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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新旧两党领袖人物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党争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至宋徽宗崇宁年间，为相专权的蔡京先后数次炮制出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或简称党籍碑、党人碑、奸党碑等），对相关党人加以禁锢。该碑是有关北宋晚期政治的重要史料，它是一份党籍名录，此名录对相关党人仕途及党人家族的发展影响甚大。实际上此碑题目中所含“元祐”二字乃广义概念，涉及的党人身份冗杂，其以元祐旧臣为主体，还涉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甚至包括武将与内臣。所以在探讨元祐党籍名录的时候取其广义，并非单指元祐旧臣。由于党争党禁的限制以及史料的遗失，相关记载语焉不详，呈现碎片化特点，或各有阙误、龃龉，导致此碑的立毁情况与版本流传问题较为复杂，相关成果虽有论及，但多有不足。如党籍碑的立毁时间与次数探讨不够深入，而党籍碑与党籍名录的关系、京城与地方立碑的具体地点与意义等亦未见涉及。尤其要注意的是，若论党籍碑的版本流传，必须从石刻物质形态与文字纸本形态两方面考察，故主要从石刻物质形态方面谈及。 一 北宋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名录异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元祐党籍碑》是一份党籍名录，但不能说元祐党籍名录即是元祐党籍碑。广义而言，党籍名录包括入石的党籍碑与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但入党籍的人并不一定都被刻石上碑。此外，以最后出的309人版《元祐党籍碑》为例，其对党人的记录，分为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武臣、内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前后不同版本党籍碑的分类大同小异，此处先将分类表出，利于后面的论证表达。 党籍碑的产生始末较为复杂，不同版本收录人数有异，立碑地点亦有不同，且党籍碑与未入石之党籍名录容易混淆。须以擘肌分理之态度，方能对其有相对清楚地把握。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缺徽宗朝事迹，当朝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也较为零散。下面先从《宋史》中梳理党籍碑的立毁始末，然后辅以其他文献进行考辨。 《宋史·徽宗本纪》的记载相对详细： （崇宁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崇宁二年）九月……辛丑……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六月……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崇宁）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长竟天。……乙巳，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失。毁《元祐党人碑》。复谪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复弹纠。丁未，太白昼见，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 《宋史·蔡京传》也有相关记载，但在具体时间上却语焉不详。其云： 崇宁元年，徙大名府。……二年正月，进左仆射……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帝以言者毁党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罢之。 这里的“言者”当指刘逵。《宋史·刘逵传》有载：“逵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进。京以彗星见去相，而逵贰中书，首劝徽宗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由此可知，蔡京掌权之后，为了打击政敌，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首次炮制出第一种党籍碑，崇宁二年九月辛丑第二次立党籍碑，崇宁三年六月戊午第三次立党籍碑，前后三次党籍碑所涉及人数不同。崇宁五年（1106）正月乙巳，徽宗因星变从刘逵等人之请，党籍碑被毁讫。需要提及的是，粗看《宋史·蔡京传》的记载，似乎崇宁二年第二次立碑曾刻石文德殿门，然此实由于史官跳跃叙事，将崇宁三年之事置于二年书之，未见他籍有录崇宁二年刻石文德殿门之事，此年只是如《宋史·徽宗本纪》所谓刻石天下监司长吏厅。这于本文第二部分之考证地方监司长吏厅立碑引用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可证之，兹不赘述。 《宋史·徽宗本纪》《宋大诏令集》等谓下诏定党籍309人刻石在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即上云第三种党籍碑。但《道命录》云：“崇宁三年，六月丁巳，诏元符奸党通为元祐奸党，凡三百有九人……上亲书刻石于文德殿之东壁，又命蔡京书而颁之天下。” 《东都事略》亦云：“（崇宁三年）六月……丁巳，籍元祐奸党，以司马光为首，凡三百九人，刻石于文德殿门之东壁。”