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慈生：天津古玩业简述

转自 柔福公主 宋徽宗赵佶研究

作者：张慈生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古玩又叫古董（或写作骨董），它指的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物，包括字画、铜、玉、金石、竹、木、牙、角、陶瓷、文房四宝，缂丝、绣花、珠宝、翠、钻和雕刻玲珑的工艺品等。经营古玩的商店叫古玩店或古董铺。由于古玩品类繁多，故在经营上又分新旧字画、玉件、委器、珠宝、杂项等，各店均有自己的业务重点。在许多大城市都有古玩店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古玩市场，天津的大罗天及后来的天祥、劝业、泰康三大商场等。现将我所知道及回景崑老先生提供的天津古玩业情况，叙述如下，聊作参考。

一、民国初年天津古玩业的概况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店都集中在估衣街、锅店街，北门里及东马路一带，因为许多富商大户都聚居在那里。那时大小古玩店约有七、八十户，比较出名的有锅店街的万昌古玩店，东家是李善人，由车玉堂经营；北门里的福兴成，东家是乐亭李家，由车起堂经营；德昌祥，东家是上海恒昌祥，由马敬侯经菅；估衣街的仲盛公，经理是李春三；宫北大街义兴号，东家是八大家之一的长源杨家；春生祥，经理杨松泉；汇珍祥，东家是南斜街郭家，由陆汉卿经营，源丰永，经理翟捷三。这些大店资本雄厚，都以经营珠宝、瓷器、玉器为主。

中等古玩店有设在东马路一带的珍昌泰、德盛成、美利昌、祥瑞兴、鼎彝斋、巨成祥等，除巨成祥经营大件瓷器和硬木家具外，其它几户大部分经营仿古新瓷、炝绿翡翠、岫岩玉件和潍县伪造的铜器等，此外还有一些仿制的假货，专卖租界里的外国人。以经营字画为主的有昆德玉、博丛馆、东门里集墨山庄、芦庄子附近的大吉山庄、东马路的张陶古等。

在南马路、北门西等地还有一些小古玩店象翟记、鉴古山庄、周瑞峰、焕宝斋、庆记、荣记等二、三十户。这些小店多是些家庭户，他们每天到西广开早市和侯家后的三德轩、北门西宝和轩茶馆，买回一些旧货卖给同行或文物爱好者，他们本小利大开支少，因此一般生活都很富裕，干几十年、几辈的大有人在。

另外，有些裱画铺兼营字画，如北门里的荣古斋、东南角的文古禹等。文古斋还代办天津四大书法家（华世奎、严范孙、赵元礼、孟广慧）之一的孟广慧书写业务。孟广慧没有笔单（即价目表），故由文古斋负责收费。

有的古玩店与恒利，物华、天宝等几家金店有合作业务。因为金店以经营金银首饰为主，对古玩不大在行，而一些军阀富商却常到各大金店选购金银器皿、珠宝翠钻，所以金店愿意与古玩店合作，利润两家均分。业务往来最持久的，要数北门里德昌祥古玩店和恒利金店。

德昌祥经理马敬侯早年在祥盛公古玩店学徒，后独资经营德昌祥，开始时资本只有一两千元。马敬侯常替家境日趋破落的长源杨家代卖珠宝，日久便与杨家上下混得很熟了。一次杨清源姨太太的朋友找她借一千元，但她手头没有现款，遂向马转借，马慨然应允。日后这位朋友又直接找马借了一千元，从此一去不复返。马找杨姨太诉苦，她为维护自己的面子，便将丫环瑰宝送给马敬侯。瑰宝把自己价值七、八千元的首饰带到马家。马敬侯多财善贾，不久又领了上海恒昌祥的财东，在恒利金店楼上设立了珠宝部，四路进财，逐渐成为天津古玩业中的知名大户。

当时人们说古玩店“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明古玩业是很能赚钱的买卖。他们主要的经营方式有：门市收购、买行、串行、搂货和伙货。

门市收购，就是坐等卖主上门。有时遇到一些卖主急等钱用，他们就情愿作价低一点儿，以解决现金问题。或遇卖主外行，不明行情，或卖的是前辈留下的东西，随便给点钱便可成交。

买行，即买同行的货.有些中、小户资本有限或鉴别能力低，一旦遇到珍品，就转手卖给大户，从中得点利润。

搂货。遇到顾客想买而店里没货时，店家就设法到存有此种古物的同行或住户中，凭着信用，将货取来代卖，从中得利。如不成交，将原物退回。这样既不积压资金，又不担打眼的风险。当时古玩行中多采用此办法。

