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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之一的汉字，被东亚各国所认识和使用。不过，自近代以来，受西方势力入侵、中国国力衰微以及建立民族身份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朝鲜、韩国和越南相继废除了汉字。截止到今天，除中国外，仅有日语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汉字。  2020年的日本“年度汉字”是“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汉字能在日本得以幸存”，近代的日本知识阶层是如何看待汉字的？今天的普通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汉字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汉字存废论” 的争议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涌入，在日本的知识阶层，已然滋生了“西方字母文字强于汉字”的观点。譬如西学之祖新井白石（1657—1725）认为，“日语汉字不仅数量庞大、很难熟记，而且不能表达所有的音，有音无字的现象不在少数，与由20多个字母组成的西方文字大不相同”。  新井白石（1657—1725），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诗人、儒学学者，对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方面造诣颇深 明治维新后，认同新井白石观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有不少知识分子甚至走向了文字“脱亚入欧”的极端。1866年，日本政治家前岛密（1835—1919）提交了名为《议汉字之废除》的“倡议书”，首次公开建议“当仿照西洋诸国，采用表音文字，勿用汉字，并最终在日常及公私文章中废除汉字”。 一时间，围绕“文字改革”，日本的各路学者粉墨登场。一时间，诸如“罗马字国字论”、“假名文字论”、“新字论”，“限制汉字论”、“废除汉字论”等论调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字的存废问题上，他们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即废除汉字。只不过，在废除汉字的“时间表”上，学者们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即形成了“急进式”和“渐进式”两个阵营。
拓展阅读：从“脱亚入欧”到“普通国家”，小议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  维新时期的日本议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汉字一下子就不吃香了？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矢田部良吉解释道：“日本文字如此之难，空耗学生宝贵之时日，读书撰文费事，故而延迟学习实地知识。吾国文字之难乃吾国之不幸。” 这些知识分子们，基于表音文宇便捷性的角度，“反推”出了西方物质文明强大的根本原因，并据此认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次文明文字”。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莫过于中国综合实力的严重滑坡——昔日强大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了欧美诸国肆意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诸如“支（中）那（国）人多地广，今陷于委靡不振之势，人民落于野蛮未开之流俗，遭西方诸国欺凌，乃归于象形文字之毒害”一类的评论，在日本国内可谓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在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的知识阶层，充斥着对汉字的批判和攻击，“废除汉字论”是明治时期知识阶层群体的共同观点。  “脱亚入欧”在日本各界得到了广泛共识 不过，进入19世纪末，“与汉字势不两立”的格局出现了一些松动。 1895年，日本评论家三宅雪岭（1860--1945）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汉字利导说》一文，对“废除汉字论”提出了异议：“汉字作为东洋交流之工具，乃不可或缺之物。汉字不可废除，压制其势头须耗费巨力，如若把巨力导向其他，则有望成就伟业。故而，与其强行废除汉字不如因势利导为妥。” 1900年，日本佛教哲学家、教育家井上圆了（1858—1919）公开发表《汉字不可废论》一文，除了对“废除汉字论”进行驳斥外，还从十个方面阐述了“不能废除汉字”的理由：“废除汉字将引起人心之大变动。汉字乃一种历史，有其长处与特色，汉字有美术趣味，使用汉字易于保存日本特性。一旦全部废除汉字，佛教将消亡。吾国仅仅数十年即文运昌达，皆乃汉学者之功劳，亦活用汉学之结果”。  三宅雪岭（1860--1945）和井上圆了（1858—1919） 在“废除汉字论”大行其道的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拥护汉字论”？学界将原因归为以下几点： 1）伴随着“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深入，西方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已经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所谓“本土主义”开始萌芽。 2）“拥护汉字论”是日本“汉学派”学者的反击。汉字是汉学的载体和根本，废除汉字等同于废弃汉学。因此，汉学派无论如何都会竭尽全力反对废除汉字。 3）汉字拥有着东亚地区特有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属性。譬如三宅雪岭认为，汉字在东亚拥有着通行无碍的便捷性，并拥有“能够获得东亚思想，便于东亚政略和商略展开”的特殊价值。  福泽谕吉《脱亚论》截图 当然，持有“拥护汉字论”的学者终究是少数，“废除汉字论”依然是舆论主流，也是日本文字改革的终极目标。 “ 限制汉字” 的政策实施在各方舆论的推动下，明治政府积极推行着文字改革计划。1890年，政府派遣上田万年（1867—1937）远赴德国，系统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知识。 上田认为，要想构建日本的“国语学”，首先就是摆脱汉语、汉字对日语的束缚，用表音文字书写日本语言，最终确立日本乃至影响全亚洲的共同文字。坦诚说，作为官方钦定的语言学家，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文字改革的大方向。  归国后，上田先后担任帝国大学和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成立了旨在进行文字改革的专门机构。1900年4月，文部省任命前岛密、上田万年等七位学者为“国语调査委员”，就日本文字改革问题，委托他们进行相关调研。1902年4月，众议院正式批准了成立“国语调查委员会”的提案。至此，日语的文字改革计划，正式成为了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文化事业”。 1902年7月，“国语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计划方针。其中， “采用表音文字，调查假名及罗马字之得失”一条，正式确认了“废除汉字”的终极目标。 不过，尽管有了官方背书，但“彻底废除汉字”谈何容易？“将废除汉字作为国家事业，费神劳力自不必言，而将既往之汉文或夹杂汉字之书籍改写成新假名，让世人能顺畅阅读，更需耗费巨大人力与费用”。  