这两处谓定党籍309人刻石在六月丁巳，与前谓六月戊午相差一天。可能是先定党籍在六月丁巳，诏令刻石在翌日的六月戊午，故记载时间略有不同。 《宋史·徽宗本纪》载首次立碑与第三次立碑涉及的人数分别是120人、309人，却未记录第二次立碑涉及的人数。关于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首次立碑的入籍人数，各种记载有异，主要有120人、119人、117人三种记录。绝大多数文献皆谓120人，如除了《宋史·徽宗本纪》，李埴《皇宋十朝纲要》（等皆云120人；云119人者，如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吕中《大事记讲义》；云117人者，仅见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先甄别119人与117人版，经过名录比对，多出的两人为郑雍、韩忠彦，皆被列为曾任宰相执政官内。考二人仕宦，他们确曾深陷党争，有入籍可能。且三次党籍碑名录皆由蔡京主事，郑、韩两人皆入第二、三次党籍碑，也极有可能入首次党籍碑。故而117人版当是漏抄郑雍、韩忠彦二人所致。由于未见120人版的具体名录，实难与119人版作对比。但应以120人为准，因为绝大多数文献皆谓120人，且相对先出的《宋史·徽宗本纪》、李埴《皇宋十朝纲要》亦谓120人。之所以出现差异记载，恐是辗转抄录讹漏，转袭其说所致，119人版当是漏抄一人。以吕中《大事记讲义》为例，其云首次立碑为119人之后，又紧接着记录了崇宁三年刻碑人数为390人，（P363）此大误，应为309人。故而其云119人也极有可能是误记。 关于第二次立碑入籍人数，可从一篇奏状予以索解。两宋之际的张纲有《看详元祐党人状》云： 准尚书省劄子：“臣寮上言。（具前劄子）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圣旨：令给舍看详元祐党籍内曾任宰执、侍从、台谏等官，显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挥推恩之人，并余人各项开具，限五日具状闻奏。”今具下项须至奏闻者：“曾任宰臣：文彦博……曾任执政：梁焘……曾任待制以上：苏轼……余官：秦观……已上共九十七人。” 右，臣等今看详党籍人姓名见于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计九十八人，一本计三百九人。虽皆出于蔡京私意，内九十八人者系是崇宁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后蔡京再将上书人及将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党籍，冗杂泛滥，增至三百九人。看详九十八人内，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余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台谏官卒难省记外，其间曾任宰执、侍从及余人，并开项在前。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系前石刻所载，其余数内更有侍从官上官均、岑象求及余官江公望、范柔中、邓考甫、孙谔等六人，其名德亦显。然可见外有二百余人虽石刻具存，然其姓名有不显者。及当时议论是非，为年岁深远，别无文字考究，难以雷同开具。契勘前项九十七人并六人，共计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挥。所有今来臣寮上言许子孙陈乞恩例次数，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谨录奏闻，伏候勅旨。 由此可知，张纲看详元祐党人名单，目的是行推恩之令。他确定的党人名单，来自于他所见的曾入石的两种党籍碑版本之一的98人版，并加入了上官均等六人，减去王珪一人，得以确定党人名单103人，据此用以推恩。张纲所谓“内九十八人者系是崇宁初年所定”，即应是崇宁二年九月辛丑第二次所立党籍碑。关于此98人版，名单还可见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98人版较之能确定具体名单的119人版，因未计入内臣、武臣12人，且在余官一类删削9人，共计少了21人，对曾任执政官与待制以上官的记录无异。由此推断，首次所立的120人党籍碑极有可能比119人版在余官类多出一人，而对执政官与待制以上官的记录也应无差异。 对于党籍碑的版本人数，清王士祯《蚕尾文·跋元祐党籍碑》有过论述： 《晁氏客语》云：“绍圣初，籍定元祐党，止数十人，世以为精选，后乃泛滥，人以得与为荣，而议者不以为当也。”张文简纲《华阳集》有《绍兴间进劄子》云：“臣等看详党籍人姓名，见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计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内九十八人……”以此考之，蔡京手定党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详定为三本。 王士祯谓张纲《绍兴间进劄子》所记的“见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计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此《绍兴间进劄子》即指本文前引的《看详元祐党人状》。据洪箴《张公行状》，张纲生活在两宋之交，生卒年为元丰六年（1083）到乾道二年（1166），其人曾与蔡京共事，因论事忤蔡京而被贬。张纲亲身经历过党籍碑的立毁过程，故而他的记载值得信赖。洪箴《张公行状》载：“（绍兴）四年正月，兼详定一司敕令，寻除给事中……先是推恩元祐党籍子孙，许其自陈，一时有司失于限制，来者不止，公建议以崇宁初年所定碑刻九十八人为正。”