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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买地刻石》，又作《建初买山题记》《建初摩崖石刻》《会稽冢地刻石》《大吉买山地记》等，俗称跳山摩崖，旧称大吉碑。位于富盛镇乌石村西南八百米跳山东坡。东距宋六陵五公里，大禹陵十八公里。摩崖岩石呈紫黑色，长二十八米、宽三米，不规则。摩崖高一点一七米、宽一点一米。隶书阴刻；分上下两列：上列一行直刻“大吉”二字，字径高零点四米，宽零点一五米；下列五行，行四字，凡二十字，即：“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76），造此冢地，直三万钱。”右旁有清吴荣光正书题跋：“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1823），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武进陆耀遹、山阴杜煦、杜春生获石同观。”曾经杜春生《越中金石记》、阮福《两浙金石志补遗》、陆耀遹《金石续编》、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方若《校碑随笔》等著录。分别于一九六三年、二○○九年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收到其二弟周作人从绍兴寄来的拓片：“《跳山摩崖》石刻拓片四枚，《妙相寺》拓片二枚，十三日付邮。”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鲁迅大规模购买石刻拓片，展开其金石研究。鲁迅博物馆现存其收集的拓片五千一百多份、六千二百多张，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体现在他每年的书账中，他买的最多的是各种拓片和金石学著作，他计划写一本汉魏六朝的石刻专书，可惜“书未完成，故不复印”。一九八七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后又收入李新宇、周令飞编《鲁迅大全集》。刻于建初元年的《跳山摩崖》正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 其时，周作人正任教于绍兴的浙江第五中学，为外国语教授，同时他又在教育会里“印行一种教育杂志”，在《知堂回想录》有一篇《金石小品》，他说：“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这一点，同样在周作人日记中得到印证，三月十一日他记下“在仓桥买《跳山建初摩崖》《妙相寺石佛背铭》共五纸当寄北京”，并于次日写到“风大雨，上午寄北京拓片一包，《建初摩崖》四、《石佛》二、《武梁石室》一，共七分（因大雨于次日始寄去）”。 在收到拓片的第二天，鲁迅在日记中又记了一笔：“上午赠陈师曾《建初摩崖》《永明造像》拓本各一份。”陈师曾就是陈衡恪，这时他们是教育部的同事，留学日本时是最要好的同学。陈师曾是江西修水人，陈三立长子（其二弟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陈寅恪），是现代书画艺术学科的开拓者。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推荐了齐白石，让齐到北京来任教鬻画。可惜不幸早逝，年仅四十七岁，应了“朽道人”的号。跟鲁迅一样，他也嗜好金石。在《图说义宁陈氏》中，有一张陈师曾和他儿子陈封雄的照片，背景是一张顶天立地的巨大拓片《卢正道敕》，字近北魏，却是唐中宗李显的手笔。左侧上方是隶书匾额“槐堂”，下方书柜里有线装书精装书，书柜上并列两张油画，其中一张是裸体女人体。所有这一切陈设都说明着主人的志趣，亦古亦今，亦中亦西。 同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又记：“下午往许季市（寿裳）寓，贻以《建初摩崖》《永明造像》拓本各一分。”二十八日，“下午胡绥之来并赠《龙门山造像题记》二十三枚，去赠以《跳山建初摩崖》拓本一枚”。很明显，石刻拓片是文人同好间的礼尚往来，而鲁迅更把《建初摩崖》当作了“家乡特产”分赠同好。