日本《古今和歌集》 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明治政府没有采取完全废除汉字的措施，而是希望通过限制汉字的使用，达成“废除汉字”的目的。1900年8月，文部省修改《小学令》，在统一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字体，规定应用表音方式标注汉字的基础上，将小学阶段应该学习的汉字限定为1200字。 不过，明治政府的文字改革，在一开始就遭遇了一定的阻力。除了“拥护汉字派”学者们的反对，以报社为代表的媒体单位，同样对“限制汉字”这一政策，持保留和消极态度。其实原因很简单，汉字不仅契合报纸简洁明了、节约版面的要求，也迎合了受众群体内心深处的所谓精英意识。因此，在明治时期，官方限制汉字使用的收效并不明显。  研讨对华政策的日本大本营 但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后，在提倡文字改革的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推动下，“削减汉字”的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21年6月，原敬内阁成立了专门的“国语改革机构”即“临时国语调査会”，恢复了于1913年被取消的“国语调查委员会”的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深度抵触“限制汉字”政策的各大报社，也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积极配合的姿态。1921年3月，东京、大阪等14家报社，联合向全国各大报社发出倡议，要求“限制汉字使用，努力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全民文化水平”。 1923年5月，日本近代第一个限制汉字使用的官方文件《常用汉字表》（共1962字）出笼了。它的颁布，得到了各大报社、杂志及印刷部门等机构的共同支持和响应。尽管该表由于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未能贯彻实施，但为日后出台限制汉字使用的汉字表打下了基础。  原敬一家合影 进入昭和时代（1926—1989）后，相关的改革计划，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31年，日本官方公布了修正版的《常用汉字表》（与1923版相比，减少了116字）。1934年，文部省重新组建了“国语审议会”，作为文部大臣的咨询机构。1942年12月，文部省公布了共计2528字的新版《标准汉字表》。 值得玩味的是，1931年版的汉字表字数尽管有了一定的减少，但是1942版的汉字表，公布的汉字数量却有了显著的增加（多出600多字），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这是日本社会右翼化以及对外侵略战争不断推进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之后，报社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地名和人名，大正时期各大报社所限定的常用汉字，根本无法满足报道需要。往更深层次看，在全民亢奋的大背景下，作为本土文化载体的汉字，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内涵。 譬如1936年6月号的《大东文化》、7月号的《日本评论》和《国学院杂志》，集中刊出特集，从国粹主义的立场拥护汉字，认为废除汉字将侵害日本纯正的“国体”。到此为止，汉字在日本的地位，逐步稳定并被确认了下来。 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日本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  “卢沟桥事变”中的日军 重新认识汉字二战战败后，日本一蹶不振，百废待兴。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在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调研后，发表了《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 关于国语改革问题，报告书建议日本“务必普遍采用某种形式的罗马字母，今后数代人都不会再有此良机”，敦促日本“废除汉字”。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书特意在结尾附上了麦克阿瑟的声明。 麦克阿瑟和裕仁的合照 这份“重量级”的报告书，成为了“废除汉字派”叫嚣“废除汉字”的有力背书。于是，“废除汉字论”再一次死灰复燃，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甚至连“废除日语”的极端言论都出现了。 譬如1946年4月，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的文学家志贺直哉（1883—1971）就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国语问题》一文。文中声称，“再没有比日本国语更不完善不方便的文字了，若不解决此问题，日本将来没有希望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并提议“废除日语，将法语作为日本国语”。 志贺直哉 不过，“废除汉字并采用罗马宇母”这一提议，在当时并未真正付诸实现。对于文字改革一事，战后的日本政府有着非常清醒而务实的认识。因此，即便美国一再施压，但仍然没有贸然废除汉字，而是沿袭了过往“限制使用汉字”的改革策略。 1945年11月，“国语审议会”就将“限制汉字”作为战后最紧迫的工作之一，提上了改革议程。在文部省的委托下，“国语审议会”经过数十轮的研讨，并在广泛听取报社、政府各大机构以及教育团体的建议后，制定了共计1850字的《当用汉字表》，并于1946年11月16日正式颁布实施。 与过去的汉字表不同，《当用汉字表》采用的简易字体，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汉字的学习效率和接受度，并为日后更快适应信息化处理，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因此，《当用汉字表》在各界均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1981年10月，“国语审议会”颁布了全新的《常用汉字表》（比《当用汉字表》多出95字），取代了已实施20余年的《当用汉字表》。与《当用汉字表》相比，《常用汉字表》的内涵有了显著的变化。 《常用汉字表》提出，“此表是在法规、政府文件、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等一般社会生活中，为书写现代国语所使用的汉字的基准”，删除了《当用汉字表》中“限制汉字、规定汉字范围”的措辞。2010年，日本又一次对《常用汉字表》进行了审议和修改，将汉字增加到了2136字。由此可见，作为日语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字，其地位已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肯定。 结语2002年，日本文化厅“有关国语的舆论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汉字是书写日语不可或缺的文字。可以说，如今的日本人，比任何时期都更珍视日本的汉字文化，并以此为荣，不断发掘汉字的文化魅力和使用价值。 毋庸置疑，如今的中日关系可谓微妙。但实事求是看，求同存异和合作相处，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或许，作为中日两国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能在未来的特定场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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