（卷40）联系《看详元祐党人状》与张纲仕履，以及张纲《看详元祐党人状》在《华阳集》中所处的位置，推测此状应写于张纲任中书舍人的绍兴三年（1133）的七月十二日至七月十七日之间，离毁党籍碑的崇宁五年（1106）约27年。 《道命录》谓：“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学术政事之禁，八月颁党人姓名下监司长吏厅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指程颐）于余官为第二十三人。”（P517）“先是”指崇宁元年（1102），此云该年八月刻石97人版党籍碑于监司长吏厅。此时间记载与他籍所载不符，《皇宋十朝纲要》《宋史·徽宗本纪》等书皆载崇宁二年（1103）九月辛丑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刻石。即诸文献皆谓初次立碑在崇宁元年，且只在京师立碑，尚未扩及全国范围。从逻辑发展而言，《道命录》所载时间当误，且其云97人版党籍碑，亦未见他籍有载，极有可能是误记。实际上《道命录》所谓的97人版，应是张纲所见98人版之误。 《宋史·徽宗本纪》等记载了120人与309人版，张纲《看详元祐党人状》记载了98人与309人版。故而《元祐党籍碑》前后三个不同人数的版本，分别是120人、98人、309人。记录人数的不同，体现了一时的政治格局与士人关系有异。严格说来，120人、98人、309人三版党籍碑都出自蔡京及其党羽之手。鉴于未刻石的党籍名录极易与党籍碑混淆，所以下面对其关系予以厘清。党籍碑是由此前的各种党籍名录发展而来的，其情况较为复杂，开其端绪的主要是如下两种，即章惇等奏请编类元祐群臣章疏所确定的名录，以及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录，这两种党籍名录未见入石。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云：“明年，改元绍圣。四月，自外拜章子厚为左仆射。时东坡先生已责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邓温伯迎合，以谓《神宗实录》诋诬之甚，乞行重修，由是立元祐党籍，凡当时位于朝者，次第窜斥，初止七十三人。”这说明最初的元祐党籍名录为73人版，时在绍圣元年（1094），乃章惇等奏请编类元祐群臣章疏所确定的名录。崇宁元年（1102）九月乙未，又出现了一份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录，即元符上书人姓名录，涉及人数众多。它是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出现120人版党籍碑之前四天问世的。这份名录分正邪两部分，其中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共计41人，邪等分为四等（初分为三等），多达541人，共计582人。史籍有载，如《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录：“崇宁元年九月十四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邪上尤甚：范柔中……邪上：梁宽……邪中：赵越……邪下：王萃……”《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亦有详细记载。乾道二年（1166）十月八日，周必大有《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谓：“予尝观书太史氏，按崇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书，定元符末党籍五百四十有一人，而公姓名在焉。由此罢确山宰，废于家，越三年六月丁巳始出党籍。”此即指元符上书人之邪等的541人。前引崇宁三年“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而立碑，可知崇宁三年309人版《元祐党籍碑》的名单来源之一就是这份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中的若干邪等党人，故而这份名录也可称为元祐党籍名录之一种。宋室南渡后的103人版党籍名录乃张纲整合而出，此本是党禁解除后的党人姓名汇集，目的在于确定推恩人数，性质与北宋党籍碑有异。 要之，上述六种可称为元祐党籍名录的文献，其中三种为入石的党籍碑，三种为未入石的党籍名录。如果按时间顺序而言，又该如何排列它们呢？综上考述，绍圣元年（1094）的73人版最早，崇宁元年（1102）九月乙未的541人版次之，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的120人版再次之，崇宁二年（1103）九月辛丑的98人版再次之，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的309人版再次之，最后是绍兴三年（1133）七月的103人版。关于三种入石的党籍碑，其名录存佚情况如下：首次立碑的120人名单未见，但其中119人名单见于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吕中《大事记讲义》。第二次立碑的98人，名单见于张纲《看详元祐党人状》、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三次309人版名录则为多种传世文献所载，并有重刻摩崖存世，其中名录有异，待另文专门探讨。 下面（表1）单独以表格形式对党籍碑的出现先后加以梳理。  足见，在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皆有党籍名录上石，皆可称为党籍碑。前已述及，崇宁五年（1106）正月乙巳，徽宗因星变诏令毁碑。党籍碑被毁，并不意味着元祐党人的政治地位迅速回升，也不意味着党争结束，但却说明蔡京等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对抗。 