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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长治分水岭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始自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山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部门对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共发掘东周时期墓葬165座,其中铜器墓25座｡在发掘报告出版之前,发掘者曾对当年发掘的墓葬进行报道[1],也有仅发表少数铜器墓材料的情况[2]｡同时,亦有很多研究者根据已发表的材料对一些铜器墓的年代进行判断,或在此基础上探讨墓地的国别和文化归属等问题[3]｡2010年《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下文简称《墓地》)出版,对包括此前已发表墓葬在内的共113座墓葬的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4],对部分铜器墓的年代进行了讨论,并结合陶器墓对分水岭墓地进行了统一的分期｡由于分水岭墓地的铜器墓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分布在墓地的各个区域,判断各铜器墓的年代,是进行墓地分期,以及进行诸如墓地形成过程,墓地性质,埋葬制度,由墓地所反映的分水岭地区在东周时期的相关历史进程等问题的重要前提,因此仅对部分铜器墓进行年代学的研究显然不足｡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所能获取的全部信息,对分水岭墓地铜器墓的年代进行全面的讨论,希望可以借此为对分水岭墓地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墓地》出于整理资料的需要,根据发掘者当时绘制的原始草图将分水岭墓地由东向西依次划分为I至V区｡但是墓地中墓葬的分布,并不是简单的依地理空间的顺序分布,同时还会与墓主人自身的人群所属､文化传统､社会地位等因素相关｡因此对于一个墓地的分区,不能仅仅考虑墓葬的埋葬顺序和年代,还要考虑整个墓地的布局､墓地的形成过程,以及埋葬制度等问题｡对于分水岭墓地来说,笔者认为墓地出土的一些不常见的陶器器类,以及特殊形制的陶器,不仅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而且在分布上也表现出明显的集中现象,显示出当时墓地具有一定的规划和布局,为分水岭墓地进行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第二,分水岭墓地出土的那些不常见的陶器器类,以及特殊形制的陶器,大都表现出依时代而变化的规律,可以对其进行分期研究｡由于以上两个问题在分水岭墓地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另撰文讨论了分水岭墓地的分区,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以及陶器的分期与年代等问题[5]｡下文凡涉及墓地的分区和陶器的相关问题,将不进行具体讨论,而是直接引入笔者已有认识｡ 二 笔者根据分水岭墓地出土的喇叭口长颈壶､莲瓣盖壶､高足小壶和浅盘豆､鸟柱盘和筒形器等器物的分布,将分水岭墓地重新划分成西区､南区､中区和东区四个分区｡西区为原报告分区的V区,只发表了4座铜器墓的材料;南区为原报告分区的IV区,集中出土喇叭口长颈壶;中区为原报告分区中Ⅲ区车马坑以西区域,集中出土莲瓣盖壶;东区为原报告分区的I区､Ⅱ区以及Ⅲ区的东部,大都随葬有高足小壶和浅盘豆,或加鸟柱盘､筒形器等[6](图一)｡下文所涉及的分水岭墓地的分区,均以上述分区为准｡ 
三
分水岭墓地的铜器墓在分布上相对集中，且有部分墓葬两两成组，所出青铜礼器，在器物组合和器物形制方面，都与同时期三晋地区墓葬所出相同。因此若进行分水岭墓地铜器墓年代学的研究，可充分利用已有的对三晋两周地区青铜礼器的认识，通过形制上的比较，并兼及各铜器墓之间的关系，对分水岭墓地铜器墓的年代进行全面的讨论。 西区共有10座墓葬,《墓地》仅发表了M53､M258､M269和M270共4座铜器墓的资料｡M269和M270于1972年发掘,资料在1974年发表[7],发掘者认为两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在《墓地》中,作者认为两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期｡这两座墓的上部虽被后世墓葬所打破,但墓室及随葬品保存基本完好,所以两墓的资料在1974年发表以后,就成为学者们研究三晋地区墓葬不可或缺的资料,对其年代的判断也有不同的认识(表一)。
