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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和近代早期西班牙海洋帝国史。 1602年7月一个在菲律宾居住了多年的福建木匠张嶷，通过他在京城担任羽林左卫百户的好友阎应隆向万历皇帝上书说：“吕宋（今菲律宾）有机易山，其上金豆自生，若遣人采取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 尽管御史温纯等若干言官抗疏争辩，指出此为奸徒妖言，机易山（今菲律宾甲米地，位于马尼拉西南部）绝无遍产金银任人采取之理，但万历皇帝依然信以为真。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相信了张嶷的妖言呢？其实，这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从国内来看，万历皇帝统治下的16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不太平的时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失火，1597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再次发生火灾，从而急需大量资金予以修复。 更具灾难性的是，几乎贯穿这一时期的万历三大征耗费了数额巨大的军事开支，据《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万”；“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由此，国用大匮，府库空虚，是以言利者请尽地藏以裕用。（大司马按：更多的银两，其实浪费在万历日常生活享受和馈赠福王上） 万历皇帝为此从1596年开始行非常之法，陆续从宫中派出了许多由宦官充任的矿监税使前往各地开矿征税，抢劫民财。这些宦官为了曲意迎上，中饱私囊，尽其所能地搜刮民脂民膏，所过之处“抓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搞得全国各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正是在这种开矿之风盛行、寰宇之内皆矿使的情形之下，张嶷才有了可乘之机。  1593年名将李如松在朝鲜抗击日军的碧蹄馆之战 从国外来看，自占领美洲之后的16世纪中叶开始，西班牙人（明人将当时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共同称之为佛郎机人，本文专指西班牙人）在新大陆上相继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银矿，如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 同时，他们还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水银产地西班牙阿尔马登和水银储量丰富的秘鲁万卡维利卡，再加上新式白银提纯技术汞齐法的应用，从而极大地满足了美洲白银提炼的需求，使得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世界上成本最为低廉的白银产地，以致于有人说这种情况简直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如出一辙，白银便宜得就像街上的石头一样。 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明朝初年大明宝钞发行过滥，导致其严重贬值，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因为黄金的价值太高，不适合作为日常流通之用。铜币的纯度又难以鉴定，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将其熔化。于是，白银就成为了最佳的本位货币。 但是从15世纪30年代起，由于开矿中的腐败行为和管理不当，再加上许多银矿的储量急剧下降，从而使得中国的白银供应难以为继。特别是1581年之后，随着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赋役合并、折银征收的规定使得白银的需求更显殷切。 于是，白银的购买力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了强烈的反差。以金银兑换比率而言，1560年的欧洲是1:11，墨西哥是1:13，而在中国仅为1:4。因此当1571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城后，就迫不及待与从福建漳州来到这里的商人开始了白银套利贸易。 他们用手中的白银从后者手中换取丝绸等中国商品，然后通过太平洋上的大帆船运到大洋彼岸的美洲乃至更远的西班牙和欧洲进行出售，从而获取惊人的利润。 与此同时，海量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从马尼拉流入了中国。这种现象正好给了张嶷以假乱真、引诱万历的机会。  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马尼拉 不久万历皇帝就命令时任福建矿税监的宦官高寀负责此事，于是后者派遣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干一成携张嶷、阎应隆等一同前往机易山勘金。 王时和等人在1603年5月抵达马尼拉湾入口处，并先送照会给时任西属菲律宾总督的佩德罗·阿库尼亚，言明此行目的。尽管阿库尼亚对这些不速之客充满了猜忌，但出于礼节还是命令传教士带人夹道散花以迎，并设宴款待。 在前往总督府的路上，这些中国使节为了彰显中华帝国的威严，极尽排场之能事，身着官衣官帽，并由刀斧手随行在侧，前呼后拥，鸣锣开道。 在宴请中国使节期间，阿库尼亚诘问王时和：“天朝欲遣人开山，山各有主，安得开？譬中华有山，可容我国开耶？且言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王时和顿时语塞，并示意张嶷作答，后者说：“此地皆金，何必问其所自。” 西班牙人听后忍俊不禁，他们深知此事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为了尽快打发掉这些中国人，还是派遣了一队士兵护送这些他们前往机易山。当到达目的地后，王时和质问张嶷黄金在那里，后者畏畏缩缩地回答说，这里每一样东西都藏有黄金。 无可奈何之下，王时和只得装上一筐沙土作为证物然后意兴阑珊返回中国复命。回国后不久，张嶷便因欺君罔上、生衅海上之罪处以枭首传示海上之刑。  晚明时期的文臣（左）武将（右） 随着中国官员的离去，机易山勘金事件却并未因此而结束，反而成为了菲律宾华人噩梦的开始。 西班牙人原本就对华人充满了猜忌，因为随着获利丰厚的中菲贸易的开展，马尼拉的华人已经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从原来的150人迅速攀升到了三万多人，反观这里的西班牙人尚不足千，从而使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威胁。 