要充分了解党籍碑的诏毁过程，需要辨析时人的天象观与相关记载差异。徽宗下诏毁碑与崇宁五年（1106）的一次天象异变有关，即《宋史·徽宗本纪》等书所谓的“星变”。《宋史·天文志》谓：“崇宁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如杯口大，光芒散出如碎星，长六丈，阔三尺，斜指东北，自奎宿贯娄、胃、昴、毕，后入浊不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亦谓：“（崇宁）五年正月十四日星变。”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较为详细： 崇宁五年正月戊戌，是夕，彗星出西方，由奎贯胃、昴、毕，至戊午没。乙巳，诏：“以星文变见，避正殿，损常膳，中外臣寮等，并许直言朝廷阙失实有。”又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实无。”……丁未，大赦天下，应合叙用人，依该非次赦恩与叙；应见贬责命官未量移者，与量移；应官员犯徒罪以下，依条不以赦降去官原减者，许于刑部投状，本部具元犯因依闻奏，未断者并仰依令赦原减。……癸丑，诏：“元祐系籍人等石本，已令除毁讫，所有省部元镂印板并颁降出外名籍册，并令所在除毁，付刑部疾速施行。”丁巳，诏曰：“……布告天下，明谕朕意毋惑。”戊午，御笔：“元祐系籍人石本，已令除毁讫。所有从初降黜子孙、亲属职名……并量等第与宽释，可速立法闻奏。” 从《宋史》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记载，可知星变开始在崇宁五年（1106）正月戊戌，查《二十史朔闰表》，即崇宁五年（1106）正月初五。当今天文科学也指出，彗星出现的时间可以持续多天。《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谓“至戊午没”，乃指彗星现象从正月戊戌（初五）持续到正月戊午（二十五）。这里所谓星变，乃是一个持续过程，并非单指正月戊戌（初五）这一日，此点当特别表出。此外，前引《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亦谓“（崇宁）五年正月十四日星变”，当指前引《宋史·徽宗本纪》所载的“（崇宁五年正月）丁未，太白昼见”。查《二十史朔闰表》，正月丁未即正月十四日。太白昼见即金星亮度异常，也是时人认为的一种天象异变，即《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所谓正月十四日星变。而《宋史·徽宗本纪》等书所说的星变，乃指彗星现象。也就是说在彗星出现的20天内，曾出现了太白昼见的天象。具体来说，在崇宁五年（1106）正月间，彗星出现在正月初五至正月二十五，而金星亮度异常出现在正月十四。《宋史》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皆谓宋徽宗因星变诏毁党籍碑在正月乙巳（正月十二日），可知下诏毁碑是在彗星开始七天之后对天有异象的一种举措。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又载：“（崇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迁谪累年，已足惩诫，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所有朝堂石刻，已令除毁讫，如外处有立到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P4108）此云“（崇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诏，时间与星变、诏毁碑难以契合，恐为清人辑出此书时误抄所致。此诏当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云在崇宁五年正月乙巳发出。此外，如被认为成书于南渡初的《宋大诏令集》具有资料的原始性，此书两处记载此诏，一曰《星变毁党籍石刻诏》，时间为崇宁五年正月乙巳。一曰《除外州奸党石刻御笔手诏》，（P829）时间为崇宁五年正月十二日。正月乙巳即正月十二日。清人编撰《续资治通鉴》时，亦认可崇宁五年正月乙巳之说。 由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如下一条线索，以明示毁党籍碑、宽党禁的过程： 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 正月戊戌（初五）：星变开始（彗星出现）。 正月乙巳（十二日）：避殿损膳，许直言朝廷阙失，诏毁朝廷内外党籍碑。 正月丁未（十四日）：太白昼见（金星亮度大），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 正月癸丑（二十日）：已毁讫党籍碑石本，且令除毁元镂印板与颁降出外名籍册。 正月丁巳（二十四日）：布告天下，明谕毋惑邪臣。 正月戊午（二十五日）：星变结束 （彗星消失），令宽党禁。 可见徽宗下诏毁碑之后的十多天内，连续颁布了好几条诏令，其目的都是对天象警示的回应。可以说徽宗因星变毁碑，只是明令宽党禁的一个前奏措施，将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看得见的石碑毁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象征性措施，是当时党争态势得以变换的转捩点。此时徽宗对党争有了新认知，权相蔡京面临了新的政治对抗，即将迎来第一次罢相的结果。由此可知星变这一天象在当时对政治的影响。 党籍碑在崇宁五年（1106）被毁之后，南渡初期已经文献难稽。