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辩”作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一直被世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权割据的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讨论尤为激烈。
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当时的周王朝为定义敌我关系，制定了一整套衡量标准，除了看血缘外，还要看一个部落、一个国家的子民是否讲“礼”。
“礼”是周王朝的留给后人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所指代地不仅仅是血统、礼仪，还包含有语言、文化。根据这个标准，周王朝将自己视作中原的主人，是“礼”的最高代言人，周边的一众部落是没有礼或者不讲礼的。
这种方式将拥有中原血统的人与周围部落做出明确的分割，让周王朝内部的人们更加团结。
随着历史滚滚向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让占领文化优势的周朝变得更加强大富裕，渐渐地“华夏”逐渐衍生为中原之主、强大文明的意思，而与之相对的“蛮夷”则泛指文明程度落后、生产力底下的部落或集体。
一、两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
随着秦国一扫六合，汉王朝大一统，“华夏”的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而是跟随疆域的扩张成为一种版图的象征，统一成为王朝崛起的前提，一个政权版图是否强大也成为这个政权是否能够有资格称为“华夏”或“中原之国”的主人。
以匈奴为例，匈奴的崛起几乎与秦朝同步，早在商朝匈奴便有了颇具规模的部落，传说匈奴人是夏朝统治者的后裔，因此以匈奴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可被认为是“华夏”的一部分，也可称“炎黄子孙”。
公元304年，匈奴在首领刘渊仿照中原的西晋建立政权，国号为“汉”，不仅如此他还将三国时期的刘禅追封为帝，并对汉朝的皇帝进行公开祭祀。
作为和汉朝死磕四百年的匈奴人后裔，刘渊摇身一变反倒自诩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少数民族在法理上对中原之主发出的冲击，此后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想跃跃欲试，都开始尝试将自己视为“炎黄后裔”、“中华正统”。
在刘渊政权建立后十五年后，石勒取刘氏而代之建立“后赵”政权，同为少数民族的石勒效仿刘渊，尊奉汉族政权皇帝，以西晋继承者自居，并试图继续跻身中华正统行列。
而军事上的失败使得后赵又不能向此前秦、汉、西晋那样囊括整个天下。为了能够坐稳中华正统的位置，石勒不得不将“中国”的要求一降再降，到后来搬出出将长安、洛阳二城收入囊中，便可为中华正统这种论点。
此论点在之后依旧得到大多数政权的肯定，对后世朝代来说，石勒的作坊让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做中华正统皇帝的标准又降低了。
两晋时期的另一族群鲜卑族的祖先是“五帝”之一高辛氏的后裔，也属于炎黄后裔。
于是慕容鲜卑氏的首领们不仅以炎黄子孙自居，也理所应当的将自己建立的政权视为中国正统，甚至对南迁的汉族政权东晋始终采取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丧失国土退出中原，失去长安、洛阳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正统”。
北魏统一北方后，长安、洛阳两城纳入版图，成为法理上的“中华正统”。到北魏国力鼎盛时期，北魏的正统地位得到了除南方政权以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可。
而在两晋时期的汉人观念里，既然当时大家的生产力都趋于相同，那么“中华”与“蛮夷”之间就需要从精神文化方面做出明确区分。
匈奴、鲜卑这些政权是从蚂蚁式的部落上发展而来，统治集团内部血缘错综复杂，组织结构混乱，虽然政权版图暂时固定下来，但与之前的野蛮、无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汉人政权依旧在文明、礼仪方面有着巨大差距，与汉人相比他们依旧是落后、无知的代表，他们的领袖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之主，他们的国家也不配享有“中华正统”的名誉。
这种观念随之产生一种现象，在北方一个政权能够作为中华正统的标准一降再降，在南方对中华正统的标准一升再升。
导致两晋南北朝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北方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南方则是有规律地进行朝代更替，而无论南北政权他们个个都将自己视作华夏正统。
也正因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都就中华正统说事，这才使得三百年来中华正统的法理得以长存。
二、“华夷之辩”的延伸
1.民族融合与“夷狄不足为君”
从一方面来看，“华夷之辩”也是中国古代民族意识的一种体现，以文明程度高低来区别华夏与蛮夷。按照正统思想，各蛮族虽然暂时没有进入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中，但最终也将会在中原文明的熏陶下融合在华夏文明之中。
