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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要：金文所见“南宫伐虎方”，今学者多看作是昭王南征之事。新出[韋攴]壶铭文曆日表明，“南宫伐豺方之年”在周康王廿五年。豺方应是周人对“反虎方”蔑称，二者所指是同一年事。伐虎方的主将南宫是第一代曾侯，也即南公长子曾侯伏（黄凤春释为犺）。南公即曾侯舆锺铭中的“伯适”，是毛叔郑季载幼子。南宫建土于南国后，其南宫氏称由弟中必父承继，是为畿内南宫氏。[韋攴]壶铭中的[韋攴]是晋武侯的私名，非是夑父。康王南巡伐虎方，是周人经营南土的一次重大战略行为，昭王南征本质上是延续了先王的固有国策。“南宫伐虎方之年”的确定，可以廓清一大批铜铭年代的误读。 关键词：康王南巡,南宫,伐虎方,伐豺方,昭王南征,安州六器,[韋攴]壶,[韋攴]甗 
[韋攴]壶全形拓
王命南宫伐虎方，文献缺载，最早见于安州六器，新近出土的静方鼎、[韋攴]甗、[韋攴]壶亦略有记述。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戊戌歲（1118年）在今湖北孝感同时出土的六件铜器，计方鼎三，觯一，圆鼎一，甗一。作器者名中，又称中器。中鼎（二三）器铭有“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的大事纪年文字。关于中器的年代，郭沫若、陈梦家、刘启益等主成王，唐兰、李学勤等主昭王，今日学者多从后说。本来依据铜铭曆日结合相关人物系联法回溯年代是最好的方法，没有之二。可惜的是安州六器中没有可用的曆日，唯有静方鼎、[韋攴]甗、壶曆日可以作一旁证。李学勤生前对静方鼎曆日作过考证。其在“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一文中，推定铭文史实发生在昭王世，认为静方鼎曆日大致是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区间。
中方鼎三铭文李学勤指出，王在「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先命静与中省南国，十一月命南宫伐虎方、豺方，次年正月命韦出使繁，八月静从南国返回。显然认为“南宫伐虎方、豺方之年”与静方鼎是同一年的史实，如其在“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一文总结说：“古本《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记载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汉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与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觯，以及近年出现的静方鼎、[韋攴]甗，等等，很多青铜器，足以证实这一段令人惊异的历史。”由于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的身份，他的这个推论影响了很多学者。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就将静方鼎曆日定为昭王十八和十九年。刘启益先生也曾撰“静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铜器”一文，附说为昭王十六年事。其他学者采用类似观点的也很多，不一一枚举了。李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令簋、令尊与令方彝，哲已据曆日考证出其真实年代，分别是成王十六年和成王十一年。就拿静方鼎的铭文叙事来说，更像是周昭王早年经营南土之事。周昭王经营南土，非一年之功所能蹴就。铭文曆日亦表明了这点，哲为此反复比对，验算，终于认定静方鼎所记史实发生在昭王九年和十年。[韋攴]甗铭文照片及摹写本 [韋攴]甗是2000年山西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村晋侯墓M114出土的，是为整理、修复铜器碎片所得。由於該墓被盗墓贼爆破盗掘，甗體殘破較甚，許多字缺失。铭文虽有残缺，但大体可读，意思清楚，即：在王令南宫伐豺方之年的正月，王在宗周令[韋攴]出使于繁，王赐贝，[韋攴]作此器以纪念之。董珊认为，南宫“伐豺方”和“伐虎方”是同一事。孙庆伟则是把“伐豺方”误认作“伐虎方”，又根据“名、字相应”的原则，从训诂的角度推定[韋攴]甗器主是夑父。过去，哲受孙庆伟判读[韋攴]是夑父私名说的影响，一度将“南宫伐豺方之年”定位在成王二十六年。但以静方鼎曆日相校，“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与“南宫伐豺方之年”，这么近似文字且很容易混淆的大事纪年，绝不至于横跨二个王世。是以推定，豺方应是周人对“反虎方”蔑称，二者所指是同一年事。另外亦醒悟到，孙庆伟判读[韋攴]是唐叔虞之子夑父，此说有误。《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简本》完成时，晋侯墓M114尚未发掘，不过后来的《报告》是将M114定为燮父之墓。