《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载： 高宗建炎元年……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诏：“故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特赠太师，追封晋国公……”先是，手诏欲褒赠公著等，宰执进呈，上曰：“此事议论已久，缘军旅事多，终是行遣未尽。内中收得元祐党碑一本，待降出，可全录付所司，令一一契勘，合褒赠者皆追与之。时方艰难，虽似不急，实可以收人心、召和气。”至是乃举行焉。 时隔毁碑24年之后的建炎四年（1130），南渡朝廷为收揽人心，为昔日遭难的元祐党人平反，平反名单依据主要来自于内中所得《元祐党籍碑》名册。张纲有《论党籍之家推恩泛滥劄子》云： 往时元祐臣寮子孙，流落困踬，陛下怜其名族不遇，曲加恩惠，德至渥也。然臣考之党籍见于石刻者三百余人，前后推恩已多，而来者不止，递相援例，无有限极。……臣以谓党籍之家固宜有以优恤之，但不可不为限制。……臣愚欲乞诏有司，将元祐党人择其显有名德者，方许子孙陈乞恩例一次。今日以前已经推恩者，不得再有陈乞。……伏望特赐睿旨施行。取进止。 确定党籍名单目的在于行推恩之令，但由于希冀得到恩典的党人子孙较多，由此有虚领推恩、以邀荣宠的人出现。陈与义于绍兴四年（1134）二月十六日《乞寻访元祐党籍及元符上书人姓名定本奏》（奏章名称据曾枣庄等《全宋文》所拟）谓： 窃观元祐党籍及元符上书人，其硕大光明者既以尽录，亦有姓名不熟于人，而多故之后无籍以考。乃绍兴之元下诏访求，有黄策者以蔡京所书党碑及国子监所印党籍、上书人姓名录白来上，付在有司。而遭罹火灾，又已不存。间有其子孙应令自陈者，乃以胥史私抄之本定其是非，一字之间，予夺随之。乞诏令吏部寻访其本，缴申左右司审验讫，送本部照使。 可见，在建炎初搜得一本党籍碑名录之后，绍兴元年（1131）又下诏寻求党籍碑名单、上书人姓名，这时离毁碑约25年，离蔡京去世仅5年而已。下诏寻访党籍碑名籍，乃因朝廷欲仔细契勘党人名额，故广而告之以求他本。“绍兴之元下诏访求”党籍名单的结果是“付在有司”，但不幸“遭罹火灾”。所以陈与义才请求再次访求党籍名录，此时离党籍碑被毁不到30年。 鉴于对元祐党人子孙的优待较多，当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张绚于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有《乞罢元祐之臣隶党籍者之子孙添差奏》（奏章名称据曾枣庄等《全宋文》所拟）云：“元祐之臣名隶党籍者，陛下临御以来辨别邪正，明订是非。复其职名，则恩加于泉壤；世其禄仕，则泽及于子孙，天下至公之论也。若乃创立添差之例，则臣以为不然。盖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转援例，何时可已?” 绍兴六年（1136）正月，范直方又有《乞甄别元祐党籍奏》（奏章名称据曾枣庄等《全宋文》所拟）云： 朝廷旌别淑慝，大开党禁，以风动天下。凡隶名石刻之人，皆蒙追录，此千载盛德之举也。然而其间贤否是非，未免混殽。……自崇宁以后，党籍日众，其闲固多忠谠劲正之士，出处议论，具在方册。……以至今日，子孙又从而借口，侥觊恩典。幸门一启，流风靡靡，虽故家遗族，未免衒鬻希进，伤教败俗，莫此为甚。伏望密诏近臣，博访耆旧，重加审订，稍示甄别，以行典礼。庶几贤不肖各当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后世。 自从朝廷下令以党籍名录推恩党人子孙之后，就出现了“子孙又从而借口，侥觊恩典”的现象。这份“黑名单”在党禁解除推恩子孙时，又成为了历史的光荣榜。如周渊绍兴元年（1131）八月，有《父谔入元祐党籍未沾圣泽奏》（奏章名称据曾枣庄等《全宋文》所拟）谓：“父谔元丰中上言，乞修京城。神祖籍寄姓名，欲加擢用。而蔡京以父谔为范纯仁之甥，王觌之婿，陈瓘妻兄，遂同入元祐党籍，未沾圣泽。”诸如此类的党人子孙欲讨恩典的事情，在当时应较为普遍，以至于才有张纲、陈与义、范直方等人乞甄别党籍真伪的奏状出现。 两宋之交，短短二十多年，党籍碑从禁锢党人及子弟的历史罪状，成为党人子弟引以为荣、据之以得恩典的历史凭证。这是北宋末期党争风云变幻的缩影，也是云谲波诡的党人命运的绝好体现。 二 崇宁年间元祐党籍碑的立碑地点 崇宁年间，京城和地方多次立有元祐党籍碑，立碑地点并非随意选择，而是有其特殊规定。党籍碑是党争产物，作为一种政治空间的体现，党籍碑的立碑地点显然属于物理性政治空间，它是物质实体的、看得见的建筑空间布局，下面着重探讨立碑地点及其作为政治空间的意义。 （一）京师宫城内 前已述及，有关京师立碑有如下几种记载： 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御书刻石端礼门。（《宋史·徽宗本纪》等） 崇宁三年（1104）六月丁巳，上亲书刻石于文德殿之东壁。（《道命录》等） 崇宁三年（1104）六月丁巳，刻石于文德殿门之东壁（《东都事略》等） 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刻石朝堂。（《宋史·徽宗本纪》等） 由上述文献的明确记载，可知党籍碑先后不止一次在京师宫城内刻石。上述四条记载，后三条是否为同一所指？端礼门在何处？此处立碑意义何在？朝堂是否有具体所指，亦或是泛指？这几处地理位置背后体现的政治空间意义是什么？要弄清楚这些地点差异，有必要借助地图予以辨析。图1为东京大内宫城图之南部外朝区域。  如图1所示，端礼门、文德殿位于正殿大庆殿的西南侧与西北侧，它们的南侧是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这些地方都是官员的办公场所。 先看端礼门。端礼门与大庆门平齐。平日官员上朝、办公从左掖门、右掖门入，并非由宣德门、大庆门入。官员到中书门下等办公区域，一般需要从右掖门入，再经过端礼门。故而端礼门是官员办公或上朝的重要路径。《宋会要辑稿·仪制八》云：“崇宁重修本台令：诸朝会仪出入不由端礼门，入端礼门不端笏，朝堂行私礼，交互幕次，语笑喧哗，殿门内聚谈，行立失序，立班不正，交语相揖，无故离位，拜舞不如仪，穿班仗出，诸朝会不至，及失仪序并不赴台参辞谢者，殿中侍御史具姓名申台，取审状申尚书省。”