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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2023年08月04日 A08版
□喻 军 一 癸卯闰二月，连日晴好的天气，恰巧有跟车的便利，便进行了一场时断时续的环太湖游。素闻渔洋山系三面临湖的半岛，东接胥口，与洞庭西山、东山近扼远接，风光之美，自不待言。而牵引我的游心、最终得以成行的缘起，乃和三位古人董其昌、王士祯、郑旦有关。 先说王士祯，曾任清初刑部尚书，被誉有清一代诗宗。他所提倡的“神韵诗说”系清代“四大诗说”之一，强调兴会神道、心物两融、以禅入诗；提倡闲适之情、禅悦之趣、空灵之境。标举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王士祯虽为鲁人，与渔洋山却一见倾心。我特意查阅了王士祯年谱，内有“是月，先生过无锡……望太湖。渔洋山，乃太湖之滨一座小山。只见满坞碧树，泼地青禾。树木高矮相间，竹摇曳，波光粼粼，湖山映衬，清翠黛绿，层次分明……先生爱甚，遂以渔洋取以自号”的记载。据说当时人多知“渔洋山人”而少知王士祯其名。再说郑旦，和西施同为诸暨人，被勾践一同献与吴王夫差当妃子，终使吴王沉溺美色而葬送了江山。当然这种说法是否严谨是存疑的，这里不去管它。郑旦死后就埋在渔洋山里，不过年头太久了，早已渺不可寻。其实渔洋山最吸引我欲一探究竟的所在，是一座董其昌的墓，且围绕这座墓，还可引出不少的话题。 早六点导航出发，穿越太湖大桥后，于8时许到达渔洋山口。购票时发现还有缆车观光项目，不由询问售票窗口，去董其昌墓是否需坐缆车？这位女售票员恐回答不周，起身去近旁游客中心请来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一番问答之下，方知董其昌墓不在前山游览区域内，而是在环太湖大道边的后山位置，顺着公路右拐只需十几分钟车程。实际上绕了20分钟，路旁才出现一紫底白字的“董其昌墓、昙花庵”指示牌。熄火停车后，经后山口一座简易的门房略作问询，便顺一条上坡路左向缓行，一步步进入绿树夹道的山境。和煦的风中，出现一大片油菜花开剩的青野，在逶迤的远峰映衬下，似微微漾动的波浪。山路系双车道，坡度舒缓地延展，不消一刻钟，弯道边出现了一块低矮的立牌，上有“董其昌墓”四个蓝底白字。杂草乱叶丛中，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弯曲地伸向幽林深处。顺着这条路走到尽头，便是董其昌的墓园。踱至方块砖石铺地的墓前，见圆冢上覆着一层褐黄色的杂草，前置一老旧失修、吴荫培所书“明董文敏公墓”的矮碑。墓的左前位置，有块直立式框架结构的木牌，上有董其昌生平介绍；还有一显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3月25日公布”字样的碑体一座。 董其昌的墓，和我拜谒过的同属吴地的几大画家如黄公望墓、王石谷墓和倪瓒墓相比，少了牌坊、墓道之类的规制，显得颇为简陋。不由回嚼方才与门房的对话，我问：“来看董其昌墓的人多吗？”答：“上个月有位书法家来过的。”再联想到董墓未被纳入前山80元门票所覆盖的游览范围，可见其属小众冷门景点。不过有个问题随即在脑中产生：董其昌身为华亭（上海松江）人，为何会葬在140公里外的异乡渔洋山呢？ 二 实在讲，要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历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推断： 其一、据传董其昌的祖籍在山东莱阳，祖上曾在苏州为官并定居于此，死后葬在了得地利之便的渔洋山，董其昌追随先祖自然符合伦理逻辑；其二、据康熙《松江府志》记载：“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文敏公董其昌墓，在苏州阳山（即渔洋山），崇祯十年赐葬……”董氏宗谱似可佐证：明崇祯九年丙子，董其昌与夫人龚氏合葬于松江俞塘北。说明董其昌死后，先是葬在松江，翌年即被崇祯帝赐葬渔洋山祖墓。一个“赐”字，紧跟着便是迁坟，不知何福之有？但还有一种说法，和传说中的某个重大事件有关，即民间流传甚广的“民抄董宦”“火烧董宅”事件。坊间有人认为，董其昌因避祸出逃在外，曾多年待在渔洋山一带，择此为葬地似乎也能说得通。此事（民抄董宦）是围绕在董其昌身上的最大谜团。 据传，万历四十四年（1616）某日，上海、青浦、金山数万民众围攻董其昌华亭府邸，“以两卷油芦席点火，著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最终使他“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房屋烧毁计200余间，董其昌收藏的历代字画珍玩、良田也被付之一炬。董其昌携家人狼狈出逃，辗转避祸多地多时。 董其昌何以激起如此大的民怨？传说万历四十三年秋，董其昌看中生员陆绍芳年轻漂亮的女儿绿英，指使恶仆陈明带着家丁强抢为妾。