伙货。中、小户遇到门市或亲友介绍来的贵重物品，由于本店资金少，不能成交，当时把有资金、有鉴别能力的大户请来，当面洽谈，成交后由大户出钱，以后卖出得利均分。另一种情况是几家大、中户临时合资买一批货，以避免同行之间互相争购发生冲突。如民国十四年（1925），清逊帝溥仪由北京来天津，因开支浩大，急需款项，便将从宫中带出的几件罕见珍品卖给了锅店街万昌古玩店，作价一万余元。此事轰动了京、津两地，同业无不眼红。溥仪知道后，又拿出几件珠宝，告诉经办人多跑几家古玩店，以防上当。经办人先到了日租界旭街的恒利金店，估价是六万元，又到附近的物华楼、天宝金店和东马路锅店街几家较大的古玩店，皆估价在五、六万元之间，最后在万昌店以六万余元成交，这便是伙货起了作用。在恒利金店作价六万元没成交时，在座的一位北京客人认为这些稀世珍宝能赚大钱便提议伙货，由他出头给附近的十几家金店、古玩店送信，见到此货作价不要超过六万元，不论哪家成交，作为伙货，赚钱均分。所以万昌店才得以顺利成交。经办人从中得跑道费三百元。

溥仪对两次卖价都不满意，后来又拿出一批古玩卖给了法国古玩商罗森泰，作价六十余万。罗森泰常到天津收购古玩，一些清室王爷贵胄、军朝、政客都和他有过交往，他每次来津之前都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从天津买走了不少珍贵文物。

二、大罗天古玩商场的盛衰

民国十年（1921）左右，巴西洋行华经理莫三，出资在张园对过圈起一块空地，盖了两个简陋的影剧院，起名“大罗天游艺场”。“大罗天”是佛语中“极乐世界”的意思。后来，由于巴西洋行业务不振，莫三又急等钱用，便于一九二七年把大罗天转卖给曾做过天津海关道的蔡绍基。夏天，场内摆上些茶几、藤椅，供游客品茗乘凉，另外备有冷食小吃供游客消夜，天亮前还大放焰火。这里每天游客不绝，无论是官僚政客还是地痞流氓，都以到此一游为乐事，“进过大罗天，死了也不冤”的说法曾流传一时。

秋、冬两季，大罗天游人稀少，珍昌泰古玩店经理便提议春节后在这里办个古玩展览会，条件是每天按销售额给大罗天提成。最初那些古玩大户都不以为然，只有源丰永、仲盛公两户参加，中、小户则很有兴趣，把自己的货底通通搬了出来。不过，其中有不少油炸旧玉、炝绿翡翠、潍县铜器、玻璃宝石、岫岩如意、料制珍珠，还有景德镇仿造古月轩、北京后门仿郎世宁的作品等。那些愁得无处消遣的军阀政客、前清遗老、民国新贵及文人墨客接踵而至，时间不长，展品便告售整，只好到处搜罗，高价收购。

这时，那些对展览会不屑一顾的大户们也动了心，想方设法挤进大罗天，盛况空前，大罗天房主每天收入数百元。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北京的古玩大量运到天津，品种全，价格低，质量好，对大罗天冲击不小，业务每况愈下，只得摘掉展览会的牌子，把剧场隔成一家一户的门市部，继续营业。其中经营字画的有，赵盘甫的晖云阁，曹伯舫的云山阁，刘玉田的道古斋，李省三和王席珍的詠雩山房；经营珠宝、古玩、杂项的有：刘锡三、刘旭东、陈伯梅的燕利号，回景崑的巨宝恒，吕香亭的珍昌泰，翟捷三的源丰永，王子扬的致古斋，李春山和李惠民父子的仲盛公，娄兴五的天兴斋，赵子泉的桂荣成，张福兰的隆兴号，以及福盛德，同好斋、稽古轩、仲记、古香斋、润记、鸣古斋和纯古斋等大小近三十户。这段时间各店大部份凭信用搂货，货卖出后立即付款。顾客所选中的货可以带回去摆几天再议价付款，不如意的可以原货退回。燕利、巨宝恒、珍昌泰、仲盛公等兼作买行、串行业务。这时期大罗天仍是古玩业聚集的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近逼华北，觊觎平津，驻在天津海光寺的日本军队每天在日租界内打靶演习，经常戒严阻绝交通。日租界内大多数居民迁到英、法，意租界，大罗天附近路静人稀，古玩店更加冷落，生意清淡。这时，有一个日本洋行要用大罗天的地盘，天天来催着搬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比较殷实的古玩店陆续搬进了法租界劝业场、天祥市场和泰康商场，其他较小的户维持了一段，便先后歇业。到一九四四年，古玩店全部迁出，大罗天古玩商场遂告结束。

