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独秀 1933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并将他押解到南京执行。从此陈独秀置身囹圄开始了生命最后历程中的又一段没有阳光的岁月。陈独秀是南京老虎桥监狱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犯。国民党当局为减轻舆论的压力对这位颇受举国上下媒体及民众关注的焦点人物实行“特殊”待遇。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的牢房里有两个大书架，上面的书籍摆得很满，经、史、子、集样样都有，酷似一间研究室。 陈独秀终于要研究学问了。1933年10月13日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有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 所以尽管从他所读的书籍中仍能让人隐隐看到他那份对政治的留恋之情，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兴趣放到了对文字学的研究上。对于中国的文字研究，陈独秀一直有着独到的见解，有人称他为“天真的'小学家’”。早在三年前他就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因政治与经济原因而不能出版。但坚信自己这一研究成果对于现今乃至以后的中国文字研究能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并认为“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狱中常来照顾陈独秀的濮德治，看到他沉醉于枯燥的字书中时有一种探寻这类书痴的冲动。有一天濮德治问陈独秀：“你对研究文字学如此沉迷，它究竟有何用处呢？” 陈独秀笑着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讨论。” 濮德治从青年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写别字也是文字渐变的一种。陈独秀说：“是的，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创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此时的陈独秀俨然一个教书的老学究咬文嚼字意兴盎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立身于囹圄之中，他努力从那些枯燥的文字中寻求自尊。 在狱中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著述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但是这些计划由于提前获释出狱而永远定格成计划了。其中除了《道家概论》只写有《老子孝略》一文和《孔子与儒家》写有《孔子与中国》一文外，不是未成书便是没留下文字，使很多有见地的观点未行于世。《我的回忆录》也仅有后来写而未竟的《实庵自传》。 然而他在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却收获不少。文字学方面有学术短论《干支为字母说》，有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实庵字说》，还有一部是《识字初阶》，研究汉字的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这是他倾注了很多热情用心推究而成的书，也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在狱中他完成了初稿。 出狱后将书名更改为《小学识字教本》交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以作为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并预支了稿费5000元。但在江津或许是陈独秀的名气和与他往来的人的富庶，吊起了窃贼的胃口，他们断定洗劫这位老人定有惊人收获。虽说贫家不惧盗劫，十多件的衣服与被褥的丢失陈独秀并不可惜，他痛心的是他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的被窃，这对已经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偿还预支稿费的债务他必须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然而终因身体等原因，此书未能全部出版成为学界的一件憾事。总之从陈独秀对文字和音韵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他那种敢于怀疑权威、敢于挑战传统的无畏精神，也更能看出他在治学上的严谨。 孤独漂泊的爱国者 1937年8月南京老虎桥监狱也成了被日机累累命中的目标。一日一道光亮一声巨响，陈独秀被埋在了废墟中……狱所被炸，所有囚犯的安全已荡然无存。因祸得福，他得到了自由。1937年8月23日他被减刑释放。当陈独秀从炮火四起的南京走出监狱时，他和最后的伴侣潘兰珍饱含辛酸的漂泊之舟就起锚了。从此他们相濡以沫，在南京、四川等地颠沛流离。 此时陈独秀已是穷途末路无可依归了。然而视政治为生命、视国家与民族之前途为前途的他又开始为战争而忙碌起来。他著书演讲似乎每一根神经都在为抗战而紧绷着。在此过程中他努力使自己站在各党派之外。然而斗争的旋涡却一次又一次地要将他卷进去。