他是什么人呢？

皇甫郦说：“杨奉，白波帅耳”(《魏志·李催郭祀传》)，原来他是白波黄巾的首领。

《后汉书·献帝纪》还记献帝东奔，“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胡才等人是接受了军阀、原白波帅杨奉的劝慰而来奉迎献帝的。

在一八四年黄巾的军事斗争中，“黄天太平”思想，曾把斗争推向高潮，但在一八八年黄巾复起以后的斗争中，中央集权对黄巾起义最终起了作用。

这特别表现在领导层中某些人物身上。青州、白波黄巾的投降，表明了平均主义（黄天太平）到头来胜不过中央集权，暴露了“黄天太平”的局限性，因而起义只能以失败告终。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