两晋南北朝时一直被汉族士人阶层视为夷狄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们不断丰富“中国”的含义，为了获得统治合法性将大一统作为“中华正统”的标准。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根据自己的情况不断调整“中国”的内涵，这就导致当一个新兴强大的政权兴起后，其余的小政权将在自己制定的法理中丧失话语权，这就是南北朝后期隋朝能够迅速统一和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政权中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之中，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一大概念，但在历史上依旧有一些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没有归于统一的中央政府管辖。如吐蕃、蒙古。
而中华文明和边疆少数民族文明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当中原政权强盛时，它对周边各政权的吸引力极强，其他民族文化体系将会被中华文化体系渗透；当中原政权实力衰弱，周边各政权落的文化体系将会反向产生影响，取代中华文化。
也是在这长时间的民族交流融合中，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产生强烈认同感，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两晋时期的刘渊、苻坚、拓跋弘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学习中华文化、注重民生、文化兴国，在统治层推行汉化，以中原文化人士的准则要求自己。
长期的文化学习让他们与汉人的生活方式相差无几，到南北朝后期人们对“蛮夷不能为君”血脉的法理已经看淡，“能者为之”成为时代的共识，说明真心归附汉文化的族群，当他们的政权在中原处于统治地位时，还是会得到人们普遍接受。
南北朝时期，西晋王朝已经衰败百年，“蛮夷不能为君”的思想早已发生改变，但后续的少数民族政权仍然愿意向中原文化体系靠拢。
除了为自己政权争夺“中华正统”这个名义外，更多是为了在法理上继承中华文化体系，在思想上捍卫中原文化体系。
2.“华夷之辩”的发展
到了盛唐武德充沛、文化昌盛、人民富足，开放包容让唐朝拥有傲视天下的自信，朝廷里随处可见少数民族的官员。
唐朝经过五十年的经营将此前王朝最头疼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风险降到了最低，注定让大唐拥有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族群观念。
发展到后来，胡人血统的安禄山一人手中就掌握了唐朝四分之一的军队，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夷人”也得到了汉族大臣都未曾有过的殊荣。
在唐朝灭亡后，继承大唐衣钵的后唐开国皇帝李克用也是“夷人”，此后中原政权后晋、后汉的开国君主也都是少数民族，“华夷之辩”、“夷狄不足为君”等言论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削弱。
到了两宋时期，汉族建立的宋政权面对西夏人、金人、辽人、蒙古人的战争侵扰，又不得不重新拾起“华夷之辩”的大旗，强调自己作为“中华正统”的合法性。
当元朝再一次完成事实上的大一统，忽必列又将“中华正统”的名义赋予自己的政权，此外从未属于中央管辖的西藏也正式成为了中央政府直辖的一部分，这种大一统的观念才再一次重新建立起来，而“夷狄不足为君”论也基本成为历史。
到明朝，在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又实行了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但由于元朝残余势力盘踞在北方与明朝摩擦不断，因此明朝在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的政策。
哪怕到了明宪宗时期，此时距离明朝建立已有百余年，依旧在辽东发动惨烈的“成化犁庭”民族战争。
至于清朝本身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更将“华夷之辩”看做谬论，雍正皇帝亲自所做的《大义觉迷录》中就大胆阐明“华夷之辩”的错误所在。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清朝中期统治者不仅以中国自居，还实现了近代国家版图的最终奠定，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到近代民国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才重构了古代到近现代的“华夷之辩”。
总结
当我们以新的概念回看千年前的历史，如果一个人勤政爱民、雄韬武略，完成了常人难以完成的事情，建立了前人未曾建立的功绩，那么即使他的出身低微，血脉蛮夷，他也能被看作中华民族的骄傲；
如果一个人无才无德、奸诈残暴、祸国殃民，即使他血脉纯正，那也是野蛮的、令万世唾弃的。
文明和野蛮从来不是绝对的，二者随时可能互换，因此我们要保持对先进文明的学习态度，对野蛮文明加强防备，只有不断追求先进文明，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