断代工程是将晋侯苏排曆在周厉王世，但据哲考证，晋侯苏钟的曆日与周宣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曆日是完全吻合的，反过来可证，苏可能是晋穆侯名。这样一来，晋侯墓M114则不可能是燮父之墓。年代最早的M114中出土的[韋攴]甗显然和周王南征相关，而成王时期的战事多与东夷（东国）有关，尤其顾命毛公于成王十九年伐东夷滑戎，以三年靖东国为标志，成康之际四十余年无刑错。说明周初南征，基本在康昭时。而燮父在成王末年就已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史记·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覐公簋是成王廿八祀器，铭文记这一年，王命唐伯侯于晋。可见[韋攴]甗器主是燮父的可能性很小。
（[韋攴]的小篆写法）
从文字训诂的角度看，[韋攴]是晋武侯的私名亦是可能的。说文释[韋攴]，戾也。从攴韋聲。有乖戾、乖违之意。《史记》记晋武侯名为宁族。宁是拧的本字，而拧字亦有“固执，执拗”的意思，如：他脾气拧得很，宁死不屈等。殷人灭国前只有名，无表字。周人也一样，如文王、武王之前的周先祖都是有名无字。周初是表字的初期阶段，至少在成王初期，以名+父，或伯仲叔季+名，或职官+名，这类称谓多见。如师旦、师尚父、君奭、君陈、伯禽（禽父），唐叔虞、管叔、季载、中旄父、伯懋父、丁公吕伋等。从“名字相应”的表字称谓应用来看，当是同义互训为主。如毛叔鄭次子初名为毛，排行为仲，故表字中旄父。商人作器中亦有表字功能的族徽符号。如微子名启，表字为开（族徽是羊圈开启的构义），也是同义互训。象反义相对、近义连想、同类相及、原名变化、古语活用、追慕古人、名字相同等类的表字方法，至少有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例比周公长子伯禽等同时代人，燮父私名可能就是夑，类似伯禽称禽父一样。关于南宫的身份，学者能够深究的不多见。唯见杜勇认为，“可能就是文献所见的南宫毛”。杜此见解只能说是对了一半，因为“南宫毛”是并不存在的人物。哲以前反复说过，《尚书顾命》中的“南宫毛”是南宫、毛俾（煛）的误读。原文是：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
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的毛班之父毛爽（燛），也即毛伯隥（中旄父、顾命毛公）之子。此处的南宫，过去哲认为是冉季（毛叔郑）幼子，还是略有差误的。如今看起来，应该是毛叔鄭幼子南公之长子。柞伯簋是康王十六年器，铭有“王令(命)南宫率王多士，师鲁酉父率小臣。”显然“南宫”是人称，和《尚书顾命》中的“南宫”是同一人。
柞伯簋铭文曾侯伏（黄凤春释名为犺）曾给父考南公作簋（伏簋，器号NB1752），铭文是：“伏{立犬}乍（作）剌（烈）考南公寶尊（从阜尊）彝。亦有自作用簋（曾侯伏簋，器号NB0642、NB0642），铭文为：“曾侯伏{立犬}乍（作）寶尊（从阜尊）彝。”从二者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父考南公去世时，伏{立犬}并没有受土封侯。中觯：王大省公族于庚(唐)，振旅，王锡中马，自{曾}侯四騬，南宮贶。王曰:“用先。”中藝王休。(《集成》6541)中觯銘中的{曾}字，過去未能釋出（亦有释作历），哲以为或就是早初的曾字。此铭文指的是，康王大省公族于唐(今随州西北)，并在此地举行振旅班师典礼，把某侯进贡的四匹马转赏赐给中，而铭文特意指出是“南宫贶”。可见南宫伐虎方期间，周王命其建土于曾，为第一任曾侯。
中觯铭文曾公乪{求田}编钟（器号NB2530）铭文称：王客“高祖（伯适”于康宮，乎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門。这说明建侯于曾的是南公之子无疑。如此，则文献中所称的南宫适为“文王四友”的说法，当是后世的附会。因为出土金文表明，“南宫”称谓指向是唯一的，就是南公长子曾侯伏。如果其父亦称南宫适，则“南宫”指称谁就含糊不清了。文献所见“南宫适”亦当是后人的追称，如同文王幼子季载被追称为毛叔鄭一样。当然也不排除南公家族居畿内“南宫”，以采邑为氏，伯适被称为南公。“伯适”之伯是指宗伯，不是“伯仲叔季”之伯。因周初封建的缘故，不管长幼，只要是受土受氏皆称伯，就如文王幼子毛叔鄭季载平定三监之乱时期，率王师居柬地管城莆田泽郑父之丘上的圃宫（《穆天子传》中称圃鄭），有过短暂的鄭伯、圃公称谓。曹锦炎《新见[韋攴]卣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公布了现藏日本某私家收藏的一件“[韋攴]卣”的全形拓及铭文拓本，吴镇烽《[韋攴]壶补释》对器名和释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订名为[韋攴]壶。此[韋攴]壶铭文完整，是2000年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M114出土[韋攴]甗的对铭器，为同一人作。[韋攴]壶、[韋攴]甗铭文中“曆日三要素”俱全，这就为以铭文历日推溯出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唯十又一月王令（命） 南宮伐犲（豺）方之年， 唯正月既死霸庚 申，王才（在）宗周，王朝 令（命）[韋攴]吏（使）于緐（繁），易（賜）貝 五朋，[韋攴]（敢）（揚）對王休， 用乍（作）寶（尊）彝，子=（子子） 孫=（孫孫）（其）永寶用。 