应该说，《建初摩崖》只能算是一种金石小品，无法跟一些名碑巨作相提并论。正是因为这种地方性稀缺性，也使得其更为难得。所以，周作人寄了一次不够，又寄了第二次。四月八日，周作人记：“往大街买橘，得《札朴》一部八册一元，《儿童教育画》九本，《越中文献辑存书》二集二本，《大吉碑》《石佛铭》各二分。”四月十三日，鲁迅记：“上午得二弟信。得二弟所寄《建初摩崖》《永明造像》拓本各二分，九日付邮。”六月二十四日，鲁迅又记：“寄钱中季信并《永明造像》拓本一枚。寄朱逖先信并《建初买地》《永明造像》拓本各一枚。送朱孝荃《建初买地记》一枚。”这样一计算，鲁迅共收到周作人两次六张拓片，他拿五张送了人。 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收有《建初摩崖》，鲁迅题名为《昆弟六人造冢刻石》，简要说明了尺寸和所在地，进行了准确释文，并把吴荣光的题跋进行了完整著录，可见鲁迅收藏有摩崖和题跋全份。在释文后，抄录了阮福《两浙金石录补遗》的相关内容。在《补遗》刻本中，著录为“右刻在会稽县之□□山”，似乎不明确是什么山，有涂黑，在《手稿》中径直空了两格。细审笔迹，这段《补遗》抄录，却并不是鲁迅手迹，而更接近周作人的手笔，字形更为瘦长，横画向右下角倾斜。对这一点，《手稿》编者并未有所说明。 事实上，周作人在一九一五年为《建初摩崖》写过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他所编辑的《绍兴教育杂志》中。一篇是《跳山建初买山石刻》，发表于四月刊第六期中，周作人参考了陈其荣《清仪阁金石题跋》、阮福《两浙金石志补遗》及《（万历）绍兴府志》。他说：“拓本尚亦有之，俗名大吉碑，文颇清新，殆因发见未久，尚少伤损之故。造字省口从牛，塚作冢。浙中汉晋碑刻甚少，唯甄别尚常有之。今见石刻中最古者，当推此石为首。次则窆石题字及石佛背铭，而皆适在越中，诚足为吾越之光矣。”周作人此时手头并没有最初对《建初摩崖》进行著录的《越中金石记》。 等到六月二十日，鲁迅“寄二弟《越中金石记》八本，《汉碑篆额》三本，均有木夹，又《龙门造像二十品》二十三枚，分作二包，下午往留黎厂官书局买《筠清馆金文》一部五本，四元……”周作人才能参考到这本摩崖发现者杜春生的书。《筠清馆金文》作者吴荣光，是摩崖的题跋者。二十四日，周作人日记：“得北京二十日寄书两包，内《汉碑篆额》一夹三本，《越中金石记》一夹八本，造像题字共廿三枚。”可见此时《越中金石记》已经不太好买，需要鲁迅在北京买了寄给住在绍兴的周作人。 收到《越中金石记》后，周作人又写了一篇《建初买山题记》，发表于《绍兴教育杂志》一九一五年八月刊第九期，时隔四个月。这篇较前篇长三四倍，除收录了《越中金石记》上的主要内容外，又抄录了《娱园诗存》卷三陶子缜的《跳山访汉大吉碑赋》。这篇赋写得很长，整整占了一个页码多，把越中古刻一网打尽，简直就是一篇小论文，融记叙与考证为一体。只是周作人并不满意他对买山地记性质的判断，周认为与冥券有别，并引罗振玉《蒿里遗珍》中对买地券性质的意见：殆有两种，一为买之于人，如建初建宁二券是也；一为买之于鬼神，则术家假托之词，如此券及晋杨绍甫、汉马氏二十四娘、宋朱近等券是也。他认为“今跳山石刻，当属第一类”，且认为：“冥券纪值率百十万，此只三万，与建初武孟玉券之田廿三亩直钱十万二千，建宁孙成铅券之田一町钱万五千，皆相适合。”所以“可知非买之于鬼神，赋云证雅事于社公，似少失考也”。这个判断接近陆耀遹《金石续编》引洪颐煊《平津读碑记》的意见：“汉人造作必记其所直之数，如武氏石阙'造此石阙，直钱十五万，作狮子直四万’，盖其风俗然也。”应该说周作人的观点有其可取性。当然这涉及到汉代经济风俗等方面，后世依然还有论争。鲁西奇认为：“《会稽冢地刻石》所记建初元年昆弟六人共买山地，直三万钱，也很难确定必是实际价格数。”或许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既有现实的经济意义，也有冥界的象征意义。汪庆正在《东汉石刻文字综述》一文中认为，这是“用经济手段占有土地的凭证，同时又反映了相信那种凭借这些'凭证’，在阴曹地府可以保障不被野鬼侵犯的迷信思想。此类买地刻石，也就是以后历代各种买地券的前身”。 在绍兴任教期间，周作人写过不少关于绍兴古迹石刻的文章。“越地故多名胜，保存之谋，今不容忽。祠墓固无论矣，他凡史迹名胜、佛寺神祠、苟于国民文化有所关者，皆宜一律保存。”