通过表一可知,各家对于分水岭M269和M270年代判断虽有不同,但大体集中在春秋中期与春秋晚期｡笔者认同朱凤瀚先生的看法,即分水岭M269和M270所出的部分青铜礼器,如鼎､方壶等虽然还保留一些早期的特点,但已出现了一些此前不见的新器物,最有代表性的当为铜提梁三足盉(图二,1､2)｡与分水岭M269和M270所出提梁三足盉相近并可判断年代者,目前已知最早见于春秋晚期早段,如淅川下寺楚墓所出(图二,3) [8],另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吴王夫差盉”(图二,4),其年代已到春秋晚期晚段[9],虽然上述二器在形制上与分水岭M269和M270所出稍有不同,均在与盉流相对处有透雕的鋬,但整体形制非常相近,由此认为分水岭M269和M270的年代上限不会超过春秋晚期早段,或与之相当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判断｡
西区墓葬中见诸报道的还有2座铜器墓——M53和M258,《墓地》认定两墓年代为战国早期,不误,但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M53所出铜鼎腹较浅而蹄足较高(图三,1),铜盖豆豆柄较低,着地处有较高的折棱(图三,2),M53还出有铜当卢(图三,3)､援部呈流线型且援与内之夹角小于90°的铜戈(图三,5)和双圈兽纹铜镜(图三,4),与上述器物相类者在上马M5218[10]､太原金胜村M251[11]等战国早期早段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图三,6—11)｡M258所出铜盖豆(图三,13)､当卢(图三,14)都与M53相近,所出鬲形鼎浅腹且足亦较矮(图三,12)｡与M53不同的是M258还共出有一套仿铜陶礼器,包括鼎､盖豆､壶和鉴等(图三,15､16),其鼎整体呈扁方形,有短且粗壮的足,与之相近的铜鼎多见于战国早期晚段的墓葬,如山彪镇M1所出[12]｡综合上述比较,M53的年代大体应在战国早期早段,而M258的年代当稍晚于M53,可以到战国早期晚段。
综上,M53､M258､M269和M270这4座铜器墓的年代包括了春秋晚期早段､战国早期早段和战国早期晚段三个时期｡由于目前西区仅发表了4座铜器墓的材料,所以尚不清楚由4座铜器墓所表现出在春秋晚期晚段这一年代上的缺环是否真正存在｡南区共有40座墓葬,《墓地》共发表了25座墓葬的资料,其中M225､M229､M232､M236为铜器墓。《墓地》认为铜器墓中的M229和M236为战国早期墓葬,未提及M225和M232的年代｡M225随葬有铜鼎3､盖豆3､壶2､盘1､ 1,《墓地》仅发表了2件铜鼎､1件铜壶和的资料(图四,2—5); M229随葬有铜鼎1､盖豆2､盘1､匜1､ 1,《墓地》仅报道了盖豆和匜的资料(图四,6､7);M232随葬了铜鼎2､盖豆2､盘1､匜1､1,《墓地》仅报导了盖豆和匜的资料(图四,8､9);M236因未见发掘记录,所以该墓随葬器物不清,仅整理了1件铜鼎(图四,1)｡上述各墓虽然资料不完整,但通过已发表的器物仍可大致判断各墓年代｡铜盖豆在春秋晚期晚段见于三晋地区的墓葬中,一直到战国中期都有发现,其发展的趋势为豆把由高渐矮｡M232发表的铜盖豆豆把长度居中,同样形制的盖豆在三晋地区春秋晚期晚段和战国早期早段的墓葬都有发现,但以春秋晚期晚段者居多,如临猗程村M1001:7[13](图四,14); M232所出的铜匜,虽然已有简化,但其流口和盖均饰卷曲蟠螭纹,尾鋬饰兽面,三足为细蹄状,这些特点均不见于战国早期早段,而与春秋晚期晚段的临猗程村M1001､侯马上马M15､M4006[14](图四,16)等墓所出相同,综合考虑,M232的年代在春秋晚期晚段为宜｡M225和M236的铜鼎,其下腹部稍向内收,蹄足较高,与战国早期早段的长子羊圈沟M2[l5]､芮城坛道村M2[16](图四,10､11)､侯马上马M5218等墓所出铜鼎极为相似;M229所出的铜盖豆,与战国早期早段的芮城坛道村M2 (图四,13)､长子羊圈沟M2､太原金胜村M251等墓所出铜盖豆非常相近;M225随葬的铜壶形制较为特殊,其喇叭口､长颈的特点与芮城坛道村M2所出接近(图四,12); M225和M229随葬的铜,口部呈短椭圆形,这些都是长子羊圈沟M2(图四,15)､太原金胜村M251､临猗程村M1056[17]等三晋地区战国早期早段墓葬中常见的形制｡以上3座墓葬的年代应该都在战国早期早段。
综上,分布在南区的M225､M229､M232和M236这4座铜器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晚段到战国早期早段｡在《墓地》中,还发表了南区21座陶器墓的材料,其中有20座墓都随葬了喇叭口长颈壶,根据笔者对喇叭口长颈壶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和年代学研究,南区随葬有喇叭口长颈壶墓葬的年代分别为春秋晚期晚段､战国早期早段､战国早期晚段和战国中期早段[18],其延续时间较铜器墓晚｡中区共有48座墓葬,《墓地》发表了43座墓的材料｡其中M10､M11､M12､M14､M25､M26､M79､M83､M84､M106､M109､M126､M127､M134共14座墓随葬有青铜礼器[19]《墓地》认为铜器墓中的M10､M11､M12､M14､M25､M26､M106､M126的年代在战国早期,M84为战国中期,其他铜器墓未做分期｡M126和M127是分布在中区中部偏西南的两座大型铜器墓,后者被盗严重｡李夏廷文认为其属于春秋晚期,不过其在进行年代对比时,多将两墓与金胜村M251所出同类器物进行比较｡笔者认同李文中两墓所出铜器与金胜村M251相近,并同意朱凤瀚先生对于金胜村M251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的判断,同时本文将对M126的年代进行补充说明｡