（这里的“崇宁重修本台令”，即《崇宁重修御史台令》，乃徽宗崇宁年间编纂，正是党籍碑的产生时间。南宋赵升《朝野类要·班朝》“朝仪”条亦录此令，记为“趋朝之仪，如出入不由端礼门，不端简……即閤门弹奏有责。”可见入端礼门需要端笏，这无疑说明当时端礼门应是一个端严肃穆的地点，乃官员们常经过之地。在此立碑，无疑有时刻警醒官员的意义。所谓端礼门，应取端正礼仪之义，再加上党籍碑竖立于此，其警示意义更甚。 再看文德殿。此处乃常朝之地，被称为前殿正衙。宋徽宗朝，文德殿是重要的朝会之地。朔望视朝文德殿，定于宋神宗朝。今人谓“'入閤’，为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的朝参形式之一，其制始于唐玄宗一朝，历经五代宋初，内涵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至神宗熙宁三年得以废罢。而后，宋廷重新制定'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使五代以来月朔正殿朝参仪制'名实不符’的弊端得到了解决。”可见从神宗朝开始，文德殿成为名副其实的月朔视朝之地。检阅史料，可知北宋晚期文德殿的使用频率不低。崇宁三年的刻石，《道命录》与《东都事略》记载差一“门”字，前者谓刻石在文德殿之东壁，后者谓在文德殿门之东壁，地点各异。因为最初刻石端礼门，第二次也有可能是在门附近，所以崇宁三年的刻石理应在文德殿门之东壁。又据《宋史·律历志》等记载：“国朝复挈壶之职，专司辰刻，署置于文德殿门内之东偏，设鼓楼、钟楼于殿庭之左右。”知文德殿门东壁之内壁立有计时的刻漏等工具，而党籍碑有可能就在刻漏等工具之旁，或者与其一墙之隔位于外壁，应在外壁的可能性更大。故而，在文德殿门东壁立党籍碑，除了考虑到官员能时常见之，或许还有时刻警醒之意。 最后看朝堂。有关崇宁三年（1104）309人版党籍碑，《东都事略》与《宋史·徽宗本纪》等对宫城内立碑地点记载有异，《东都事略》云刻石于文德殿门之东壁，《宋史·徽宗本纪》《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谓刻石朝堂。按照此前宫城内立党籍碑的做法，此309人版党籍碑应在宫城内的某处具体位置，故而这里的“刻石朝堂”应指某具体地点，似即《东都事略》所谓的文德殿门之东壁。且据今存传世金石文献对此309人版党籍碑及序文的记录，以及广西重刻的摩崖石刻，可知所谓的“刻石朝堂”确为文德殿门之东壁。故而，前引崇宁三年三条刻石的记载，即文德殿之东壁、文德殿门之东壁、朝堂，三者实指同一地点，即文德殿门之东壁。所以，宫城前后有两次立碑。但前引《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又谓“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这里的朝堂与《宋会要辑稿》所载“所有朝堂石刻，已令除毁讫”之朝堂同义，当泛指宫城内所有立碑处，都指宫城内前后两次立碑在崇宁五年（1105）正月一并除讫。且“所有朝堂石刻，已令除毁讫”的记载，说明宫城内前后不止一处有立党籍碑。故而刻石朝堂与朝堂石刻，两个“朝堂”并不同义，刻石朝堂当取文德殿门东壁之义，而朝堂石刻则泛指宫城内的所有党籍碑。 综上，崇宁年宫城内两立党籍碑，按照时间先后，先在端礼门旁，后在文德殿门之东壁，地理位置是依次由外向内，这种地点变换似乎意味着越来越严厉的警示。总的来说，党籍碑在京城所立的地点主要是集中在外朝，未涉及皇帝、后妃等生活之内朝，亦未涉及京城皇宫外的居民生活区。立碑地点的选择无疑是针对朝廷官员而言，无论是警醒，抑或是蔡京等人对政敌的羞辱目的，都是党籍碑作为政治空间意义的所在。 （二）地方监司长吏厅 崇宁年间，除了京城两立党籍碑，地方亦不止一次立碑。《道命录》《宋通鉴纪事本末》《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蔡京传》等皆谓崇宁二年“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除了刻石于文德殿门之东壁，蔡京又亲书党籍碑颁行天下。为何立碑范围从京城扩及到地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 （崇宁二年九月）辛丑，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陈州，士人有以端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问臣者。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陛下孚明赏罚，奸臣异党，无问存没，皆第其罪恶，亲洒宸翰，纪名刊石，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内辅郡，犹有不知者，况四远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刊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从之。 可见，因有臣僚云京畿辅郡的民众不甚知党籍碑姓名，遑论其它地方民众，所以第二次立碑范围扩及到全国地方。那么，天下监司长吏厅如何理解？此处所谓“监司长吏厅”，应将监司与长吏厅断开理解，分别代指地方路级与州级的长官的办公场所。南宋咸淳年间史能之所修《毗陵志·人物》载： 陈敏，字伯脩，无锡人。……登崇宁三年第……徽宗朝诸蔡用事，斥司马公诸贤为奸党，令州郡皆立石，守倅刻铭焉。敏通（适）守天台，监司促之急，答曰：“诬司马公为奸臣，是诬天也。”倅自立石，敏碎之，囚其石工。官吏悚栗言于敏，惧劾。敏曰：“我死且不辞，何劾之畏？”竟挂冠不仕，号濯缨居士。 据此而言，“守倅刻铭”当指知州与通判一起负责刻石。陈敏拒立碑、碎碑时任职是台州知州。若州郡皆立党籍碑，则全国立碑至少在数百块之多。粗略而言，监司长吏厅是全国地方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空间，同时还算是一种社会空间。