而且过去也不乏一些沉痛的教训，如1575年为躲避中国官军围剿而流窜至此的海盗林凤，差一点就将西班牙的殖民政权扼杀在了摇篮之中；1593年又发生了华人哨官潘和五杀死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的恶性事件。 西班牙人也一度对华人采取过限制、隔离和驱逐的政策，如1582年菲律宾总督龙其略强制命令所有非基督徒华人一律到马尼拉城北与巴石河之间的一片空地上居住，并在周围设以栅栏；潘和五事件后，西班牙人大规模地驱逐了上万名华人回国。 由此可见，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 而1603年的中国官员机易山勘金事件事出蹊跷，使得以马尼拉大主教米格尔·贝纳维德斯为首的一些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是为了刺探西班牙人的虚实，不久之后中国就会派出强大的舰队进攻马尼拉，并与这里的华人里应外合，因此西班牙人应该加强防范。 于是，反华排华的言论一时在马尼拉甚嚣尘上。  菲律宾邦阿西楠省林凤祀亭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加紧了备战活动。他们拆毁了八连最靠近马尼拉王城的那部分房屋，并建筑城墙，挖掘护城壕沟，加强马尼拉的防御工事。 同时着令马尼拉邻近各省省长动员菲律宾土著，并且利用在菲日本人与华人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召集日本人侨领，唆使他们做好一起对抗华人的准备。此外，西班牙人还以发兵征讨他国为名，高价收购华人手中的铁器。  马尼拉的八连华人区 此外，一些日本人和菲律宾土著，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市井无赖，对华人在马尼拉经济生活中的优越地位和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十分眼红，存在着严重而又扭曲的仇富心理，迫切希望发生针对华人的大规模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乘乱夺取华人的财富。 于是他们在马尼拉公开咒骂华人是猪、狗和叛徒，肆意凌辱、虐待华侨，并且扬言说总督已请他们参加对于华人的大屠杀，争取在中国舰队入侵之前，消灭掉这里的所有华人。  日本人（左）和菲律宾土著（右） 种种迹象使得华人深刻地意识到一场蓄意针对他们的阴谋即将来临。于是，巴石河北岸的一些不甘坐以待毙者推举华人基督徒胡安·翁塔（一般华人在加入基督教后都会获得相应的教名）为领袖，开始策划武装起义。 但是华侨内部却对此产生了分歧，一小部分以基督徒为主的华人决心与西班牙人为伍，希望以此能够使西班牙人网开一面；一些八连的小工匠、小商人、盐工和铁匠等积极支持并参加起事，从而成为了起义的中坚力量；一部分八连的华人富商则选择了骑墙，他们既不彻底倒向西班牙人，也不完全加入起义者的阵营。 胡安·翁塔的养父胡安·包蒂斯塔·贝拉（也是一名华人基督徒）即属于后者，他多次担任八连的华人监督官，协助西班牙人管理八连，在华人当中威望甚著。起义者曾多次推举他为领袖，但是他非但拒不受任，还暗中向阿库尼亚揭发华人的起事意图。 不过，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华人侨领在起义爆发后就被西班牙人处以死刑，随之他那价值15000比索的财产也遭到了没收。  晚明时期在菲律宾经商的华人 起义原定于在1603年11月底的圣安德鲁节起义，但因情报泄露，不得已在1603年10月3日夜提前举事，起义的华人率先在巴石河北岸袭击并杀死了包括西班牙人头目埃斯特万·马基纳在内的20余人，并放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子。 在远处看到火光的前任菲督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即被潘和五杀死的戈麦斯之子）猜想华人已经发起了暴动，于是派人连夜渡河到马尼拉向阿库尼亚请求支援，并且主动请缨参与对华人的镇压。 10月4日，他在追击起义者时不慎落入了污泥当中，然后在华人的棍棒交加中追随他的总督父亲踏上了黄泉之路，与他同行的还有现任菲督阿库尼亚的侄子托马斯。 随着局势的发展，参加起义的华人很快就达到了12000之众，并且他们在10月6日和7日肩抗云梯、手执棍棒、斧头和少量火绳枪，一度向马尼拉王城发动了多次猛烈的进攻，但是由于伤亡惨重而被迫退守八连和迪劳。 随后，西班牙人火枪手、日本步兵和菲律宾土著部队联合起来对起义者展开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放火烧毁了曾经繁华似锦的八连，并且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每一个华人，然后用箱子、袋子甚至是裤子来装载他们抢来的财富。而原先留在八连的300名最富有的华商或者悬梁自尽，或者随着他们的财产化为灰烬。 面对敌人的联合夹击，起义者被迫兵分三路退往内陆，这也给了西班牙人将其各个击破、分批消灭的机会。截止到1603年11月12日，为时41天的华人武装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据明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和《明史·吕宋传》所载，此次大屠杀中华人遇难者多达两万五千人。  1603年的菲律宾华人大屠杀 由上可知，1603年菲律宾的华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太少，而华人为数太众，从而使得那里的西班牙人丧失了安全感。 特别是考虑到1575年中国海盗林凤的攻菲行动和1593年潘和五杀死菲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的恶性事件，西班牙人加深了对于华人的猜忌。而1603年的中国官员机易山勘金事件无疑成为大屠杀惨案的导火索。 另外，对华人的优越经济地位和巨额财富充满羡慕嫉妒恨的菲律宾土著和日本人也对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换言之，1603年的菲律宾华人大屠杀事件是长期以来历史积怨的爆发，即使没有机易山勘金事件，也迟早会因其它事件而爆发。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明朝政府非但没有在大屠杀事后出师讨伐，为死去的华人报仇雪恨，反而在给西班牙人的檄文中公开表示：“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这种视海外华人为弃民、贱民的官方态度无异于向西班牙人暗示他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屠戮华人。因此伴随着1603年大屠杀惨案的是，华人暴尸海外，含冤异域，苍凉的巴石河水寄托着菲律宾华人的无尽哀思。 编辑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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