M126出土的铜牺盘(M126: 541)造型独特(图五,1),与之形制相近者目前仅见于三晋两周地区的墓葬,如山彪镇M1: 197 (图五,4､5),出土时牺兽与上之托盘虽已分离,但仍共出一处[20];洛阳唐宫西路C1M7984:86(图五,2),从原报告发表之图可以看出牺兽背部有孔,原应有插入背部之物,只是不能明确是否为盘[21];浑源李峪村出土的牺兽(图五,3),据李夏廷文称背部有残痕,似原有物与背相接｡另潞城潞河M7所出的四足大盘,足下小兽的造型亦与M126牺兽相近(图五,6)[23]｡上述各墓,关于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群的年代朱凤翰先生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指出就其文化因素看包括了晋式､燕式､北方青铜文化三类,绝大部分铜器的年代都属于战国早期[24];关于洛阳唐宫西路C1M7984,原报告认为该墓所出铜器及纹饰具有战国早中期特点,其年代属于战国中期,不过由C1M7984所出的玉龙形佩看,龙首前伸､龙身平缓,而不似战国中期以后的龙首回望､身体蜷曲,应该是表现出较早的特征,因此该墓的年代当在战国早期为宜;潞城潞河M7的年代朱凤瀚先生认定属于战国早期早段;山彪镇M1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基本为学界共识,朱凤瀚先生还明确指出应在战国早期晚段｡除了上述铜牺盘或铜牺兽以外,在侯马铸铜遗址还出土了数件铸造铜牺盘所用的陶范[25],虽已残坏,但仍可以看出其与分水岭M126: 541的对应关系(图六)｡据原报告的分期,出土这些陶范的层位大体在侯马铸铜遗址的中期IV段(即中期晚段)或晚期V段(即晚期早段),侯马铸铜遗址中期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530—前450年前后,晚期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450—前380年前后[26],即这些同款的陶范年代最晚也可到战国早期晚段｡上述与分水岭M126所出铜牺盘年代有关的讨论中,山彪镇M1可明确到战国早期晚段,侯马铸铜遗址相关层位的年代也可到战国早期晚段,因此分水岭M126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也应是合理的推测｡而与之相邻的M127虽然《墓地》没有发表可以明确判断年代的器物,但李夏廷在《也谈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中补发了一张出自M127的铜鼎的照片(图七,3),就鼎足高度观察,较战国早期早段的侯马上马M5218(图七,1)和太原金胜村M251 (图七,2)所出铜鼎矮,但又稍高于属于战国早期晚段的山彪镇M1 (图七,4)､陕县后川M2040[27](图七,5)､长子牛家坡M7等墓所出铜鼎,考虑到其与M126为夫妻并穴合葬,因此也可认定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早期晚段。
需要讨论的还有被《墓地》认定属于战国早期的M25､M26和M12,朱凤瀚先生认为前两座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M12的年代已进入战国晚期｡M25和M26分别与M12和M14为并穴合葬墓,对各墓年代的判断也应考虑到这一因素｡M26从随葬的青铜礼器看(图八,1-7),其直腹较短的簠､带提链的盘都是战国早期常见的形制,上下两器相同并扣合的敦,也见于战国早期晚段的陕县后川M2040､洛阳市中州中路战国墓C1M3750[28],而没有见到明显可以晚到战国中期的器物,因此M26的年代大体应在战国早期晚段｡在朱书中没有提及的M14与M26为并穴合葬墓,从《墓地》发表的铜器看(图八,8-10),簠与M26所出几近相同,铜鬲为高裆､高足,似乎还保留着春秋时期铜鬲的特点,随葬的铜鼎整体呈扁圆形,与战国早期晚段的陕县后川M2040所出非常接近。值得注意的是M14出土了一件铜人饰(图八,11),可以与之进行对比的有侯马铸铜遗址中期层位(公元前530-前450年前后)中出土的人形陶范(图八,12) [29],人形双手上举､两脚并立､长襦右衽､系带等特征与M14所出都非常相似,其年代也应大体相当｡综合考虑上述因素,M14与M26的年代相同,亦在战国早期晚段｡
M25所出铜鼎足较高､铜壶最大腹径在腹中部､铜舟长椭圆形口等(图九,1-7),都是战国早期同类器物的特点,不过正如朱凤翰先生指出,该墓出土的敦上下两器相同､器身以子母口承盖､盖上有三足(图九,3),所出铜鉴口沿加厚､腹部近直等特点(图九,7),确实不见于三晋两周地区战国早期墓葬,综合考虑M25的年代或可晚至战国中期早段｡M12据《墓地》发表的器物看,其长链盘､整体呈球形的敦､刻纹匜等(图九,9-13),年代均可到战国早期,只是朱凤瀚先生认为其青铜礼器组合中出现了铜钫(图九,8),并因此认定其年代可以到战国晚期[30]｡实际上在侯马铸铜遗址中期(公元前530-前450年前后)的层位中就已经出现了铸造铜钫用的陶模(图九,14),可以知道铜钫的使用至少可以早到战国早期｡不过M12所出铜钫最大腹径较侯马铸铜遗址所出铜钫陶模偏上,应该是年代稍晚的特点｡综合考虑M12所出青铜礼器以及其与M25为并穴合葬墓的情况,M12的年代不会晚到战国晚期,应该与M25基本同时,大体可到战国中期早段。