之所以选择在监司长吏厅立碑，目的无疑是出于一种监察和警示意义。 因此，无论京师还是地方，本着“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的理由，选择立碑的地方都具有强烈的监察、警示意义，以及对政敌的侮辱意义。警示的对象无疑是以入碑的党人为最重，而且还震慑着未入碑的广大官员。从京城到地方，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党籍碑是蔡京等对官员的政治控制。地理空间可以成为政治空间，党籍碑除了具有物质实体性，作为一种名录它还具有特定功能的抽象空间意义，这种作为名录的抽象政治空间意义对党人家族的影响甚大，此点另文再作探讨。随着党人昭雪，后世重刻党籍碑，其政治空间意义予以转换，监察、警示、侮辱之义也就变为了彰显政治荣耀的意义。 三 南宋至明重刻元祐党籍碑 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诏令全国毁碑，此后未出现大范围公开刻石的情况。但在宋高宗给党人昭雪之后，党人子弟为了彰显荣耀却私下刻石。从现存文献可知，至少有四次党籍碑重刻的情况，下面分别考述。 （一）扬州重刻党籍碑 王明清《挥麈后录》载：“如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至以苏迥为苏过。” 《挥麈后录》大致作于绍熙四年（1194），故而扬州重刻党人碑当在此之前。由于史料缺略，无法考知扬州由谁重刻党籍碑，但这是目前所知最早重刻党人碑的记载。 （二）梁律重刻党籍碑 南宋庆元四年（1198），梁焘曾孙梁律重刻党籍碑，这是目前所知确切的且现存的最早重刻本。该本由南宋饶祖尧作跋，故也称饶本。跋文作于庆元四年（1198）九月。跋文云： 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当者。所谓公论，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亘亿万年，矛盾驰互，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之，有是哉!元祐党议，徽宗固随感悟，高宗亦继昭雪。观国史，读实录及诸公家传等书，大氐有考。庆元戊午，备末□（掾）桂林，始获识左丞梁公之曾孙府钤辖律，爱其有前辈风度，相与光昵，暇日从容，及籍中名氏，因谓欲刻诸石，便□（报）传。夫前此一时之屈，而后此万世之伸，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计，浅之为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贤，特碑苟无恙，彼小人者有所睹，□其污蔑君子，本以利已，浮说定罪，恶反易位，而至于我，生遗家祸，死贻鬼诛，盖至□（严）其邪心，要必少悛明。斯举也，似不无补。岁九月旦，吉川饶祖尧敬跋。 通过跋文可知，饶祖尧在桂林做官，亲见梁律主持重刻此碑。该碑存广西桂林龙隐岩内，严格说来不是狭义之碑刻，其形制属于摩崖石刻，故而其题额只曰“元祐党籍”四字，无“碑”字。 据说上个世纪70年代，桂林市文管会对该地区摩崖石刻进行调查，于龙隐岩内发现残缺的新跋文一则，林京海整理如下： 右元祐奸党石刻，崇宁三年六月壬戌，蔡京所奏立，凡在籍者，皆当时名臣，刑窜禁锢，不问存亡。五年正月乙巳（下缺）/诏毁之，然其罪犹未废除也。京欺天罔上……今石刻所列，至逾三百，极天下之选，次第见其高下无少差，（下缺）/或者弗察乃尔，岂不误哉。旧尝得模本，敬勒之石，以彰我宋忠臣义士之盛。且俾网罗天下访失旧闻者有考乾（下缺） 观此残文，“旧尝得模本，敬勒之石，以彰我宋忠臣义士之盛”，可知此作者应为南宋人，极有可能是梁律。且其据模本而重刻，即重刻崇宁原本。此跋文云党籍碑乃崇宁三年（1104）六月壬戌（阴历6月21日）蔡京奏立，与前引《宋史·徽宗本纪》《宋大诏令集》等载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阴历6月17日）相比晚了四天。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P319）此处云崇宁三年（1104）六月壬戌应为蔡京奉诏书党籍姓名时间，而非下诏立碑时间，下诏时间应为前已述及的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 自梁刻党籍碑出现以后，拓本由此传播开来。如清人朱彝尊《桂林府石刻元祐党籍跋》谓：“京所书刊石满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独存。碑后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为瀑泉所泐也。”（P403）此版即云梁刻本。又如全祖望《宋元祐党籍碑跋》谓：“《元祐党籍碑》，世所见者，皆西粤重勒本。是刻为故相梁公焘曾孙律所重勒，而吉州饶祖尧跋之。”祖望所谓是刻即梁刻。关于龙隐岩的梁刻碑，不少地方志都有载录，如雍正年间金鉷等修撰的《广西通志》等。还有不少文人有诗文记录此碑，兹不赘引。 （三）沈暐重刻党籍碑 在梁律重刻党籍碑13年之后，党人沈千曾孙沈暐又于嘉定四年（1211）重刻党籍碑。为了彰显曾祖沈千曾入党籍碑之荣耀，沈暐利用家藏拓本重刻党籍碑。其自跋云： 元祐党籍，蔡氏当国实为之。徽庙遄悟，乃诏党人出籍。高宗中兴，复加褒赠及录其子若孙。公道愈明，节义凛凛，所谓诎于一时而信于万世矣。其行实大概，则有国史在，有公议在。余官第六十三人，乃暐之曾祖父也，后复官终提点杭州集真观，赠奉政大夫。暐幸托名节后，敬以家藏碑本镵诸玉融之真仙岩，以为臣子之劝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权知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古霅沈暐谨识。 该碑历来位于广西柳州融县真仙岩老君洞内。关于融县的沈刻本，亦有不少记录。如明人何乔新《题元祐党籍碑》云：“元祐党籍碑一卷，蔡京元长所书也。