[韋攴]壶 器铭
[韋攴]壶 盖铭从金文文字书法类型归纳考察看，凡铭文中出现有“敢对王休”关键字眼的，成王世器几乎都在晚期，更多的是康王之后器。而此铭作“（敢）（揚）對王休”，似乎还在其后。铭文中“南宫”，文献最早见于《尚书顾命》篇。金文中，则见于康王十六年的柞伯簋，以及安州六器、甾觶。从中也可以看出，南宫是活跃在成康之间的人物。前面也分析了，[韋攴]不可能是夑父。如果是燮父，则此铭是[韋攴]继任唐伯前之事。也就是说，[韋攴]出使繁之时，唐叔虞还应在世。存世叔虞方鼎记载了王在成周为叔虞作法事，表明唐叔虞在成王年间已经去世。看起来，单从人物系联法来推断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准确年份，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从铭文曆日的角度推溯，求出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准确年份，又相对的简单。需要指出的是，[韋攴]甗、[韋攴]壶铭中的“唯十又一月”是指夏历，与下文的周王年“唯正月”是同一个月份。这亦佐证了史家所考晋国一直沿用夏历的说法是对的。
既死霸是在月之廿四、廿五日（因大小月不同）。既死霸在庚申，则当月月朔在丁酉或丙申。查对张培瑜的《先秦史历表》，并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为据，成康昭之际，最可能的曆点有两处，一是成王二十六年（前1020年12月25日），一是在康王二十五年（前983年2月24日）。那么根据前文分析的结果相校，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准确年份应该是在康王二十五年。周康王在位只有二十六年。《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可见康王南巡，命南宫伐虎方，建侯于曾，是其去世前经略南土的重大举措，昭王南征是延续了康王的战略意图。故静方鼎表述的史实是昭王九年、十年事，也是符合的。南宫伐虎方时的“中”在静方鼎铭已称“师中”，这说明二者不在同一年。南宫建土于南国后，其南宫氏称由弟中必父承继，是为畿内南宫氏。南公乎钟铭云:“先祖南公，亚祖公仲必父”(《集成》181)，此“南公”即南宫伯括，其采邑由次子公仲必父继承，成为出任王官的畿内南宫氏家族。西周晚期为“王朝司土”的南宫乎无疑是“南公、公仲必父”之后裔，康王时期大盂鼎中南宫盂，西周厉宣时期有“六师牧”南宫柳，《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见“南宫极”，昭公二十六年随毛伯得、王子朝奔楚的南宫嚚等也是。值得指出的是，王子朝奔楚时带走了大量的周王室彝器，以及毛家整理的“周之典籍”，王子朝被杀后，不知下落者唯有毛伯得、南宫嚚二人。“周之典籍”或为毛伯得（老子）保管藏匿，而一些周王室彝器可能随南宫嚚隐匿于曾国。曾国是南宫嚚懿亲封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今日曾国遗址墓地大量出土的精美青铜器，堪比王室宝器，与史籍无闻的曾国难以匹配，亦隐约表明了这点。毛家小子识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三年八月八日立秋 参考文献 1.郑元日.封剑平.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J].文物.2000(12):49-62.2.曹錦炎.《新見[韋攴]卣銘文及其相關問題》.《李學勤先生學術成就與學術思想國際研究會論文集》.中西書局.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4.李學勤.《論[韋攴]甗銘及昭王南征》.《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紀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5.孫慶偉.《從新出[韋攴]甗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文物》.2007年1期.6.吴鎮烽.[韋攴]壺銘補釋[J].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2022(1):62-66.7.杜勇.南宫伐虎方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殷都学刊,2022,43(2):7.8.刘启益.静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铜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9(4):66-67.9.李学勤.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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