在中区还有一些小型铜器墓,如分布在M126和M127北边约20米的M10与M11,其与M126和M127之间分布有小型铜器M83;另外在M126和M127东南侧有小型铜器墓M84,在M26和M14南侧有小型铜器墓M106,在M25和M12西北侧有小型铜器墓M134,其北侧有小型铜器墓M79｡M84和M106各发表了鬲形鼎1件(图一〇,1､7),前者为环形耳,后者为附耳,分别与长子牛家坡M7[31]和洛阳中州路M2717[32]所出的鬲形鼎(图一〇,2､8)相同,M84还出有刻纹匜和刻纹鉴(图一〇,3-5､6),刻纹匜因破碎严重而形制不清,其花纹与太原金胜村M251所出的刻纹匜几近相同,表现的均为祭祀场景(图一〇, 9),而刻纹鉴的花纹则与中山灵寿城穆家庄M8101所出相近,腹壁均以楼阁､战车为主,底部均为两圈缠绕的水蛇纹(图一〇,10)｡笔者曾作《中山灵寿城东周时期墓葬研究》,详细讨论了穆家庄M8101的年代,认为应在战国早期晚段[33]｡综合上述因素,M84和M106的年代都应与分布在两座墓附近的两组并穴合葬墓M126和M127､M14和M26相同，即战国早期晚段。
M10与M11为一组并穴合葬墓｡M11发表的资料中没有铜鼎,所出的铜敦､铜匜和铜等(图一一,1､3､4),均为战国早期晚段流行的形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M11所出铜壶,仅壶身有两道弦纹,其余部分皆素面,壶盖为平顶,长喇叭口,壶身最大腹径在中部以上形成明显肩部(图一一,2),整体形制与战国早期晚段三晋地区铜壶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考虑到铜壶在这一地区的变化趋势,即腹部最大径逐渐上移形成肩部,M11的年代应该晚于同墓其他器物所表现出的年代,可到战国中期早段｡M10与M11为并穴合葬墓,所出铜鼎､盖豆(图一一,5—7)与山彪镇M1､后川M2040等战国早期晚段墓葬所出同类器物形制相同,只是花纹较为简省,表现出稍晚的特征｡考虑其与M11为并穴合葬,年代当相差不远,因此M10的年代也可以定在战国中期早段｡
M79没有发表完整的铜器,只有刻纹匜的残片(图一二,2),其花纹也是表现祭祀的场景,但与M84的刻纹匜有些许的差异(图一二,1), M79刻纹匜在流部的三鱼纹之下为楼阁,祭祀者位于楼阁之中,与M84祭祀为露天场景不同,却与上文认为年代可到战国中期早段的M12所出刻纹匜相同,后者在相同部位亦刻出楼阁(图一二,3),祭祀在楼阁中进行｡不过M12的刻纹匜在流部的花纹呈三段式,楼阁为三层,人物头部有向后飘的饰物等,又与M79所出不同｡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差异一定与年代有关,但若考虑到M79分布在紧靠M12和M25的北侧,推测其年代与这两座墓相当,即已到战国中期早段,应该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区其余各铜器墓均未发表完整的铜容器,在M83和M109中都出土了莲瓣盖壶｡莲瓣盖壶是中区墓葬随葬的最具特色的陶器,共出于14座墓葬,有15件在《墓地》中发表有图像,笔者曾通过对莲瓣盖壶的形态进行观察,可知其最大腹径的位置依年代而表现出由下而上的变化规律,并据此对分水岭墓地所出的陶莲瓣盖壶进行了型式的划分和年代的判断｡M83和M109所出莲瓣盖壶分别为I式和II式,年代分别为战国早期晚段和战国中期早段[34]，亦可视为M83和M109的年代｡铜器墓M134,《墓地》未发表该墓出土的任何一件铜器或陶器,仅报道了随葬的陶俑,难以对其年代进行进一步的判断,不过从M134距离战国中期早段的M25､M12､M79诸墓较近,其年代很可能也与之相当,大体在战国中期早段｡综上,中区铜器墓的年代基本上是从战国早期晚段延续到战国中期早段｡东区共有67座墓葬,《墓地》发表了40座墓葬的材料,其中M20､M35和M36为铜器墓｡《墓地》认为3座铜器墓年代相同,为战国中期｡不过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提出M36与M12同时,年代可到战国晚期,主要根据为以下两点:第一,高明先生曾论及分水岭M36随葬之鼎､敦､壶等器,皆与洛阳西宫秦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从同出的铜礼器分析,仍属战国晚期特征,它的时代当接近于秦”;第二,与M36属同一阶段的万荣庙前M1出有陶鸟柱盘,陶鸟柱盘在中原地区出现于战国中期偏晚[35]｡笔者认为以上两点都有讨论的必要｡据报道,洛阳西宫“秦墓”共出土了鼎和鬲形鼎各1件,壶2件(图一三,1-4),高明先生之所以认为洛阳西宫所出铜器年代在战国晚期,是由于唐兰先生指出西宫所出鬲形鼎上的刻字“轨”为秦篆,进而认定此器为秦器｡不过鬲形鼎上的刻字并非铸器时所为,而是后来所刻,即使“轨”字确为战国晚期的秦字,只能说明该器的使用年代可以到战国晚期,使用者可能为秦人,并不代表该器的制造年代和其文化属性｡而同样在盖上有三卧兽形捉手､环状耳的鬲形鼎在太原金胜村M251 (图一三,6)和长子牛家坡M7都有出土｡另西宫出土的铜鼎盖饰三个卧兽形捉手､蹄足较矮等特点与太原金胜村M251: 559 (图一三,5)和山彪镇M1: 49相同,共出的铜壶与山彪镇M1:
25(图一三,8)和洛阳中州路M2717: 93接近(图一三,7),只是腹部最大径位于中部位置偏上｡综上考虑,洛阳西宫所出的这组铜器年代无论如何不会晚到战国晚期,当在战国中期早段为宜｡鸟柱盘在豫北冀南和山西境内的战国墓葬中非常多见,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陶鸟柱盘出于河北灵寿城岗北村西M8011,深腹,中柱上的鸟基本与口沿平,其年代大体在战国早期晚段[36],显然亦不能因墓中随葬有鸟柱盘而认定其年代就晚到战国晚期｡