……霅川沈暐，以其祖千名在党籍，惧久而磨灭，特取家藏拓本重刻于石，行人司副姑苏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予。……览此碑，尚亦自省哉。”还有不少方志有记载，如明人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载“融县”时说：“又有宋元祐党籍碑，岩背里许，平地中有二潭相连，大者数十亩，小者一二亩，水色绀碧，中多灵产，名安灵潭。”明人徐《笔精·党籍碑重刻》载：“《元祐党籍碑》，蔡京欲传示后世，使其子孙有余辱也。弘治中，吴兴沈暐以其祖沈千，名与涑水、伊川联名，惧其久而磨灭，取拓本重刻于石，今世所传碑皆沈氏刻，子孙有余荣矣。”这里曰弘治重刻当误记，弘治乃明代年号，非南宋沈暐刻碑年代。此外，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也记载了徐霞客访拓此碑的事迹。沈刻相关记载所在多有，亦不赘举。 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明代有若干文献记载了融县党籍碑曾经被毁。如明郎瑛《七修类稿》“义理类”录“元祐党碑”载：“广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党碑亦在焉。本朝胡文穆公为广佥事时碎之，此文穆自载于己集，谅不诬也。”明徐学聚《国朝典汇》亦云：“九年六月，升彭州知州，胡子祺为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书请都关中，上称善，寻升广西佥事，克举宪典，多平逸狱。闻元祐党人碑尚在融州岩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胡寿昌（字子祺）曾经毁碑，《明史稿》亦录此事。故而，今存融水县博物馆的党籍碑当是明人重刻，并非沈刻。桂林党籍碑，由于是摩崖石刻，从初刻保存至今。而融县党籍碑，为明胡寿昌所毁，现存者为明人重刻。胡寿昌毁碑之事，清人提出过异议，但无铁证辨其伪。现存融县博物馆的党籍碑，曾在“十年动乱”中有所毁损。 明清两朝，梁本、沈本广为流传。如康雍之际的李光暎《金石文考略》云：“余得党籍碑二本，一沈暐所跋者，一饶祖尧所跋者。”又如嘉道年间夏荃《退庵笔记》谓：“道光己未秋，徐次卿赠余《元祐党籍碑》，是宋沈暐重刻本……今世所传，皆南渡后重刻者。一为庆元四年，故相梁焘（焘亦在党籍）曾孙律刊，后有吉州饶祖尧跋，旧在静江府，即今广西桂林府。一即沈本，后有暐自跋，在今广西柳州融县。”对于桂林龙隐岩梁刻党籍碑、融县真仙岩沈刻党籍碑，历来文献征引较多，可见不少人见过实物或拓本。 梁本与沈本，哪一本的流播更广？前面已引，徐云“今世所传碑皆沈氏刻”，而全祖望又说：“《元祐党籍碑》，世所见者，皆西粤重勒本，是刻为故相梁公焘曾孙律所重勒。”似乎明代更流行沈刻，清代更流行梁刻，实难判轩轾。清末叶昌炽《语石》谓：“元祐党籍碑亦有二石：一刻于庆元四年，在桂林龙隐岩。一刻于嘉定四年，在融县真仙岩。融本不易得。余籍召皆之力，始克藏之。”（P51）由于融县的党籍碑地处相对偏远，所以其流播广度应该不如梁刻本。沈本多被认为是蔡京原书重刻，所以书法史意义较大。总之，梁本、沈本的碑刻拓本，历来皆是金石爱好者的藏物，都是流播较广的石刻文献。从明清有关党籍碑的著作来看，似乎多以桂林龙隐岩版的党籍碑为底本，可能梁本流播更广。 后人未亲历党籍碑石刻者更多，相关诗文大都是针对纸质党籍碑名册或石刻拓片而言的。从南宋到当代，对党籍碑留有的文字感叹甚为繁多，此不赘举。 （四）司马逨重刻党籍碑 除了梁刻、沈刻党籍碑，南宋还有一个重刻本不为人熟知。南宋景定（1260－1264）年间的《严州续志》载“淳安县”云：“元祐党籍碑，县尉司马逨刊于县学，与绍兴求贤碑对立。”此碑可称为司马逨本，未见他书有详细记载，足见传播较少，可能毁于南宋。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对此碑也作了介绍：“予尝读新定续志，知淳安县学亦有元祐党籍碑，县尉司马逨所刊，不审今尚存否？”夏荃《退庵笔记》亦录：“而淳安县学亦有此碑，为县尉司马逨立。”钱大昕、夏荃皆为清人，他们云淳安党籍碑为司马逨所立，也并未亲见，而是读自方志。司马逨其人，仅见明初朱橚等编《普济方·产难门》载“昨有永嘉法曹司马逨……”。略带提及，《普济方》多取历代方书及史传、杂说等成书。严州、永嘉相隔不远，即分别是今杭州、温州两地，且县尉、法曹官职性质相似。故而，此处谓永嘉法曹司馬逨，极有可能是指《严州续志》中的县尉司马逨。司马逨所立党籍碑当不是崇宁年间所立，因为崇宁曾下诏全国毁碑，此处若有碑当被毁之。且县学立碑，也不符崇宁年天下监司长吏厅立碑之令。 宋高宗为党人昭雪之后，位于党籍碑榜首的司马光的后裔，极有可能重刻党籍碑。司马逨是否为司马光后裔，史料不足征。但作一合理推测，司马逨任严州淳安县尉时，在县学重刻是碑是有可能的。 总之，北宋崇宁年间所刻的党籍碑实物虽然不存，但南渡初期党人得以昭雪，此后党籍碑得以私刻，相关拓本由此传播开来，南宋、明重刻党籍碑实物皆流传至今。尤其自从南宋梁、沈二刻党籍碑出现之后，相关拓本不绝于文人墨客之手。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如《沈氏弋说》《金石萃编》《元祐党人传》等书，其本或自梁本。梁、沈二版党籍碑都收录了309人，此为目前唯一有实物存世的党籍碑版本人数。这两版元祐党籍碑由于传世久远，名录出现不少异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及元祐党籍碑之石刻物质形态的流传，其纸质版流传情况，待另文讨论。 作者 | 罗昌繁 来源 | 《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11期 版权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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