不久，有人以此事为蓝本写了唱词《黑白传》，揭露董其昌“富如元载，险如卢杞，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好嘛！简直十恶不赦。经说书艺人四处传唱，闹得远近皆知。董其昌这才慌了神，派人追查始作俑者，最后查到书生范昶头上。范昶拒不承认，董家家奴绑缚范昶至城隍庙，让他当着神灵发毒咒，范昶只能跪地指天为誓。然受此屈辱，范昶自感颜面尽失，急火攻心之下，竟一命呜呼。范昶之子以一纸诉状上告董其昌。官府怯于董其昌的地位，迟迟未予审结，由此犯了众怒，老百姓据此认定官官相护，有意偏袒董其昌。不知谁编了“口诀”，于街头巷尾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并到处张贴怒骂嘲讽董其昌的文告和漫画，终于酿成轰轰烈烈的“民抄董宦”事件。 毕竟是董其昌的案子，上方不得不重视，于是委派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此案，审理结果是：为首闹事者定为死罪，参与此事的几名生员被革去功名。同时为了平息民愤，董其昌的家奴陈明也被拘押入狱。一通折腾下来，董其昌虽然赢了官司，名利却已俱损。 以上传说出自《民抄董宦事实》《说梦》《景船斋杂录》等野史杂纂，情节不可谓不“生动”，但个人认为，这样的描述严重缺乏史实根据。不妨参照《明史》加以分析，《明史》记载了董其昌另一桩被烧官邸的事件，原话是这么说的：“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说董其昌在做湖广学政时，由于拒绝当地恶势力的贿赂，曾招致火烧宅邸的报复。看得出董其昌年轻时，还是有读书人清高自洁的一面的。所谓“民抄董宦”“民烧董宅”，不排除有移花接木的可能。否则这么大的案子，正史为何不见只字片语的记录？旅美学者何惠鉴、何晓嘉经考证认为：“《民抄董宦事实》一书系董其昌的仇敌所编”，不足为信也！我的看法是，虽然此事仍有继续澄清和考证的必要，但董其昌无疑是受了许多冤枉的。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很容易视董其昌为“有才无行”的文人典型。 实在地说，究董其昌一生，虽不能称为风骨高洁、耿介拔俗之士，尤其后来随着地位的提高，地方财阀竞相巴结之，其润笔贽礼亦十分可观，很快成为松江首屈一指的豪富；但他作为书画大家及“南北宗论”的创立者，贡献和成就也堪称麟角之流，断不能因为几本野史以讹传讹，毁其声誉。否则，不仅对董其昌不公道，对于文史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不够严肃的。故此，以为因“民抄董宦”致董其昌葬于渔洋山的说法难以确诂，不足取信。 三 去渔洋山觅董墓前，得知董其昌的墓在渔洋山不止一处，有真假二墓之说。1983年吴县立董其昌墓碑后记云：“墓在胥口乡渔洋里，传有两处：一在阳家场，墓穴已毁，墓地平为桑田（据传墓地直径只有2.5米，规模极小）；另在渔洋山坞（即传说中的小娘墓距离新墓大约一公里），规制较大，有龟、狮、马、翁仲、碑等石构件。”后人认为两处墓葬，必有一处为防盗的疑冢。真墓1966年已毁。目前的董其昌墓，在渔洋山只有一处，属于移建的产物，仅为供人凭吊、存个念想的。还有一座昙花庵，可略提几句，那是始建于南北朝的名庵了，处于小娘墓和现墓之间。明朝那位身披袈裟、助力永乐帝夺取天下的大谋士道衍和尚（姚广孝）就曾修行于此。 渔洋山一带山色明丽、烟波浩渺，为吴中观赏太湖的绝佳取景地。让我联想到董其昌一辈子崇尚淡宕佳境、诗文气息而非浓墨重彩、刻露佯狂一类笔路。他的南北宗论，崇南贬北，立论高远，主张“寄情于画”，反对“刻画细谨”，认为“为造物所役者乃能折寿”。2019年3月，我曾于上海博物馆董其昌大展上读其八开册页山水，有仿拟燕文贵、李龙眠、李营丘、赵子昂、黄鹤山樵等北宋、五代及元人一路文人画风格的；也有以杜甫、杨慎诗意入画的，既有清晰的法脉，亦有自我的面目。更为特别的是，他的画很少用色彩渲染，即便有，也不过略施浅绛和淡青绿，以追求“萧散古淡、简远疏朗”的意境。董其昌笔下的渔村、水乡、山丘、丛树、高岭正是董源一路笔墨风格的继承和延伸，兼具宋人气象、元人笔意，乃其文人画画学思想的成功实践。而且他的画，即便是外行，也能一眼看出画的就是江南一带的山水。 他画过渔洋山吗？想必是画过的，但未必在落款中具实“渔洋山”三字。不仅他画过，沈周、唐寅、文徵明、文伯仁这些吴门才子也画过，据说这些画皆以渔洋山为取景视角。现渔洋山顶的渔洋阁有景德镇烧制的巨大瓷板画《渔洋诗韵》，画面即取自董其昌的《设色山水图》，而画上的题诗，则为比董其昌晚生近80年的王士祯的《望渔洋山》。不仅他写过，唐宋以来大家白居易、王昌龄、陆龟蒙、皮日休、杜牧、贾岛、苏东坡、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范成大、王鏊也写过或赞誉过。我去渔洋山后，只觉得王士祯是把自己的一颗文心留在了这里，而董其昌呢？埋骨渔洋，魂归渔洋，以长伴西洞庭的旖旎山色、万顷波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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