上文已对M12的年代进行了讨论,当在战国中期早段,此不赘述｡而M36所出的平底平盖铜鼎(图一四,1),在三晋两周地区出现的年代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晚期,如年代为春秋中期晚段的洛阳西工区C1M7256:1[37],年代为春秋晚期早段的临猗程村M1064:1[38];到战国早期时仍有发现,如战国早期早段的临猗程村M1022:10(图一四,15)[39]等｡M36所出的提梁三足盉扁圆腹,平底(图一四,4),具有同样腹部形态的盉见于战国中期的楚墓,如包山M2所出[40](图一四,5)｡M36出土的饰花朵纹､盖有三卧兽形捉手､铺首衔环式耳的鬲形鼎(图一四,2)也多见于三晋两周地区战国早中期墓葬,如洛阳西工区战国墓葬[41]和侯马下平望M1002:46(图一四,16)[42],前者没有共出其他有明确年代指征的器物,但所出戈援与内间无夹角,剑在近锋处亦无明显内收的血槽,都表现出较早的特点,年代亦如原简报所说在战国早期｡后者共出一套仿铜陶礼器(图一四,17-20),同时还有鸟柱盘和筒形器(图一四,21､22),其鸟柱盘鸟柱稍高出盘面,与河北灵寿城“成公墓”所出相近[43],“成公”墓因其墓主人被认定是复国中山､徙灵寿的桓公之子,其在位年代虽不能详考,但其死亡年代大体在公元前328年前后[44],相当于战国中期早段｡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M36的年代在战国中期早段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判断｡M35与M36相邻,很可能是一组夫妇合葬墓,年代应与M36相当,其随葬器物亦表现出与M36相同的年代信息。其随葬的青铜礼器仅有鬲形鼎和鉴各1件,后者因整理时不见器物而未能发表照片或线图,鬲形鼎器身仅饰弦纹,盖饰三环形捉手(图一四,6),与M36所出并不相同,不过其铺首衔环式耳,整体形状为椭圆形等则与M36所出相近｡M35还共出有成组的仿铜陶礼器鼎､盖豆､壶,以及鸟柱盘､筒形器､盘豆､高足小壶､盉等(图一四,7-14),其鸟柱盘中柱上的鸟恰高出盘沿,鸟翅聚拢成圆形,都是战国中期早段鸟柱盘的特点,因此M35的年代与M36相同,也应在战国中期早段｡
东区的另1座铜器墓M20被盗严重,缺少可供判断年代的信息,不过与之相邻而葬的M21则随葬有多件仿铜陶礼器,以及鸟柱盘､筒形器等特殊器物｡笔者曾对分水岭墓地出土的鸟柱盘､筒形器进行型式的排比和年代分析,M21所出鸟柱盘､筒形器的年代基本在战国中期晚段｡考虑到铜器墓M20与M21为并穴合葬墓,两墓的年代很可能相当,即铜器M20的年代亦应在战国中期晚段｡综上,分水岭墓地铜器墓的年代大体上始自春秋晚期早段,经春秋晚期晚段､战国早期早段､战国早期晚段､战国中期早段,一直到战国中期晚段｡四 上文对于分水岭墓地铜器墓的年代学研究结果,可以通过表格的方式表现出来,表二不仅列出每个铜器墓的年代,同时在每个墓葬后标明了《墓地》或前人对该墓的年代判断。
观察表二并结合上文对各铜器墓的具体分析,可知本文对分水岭墓地铜器墓的年代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和补充,对部分铜器墓的年代认定更加细化;②对部分墓葬的年代有所修正,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③对此前未能判断年代的墓葬进行了年代的推断｡另外,通过表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分水岭墓地的铜器墓,若观其在各分区的起始年代,是从西向东,由早及晚,显示出分水岭墓地整体上有依时间而在空间上顺序分布的规律｡但同时还可以看到,西区和南区,中区和东区,都有一些铜器墓的年代在部分时间段上有所重合｡因此可以判断,分水岭墓地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由西向东､由早及晚的过程,部分铜器墓虽然在同一时间段内埋入,但却分别埋入了不同的分区,显然应该有其背后的原因和背景｡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给对分水岭墓地的深人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和不同的观察视角。[1]a.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J].考古学报,1957(1):103-118. b.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J].考古,1964(3):111-137.[2]a.边成修.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4):38-46.b.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J].考古学报,1974(2):63-86.[3]涉及分水岭墓地年代或国别的主要论著有:a.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18-1632,1933-1946.b.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J].考古与文物,1981(2):68-82.c.赵化成.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C].