这篇题为《论保护古迹》的文章写于一九一三年，是梁思成等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声，至今依然没有过时。这时，他和鲁迅一样，对金石保持着浓厚的兴趣。除了建初摩崖，他还写过《禹陵窆石题字》《妙相寺造像题字》《三老碑》《龙瑞宫记》等等。甚至整理了《绍兴古刻存目》《越中砖莂文录》。百年过去，很多石刻已经不存，或者漫漶不清。 在近三十年后，周作人还是念念不忘，又写了一篇《越中金石记》，收入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书房一角》中。他说“因印本流传不多，市价颇高，曩得一部，在二十金以上”，应指鲁迅在一九一五年寄给他的这一夹八册，流传不多，所以在北京才能买到，得之不易。“近年得见新印白纸本，末有陈遹声、吴隐二跋，吴跋署己未仲秋，盖是民国八年，有云：是书以道光庚寅付梓，距今九十余年，传本稀如星凤，乡邦之雅故，翰墨之伟观，惧其久之失传也，拙藏有初印精本……集资重付剞劂，以广其传。”吴隐的语气像是重刻，但是周作人在“翻阅中断烂处比比皆是，因知此实是原板新印，非新刊也……虽自称新板，实则一目了然，即欲欺近视者亦不可得”。周作人对于这种漫漶之处不加补正的原版且自称新印，是持批评态度的。或许两相比较，新印断板过甚，以至于“不忍卒读”，这也正是他的爱之深而责之切。 恰恰这本《越中金石录》写作缘由，就是因为杜煦、杜春生兄弟的偶然访得建初买山摩崖。在《总目》后杜春生说：“自道光纪元辛巳搜罗越中金石文字，癸未岁得汉人买山题记，因有志辑为一书……兹先编成十卷付之剞劂，已后续有所得，俟列补遗焉。庚寅闰四月朔，蕺阳杜春生识。”也就是在建初摩崖发现七年之后，《越中金石记》由其自家詹波馆付印。他在《建初买山题记》条目下，写有长篇按语，对其地望传说、发现经过、年代历史、保存状况、题跋情况有详细说明： 是刻在会稽跳山，郡城东南五十里。万历《绍兴府志》云：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跳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考山名不见于《嘉泰会稽志》。明人辄采委巷之谈，据以入志。至大吉下尚有题字，则不知也。其习传为武肃王者，岂当时亦尝有见钱字者而传会欤？癸未仲夏，余偕兄尺庄觅先世葬地，偶憩兹山。其石高不及二寻，迤逦围十余丈，色黝然而黑，土人云有字在石趾，剔除苔藓谛视，乃东汉人题记（成李特、后秦姚苌、西凉李暠，皆以建初纪年，与越中无涉），为自来金石家著录所未及者。喜逾望外，盖在其前者，惟秦《泰山残石》十字，《琅玡台》八十七字，汉《五凤刻石》十三字，居摄坟坛二十二字，《永平开褒斜道》一百二十字，总五种二百五十四字而已（《石鼓》传为周刻，但无年代可据）。询知其地，属村氓以万钱购得之。时南海吴荷屋夫子廉访浙江，莅政余闲，搜罗古刻，方以两浙无汉碑为歉，及见拓本，叹未曾有，遂手书题名，属勒其旁。夫兹刻埋没荒山已逾千载，无过而问焉者，今且争先快睹，求取几无虚日，物之显晦，固自有时哉。记文五句，凡三用韵，古人“先”韵诸字，多读入真，故“年”“钱”与“人”为韵也。石右五尺许，又有“退思”二字，正书径七八寸，不详何代所刻，当亦非唐以后者。 周作人说建初摩崖俗名大吉碑，在前引日记中也径直记为大吉碑。在发现摩崖之后，杜煦、杜春生甚至将藏书楼命名为“大吉楼”。现杭州章太炎纪念馆藏有一份建初摩崖拓片，在封面上篆书题写为“大吉碑”（下钤“子才缪篆”朱文印，缪子才是章太炎晚期弟子，在《鲁迅日记》中也多次出现）。这个“大吉碑”的俗称，以至很多地方误为大吉山。如方若《校碑随笔》误为“大吉山买地摩崖”，这个错误延续到建国后的马子云《石刻见闻录》，误作“大吉山买山地摩崖”。按理说他们都不该犯这个错误，应该是辗转抄录之故。 杜生春之前，人们可能仅见“大吉”二字，或许时隐时现还有一个“钱”字，所以旧称大吉碑也情有可原。但是凭一个钱字村人附会到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钱镠身上，而明人不加分辨，辄入邑志，就有点说不过去。陆耀遹《金石续编》言：“予亲剔苔藓寸许，其文始显，金石家从未著录，即嘉泰以来纂郡邑志者，亦所未睹。乃知'大吉’二字为冢地言，后人偶有见钱字者，因传会为武肃矣。”经杜春生、陆耀遹的发现考证，年代已毫无疑问。