他无意与脱共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发生联系，但张国焘通过周佛海于1938年4月27日约陈独秀在周家见面。这次武汉会面，使三位中共最早的参与者在政途的沧桑上不觉有了共同的感慨。 交谈中张国焘知道陈独秀对先前的政治经历愤恨未消，就说出了自己组织新共产党的打算，并希望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与合作以共图大业。然而陈独秀对此非常冷淡，一口回绝了张国焘的拉拢。与此同时，在中共五大上曾与陈独秀、瞿秋白等组成九人政治局的谭平山出现在陈独秀的面前。谭平山离党后担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找到陈独秀要求共同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已无意于此，他不愿在乱中加乱，只主张“抗战救国”。 1938年年底托派临委陈其昌从上海出发，绕道香港前往四川江津造访。陈其昌介绍了上海托派的新情况还带来托洛斯基邀请他赴美的建议。窘迫中的陈独秀对于托洛斯基的关心和热情深为感动，然而权衡的结果却还是婉言拒绝了。在他看来除了自己有病和母亲在侧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于国难之日去国而奔，就未尝不成了危难之中的“全躯保妻子”者。 生命旅程的终点 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的鹤山坪，陈独秀贫寒交迫重病缠身，身边只有潘兰珍还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在这门可罗雀的凄清里他想起了每一位真诚的旧友与依然往来的朋友，希望他们仍能欢聚在身边，因为他真正感到了生命的孤单。 5月12日中午约12时他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忽觉一阵腹痛并伴有腹胀与呕吐。潘兰珍请来的医生马上为其切闻司药待症状有所控制后，潘兰珍对医生介绍说这种蚕豆花泡茶水的偏方是一位医生介绍的据说喝了可治高血压。 听后医生发现陈独秀尚未用完的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又经询问方知陈独秀这次所泡服的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想必是因霉变而产生了毒素。医生走后潘兰珍守候一边端汤送药而在内心她却深深自责，埋怨自己照顾不细心。潘兰珍的自怨自艾，让陈独秀更觉不安。 看着眼前这位已伴随自己走过10多年人生历程的女性，这位小自己29岁的末路知音，陈独秀禁不住一阵心酸。随后几天里他一直躺在床上。力不从心的无奈让他意识到自己已是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他强打精神写了一张便条让潘兰珍去找人寄往江津，他想叫儿子陈松年和好友何之瑜、邓仲纯来，另外还想让何之瑜联系在重庆为他治过病的周纶、曾定天医师。 5月18日清晨何之瑜、陈松年与邓仲纯等人都来到鹤山坪时，陈独秀的病况正在急剧恶化，时间已不能再拖延了。潘兰珍决定亲自去重庆为老先生请医。 潘兰珍寻到了两位医师，但是医师们深知，陈独秀病到这种程度已是无挽救之计了。潘兰珍带着两位医生所赠药品回到江津鹤山坪。见她只身一人回来，卧病床笫的陈独秀感到一阵失望。5月22日，陈独秀在日趋衰减的气息里接连三次昏迷，每次都被强心剂从死亡的边沿拉扯过来。 25日上午他欲给潘兰珍留下嘱托，他抱歉不能为她留下可资生存的家用，现有的银行存款还是教育部对编写《小学识字教本》预付的稿酬，平时未动分文也只能作为自己丧葬的费用；而能给她的只有几个瓷碗和一些衣服！在这相视的凄然里，互相托付的是灵魂的嘱告！ 又是一天多水米未进了。他感觉到体力的衰竭已明显地作用到思维的空间里了。他艰难地示意潘兰珍再靠近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语气说：“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流着泪，伏靠在老先生的身边深深地点着头，抽泣着。 5月27日，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已没有了先前的那般效验。他沉沉地昏睡着，周身能动的，只有微微的气息和凌乱的心跳。当重庆来的包惠僧气喘吁吁地站在陈独秀的病房前时，他的老友早在上午9点钟就已没了知觉！只见潘兰珍一只手托着他的头，另一只手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而又不乏激动地说：“老先生，侬醒醒，包先生来看侬了！” 她轻轻地拨开了老先生的眼皮，将他的老友送进他的感觉里。只见陈独秀的眼珠滚动了一下似有所觉几颗眼泪滚落了下来。眼皮又重重地合上了。或许是了却了又一桩心愿，他释然地睡去了。 潘兰珍、陈松年夫妇、老先生的孙女长玮和长与、侄孙长文、何之瑜、包惠僧都围在了陈独秀的身侧去感受老先生最后的心音。然而任凭儿孙们如何呼唤，老先生终于再也没了反应。在昏黄的灯光下在亲人的悲伤里，他停止了心跳！这一刻是1942年5月27日夜9时40分。 6月1日陈独秀的灵柩从距江津县三四十里外的鹤山坪一直抬到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中午各界人士在邓氏康庄为陈独秀举行了追悼会。下午1时30分陈独秀的灵柩被安葬于他生前曾数次驻足游目之所。前临波涛滚滚的长江，背靠橘林茂盛的青山，鼎山虎踞，凡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实为一派旖旎的风光。这里曾是他由衷赞叹并流连忘返的地方，而今在此长眠也算是遂了夙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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