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74.d.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6-24.e.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85-187.f.高崇文.试论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的分期与年代[J].文博,1992(4):17-33.g.杨建军.三晋东周铜器墓初论[J].中原文物,2005(3):334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5]滕铭予.长治分水岭墓地的分区､年代及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待刊.[6]滕铭予.长治分水岭墓地的分区､年代及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待刊.[7]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J].考古学报,1974(2):63-86.[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9]陈佩芬.吴王夫差盉[C].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18-22.[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朱凤瀚先生对金胜村M251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其年代当在公元前470—前425年这一期间,即战国早期早段｡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6.[12]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1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猗程村东周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32-1635.[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32-1635.[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J].考古学报,1984(4):503-529.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16]邓林秀.山西芮城东周墓[J].文物,1987(12):3846.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17]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猗程村东周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18]滕铭予.长治分水岭墓地的分区､年代及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待刊.[19]李夏廷在《也谈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一文中提到,在长治市博物馆陈列馆展厅和以往未发表的资料中,有分水岭M271､M272和M273三座墓号相连的铜器墓所出铜器资料,并发表了山西省文物局在2002年对所有馆藏文物进行普查时拍摄的这三座墓出土铜器的照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3):15-31]｡不过在《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2):63-86]中,明确指出“M270号墓的西北角和东北角被M271和M272两座唐砖墓打破”,与李文所述M271和M272的位置和年代均有不同｡考虑到《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一文是在M269和M270发掘后很短时间内即发表,其所依据资料的可靠性较大,同时也不能排除分水岭墓地的材料因发掘后搁置时间较长而产生部分错误,导致在长治市博物馆陈列以及2002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对部分铜器的编号产生错误｡由于这些原因,本文未采纳李夏廷文中的观点,即没有将M273列入铜器墓｡[20]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7-18.[2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唐宫西路东周墓发掘报告[J].文物,2003(12):12-28.[22]关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牺兽,在高去寻〔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第七十本第四分),1999:906-1006〕､戴浩石〔被遗忘的李峪[J].