奇怪的是同为绍兴人的赵之谦，其《补寰宇访碑录》却误记为建初六年，很可能是他手头没有拓片记忆错误，跟昆弟六人相混淆了。另据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周季木云：此刻予尝于碑估手中见明拓本，只有“大吉”二字，其下题字五行失拓，时以残本少之未收。后读会稽志，始知明时此志为藓苔所封，只“大吉”及下“钱”字可见，世遂误定为吴越王时所刻者。则曩所见者虽残不残矣。曾记与新本校对之，惟明拓本大字左撇下尖，短四五分许，此苔藓所封故也。 所以，周季木曾经还见过明拓“大吉”两字，只是大字左撇下尖短四五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苔藓有多厚重，以致千百年来无人发现此汉刻。由是杜春生感叹道：“夫兹刻埋没荒山已逾千载，无过而问焉者，今且争先快睹，求取几无虚日，物之显晦，固自有时哉。”发现这片汉代摩崖后，杜春生又迫不及待地拿拓片给他的老师吴荣光看，吴荣光把经过记录在《越中金石记》序中： 道光癸未冬杪，杜禾子孝廉来谒。出其新得汉建初买地题记拓本数纸相质，且曰此记湮苔藓中，仅见“大吉”二字与“钱”字。今乃搜剔出之。余谛审真乃汉人文字，遂为越中第一最古之石。历代著录所未收，即《嘉泰会稽志》亦未之及。二千年后发此幽秘，真翰墨快事也。喜其搜访之勤，为题名于记后。异日复来，手所著《越中金石记》，即以此记冠其首，求序于余…… 吴荣光快然之情跃然纸上，欣然正书题名记后，字径和体量稍稍小于摩崖，且离开摩崖有一两米的距离，无不体现着一位金石家面对二千年古物的敬意。此时距离嘉庆十年（1805）阮元《两浙金石志》的编纂也已经有了十八年时间，又陆续出土了一批像《莱子侯刻石》（邹县，1817）这样对于金石家来说梦寐以求的汉刻。所以当阮元的儿子阮福得到吴荣光寄赠的《建初买地刻石》的拓片，他迅速作出了反应，进行了补遗： 此志刻成后，吴荷屋方伯（荣光）由黔寄至会稽，新获建初摩崖地券。福又捡家中旧藏及同人所赠，并作补遗附于后，随得随刊，其先后或不能尽依世次云。道光四年秋，扬州阮福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两浙金石录》进行补遗也是因为《建初买地刻石》的发现，阮福跟杜春生一样也把《建初买地刻石》列在了卷首，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个汉代摩崖对于浙江的重要意义。这时的《建初买地刻石》保持了两项记录，浙江境内时代最古，字径最大。马衡在《建初买地刻石》拓片上（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不厌其烦进行了两段题跋，他不仅追溯了浙江汉碑的源流，也对摩崖字径的大小就行了分析，认为写匾额当取法于此： 跳山摩崖，在会稽乌石村，文凡廿二字。汉建初元年刻，为浙中最古之石。案吾浙汉刻向推湖州墨妙亭之“三费碑”，自宋以降不见著录，碑与亭俱不知亡于何时，从此浙东西遂无汉人片石。清道光初年，会稽杜春生访得此刻。近又出《三老讳字忌日记》，皆东汉时物。天下事无独有偶，数十年间二石先后出土，于是浙中石刻竟让后来者居上矣。 汉隶大字极少见于今者，惟石阙摩崖两种，其余刻碑之字，至大不过如《尹宙》《孔宙》诸碑，无逾二三寸者。摩崖以此为最，其次则褒斜刻石，石阙首推杨宗，若高颐、冯焕诸阙又次递小矣，杨宗与此相仿佛，皆迳尺许，书匾额当取法乎是。壬子孟冬马衡记。 我们从阮元父子《两浙金石录》及其补遗，看到了清代金石家对于石刻新发现的敏锐眼光，这或许跟后来的现代考古学有一点相通的地方，总会有新的发现，推进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在也从本文所涉及的每一个人身上，看到他们对于金石的痴迷，无论是吴荣光、杜春生、阮元父子，还是到后来的鲁迅、周作人、马衡。这是晚清民初文人书法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视作古代金石学发展的尾声。 谨以此文纪念《建初买地刻石》发现二百周年（1823—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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