上海文博论丛,2004(2):60-65〕､李夏廷〔浑源彝器研究[J].文物,1992(10):61-75〕等文均有提及,本文所用图来自于李夏廷文图一三｡[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J].文物,1986(6):1-19.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2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98-2005.[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M].文物出版社,1993:129-130.[26]关于出土铜牺盘陶范各层位的年代请参看山西省考古研究.侯马铸铜遗址(上)[M]中的附表,具体年代请见同报告444页的相关论述｡[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11-112.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2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中州中路东周墓[J].文物,1995(8):7-18.[2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202.[30]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33-1935.[3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J].考古学报,1984(4):503-529.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3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40-146.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33]滕铭予.中山灵寿城东周时期墓葬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81-206.[34]滕铭予.长治分水岭墓地的分区､年代及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待刊.[3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35.所引高明先生论述见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J].考古与文物,1981(2):68-82.[36]滕铭予.中山灵寿城东周时期墓葬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81-206.[3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几座春秋墓的清理[J].考古与文物,2003(2):9-14.[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临猗县博物馆.临猗程村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47-50.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18-1632.[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临猗县博物馆.临猗程村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39-40.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02-1906.[40]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08-110.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058-2080.[41]洛阳博物馆.洛阳西工区战国初期墓葬[C].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18-120.[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下平望两座东周墓[J].文物季刊,1993(4):52-60.[4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49-152.关于此墓的年代请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51-1956.[44](清)王先谦撰,吕苏生补释.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者：滕铭予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原文刊于《边疆考古研究》(第32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