三、古玩店在三大商场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坐落在法租界的天祥、泰康和劝业三大商场先后开业。营业时间从中午十一点到夜里十二点半。夏季，屋顶花园通宵开放。经营品种有珠宝、金银首饰、呢绒绸缎、进口日用百货、花鸟虫鱼等，附设酒楼、茶楼、游艺场。劝业场建筑宏伟，后来居上，楼未建成，场内要冲门面已被预租一空。在二楼的古玩店有，萃文斋、瑞增源和仲盛公。三楼有：经营字画的培生斋，经理靳伯声；经营玉器珠宝的纯明山房，经理沙某（忘其名）；经营字帖的藻玉堂，经理姚佩林；经营金银纪念币的解耀东，经理解耀东；经营鼻烟壶为主的复兴店，经理陆汉卿；经营象牙器皿的天利店，经理唐恩元，经营铜器、玉器的集粹馆（后迁到泰康商场），经理周季常；经营明清瓷器的容宝店，经理张松，刘锦堂；经营古玩珠宝的文记，经理裴云舫；养正轩，经理白雅泉；经营字画的大观书画社，籊箫馆（因为是由一个姓翟和一个姓萧的合营，故将翟字加上竹字头，萧字改为箫字；经营杂项的俊久斋，经理刘俊久，还有致古斋、巨宝恒、珍昌泰、珍宝斋等。此外还有步以全、王少堂、董连增、刘国泉、马鸿斌、马鸿岳、王福元、刘凤山、马凤山、杨兆源等人摆的古玩摊。到一九三一年，劝业场三楼便成了古玩业的天下。

在天祥商场的古玩店有效珍斋，王席珍开的金石山房，杨仲琴的鉴古斋裱画店，鲁泽三开设的鲁丰珠宝店（它在当时的同行中是资本最大的一家）。鲁家曾开过锦记兴、信德、巨德、东兴银号，锦记栈和巨丰当。当铺每年都有过期不赎的珠宝，鲁泽三又很喜欢珠宝，便开始在当铺内兼营珠宝，后从北京请来郑甲三专营珠宝。鲁家一直干着本利盘剥业务，靠放高利贷发的家，人们背地里叫鲁泽三为“鲁锥子”。

此外，在英租界还有怡古斋、德兴斋、新月古玩社、毓隆、天昌厚等几家由北京来的回民经营的古玩店，地处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经营地毯、绣花、玉器、瓷器、料器、珐琅钟表等。当时英租界中街一带大部份是外国人经营的银行和洋行，并有皇宫、泰来、利顺德三大饭店，外国人往来较多，因此，这些古玩店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外国人。怡古斋的沙雨时，德兴斋的冯海川，张允贤夫妇，新月古玩社的蔡松泉，毓隆的谭玉鹤，天昌厚的赵松寿等，皆能说简单的外语，业务很兴旺，加上经营的品种符合外国人的口味，冬家古玩店日渐发达，形成了朱家胡同古玩街。

另外有的银行作过字画、旧玉抵押业务，如中南银行、麦加利银行华账房、德华银行华账房、大陆银行等。大陆银行经理许汉卿、汪士元都是书画爱好者，特别是汪士元（字向叔，麓云楼主人），精于鉴别，收藏颇富。一九三五年，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天津举办画展，急需现款，经培生斋的靳伯声介绍，张将随身携带的石涛山水卷、石溪山水轴、八大山人花卉册、渐江山水册等在大陆银行押款五千元，月息一分五厘，一年为期，不久即赎回。张大千感慨地说，我是做假石涛，石溪、八大山人，渐江出名的人，斯先生居然敢介绍，对方敢借款，而且肯定这七件都是真的，你们的眼力很了不起。从此，张大千和靳伯声交上了朋友。

在日租界，有三个日商经营中国古玩，他们是大男、三好小一郎、池田隆。他们的经营方式是从中国古玩店进货，然后卖给日本人。其中池田隆的业务最好，开始他用现金买货，有时不免上当。后来他仿效中国古玩商的搂货法，买货不当时付款，以带回去研究为名，实际转卖，卖了付款，卖不了原货退回。他对明清交器、玉器、书画都有一定研究，一九四五年回国。

四、动荡的古玩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敲诈勒索，大量发行法币、关金和金圆券，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字号古玩店手里所存的准备买俏货的现款，就形同废纸了，天长日久，存货不断销出，而新货补不进来，加之其他原因，一些老店相继歇业，如劝业场的籊箫馆、大观书画社，养正轩、珍昌泰、复兴、解耀东；天祥的效珍斋；泰康的春生祥；北门里的德昌祥、福兴成等。但另一方面，新开的珠宝店却如雨后春笋。原因一是经营珠宝翠钻改用黄金计价，随物价波动水涨船高，可以不受影响，二是珠宝翠钻小巧玲珑，既能佩戴，又便收藏，送礼行贿非常方便，并且买有现货，销出也快，资金薄厚，皆可经营，只赚没赔。租界里的寓公和清室遗老的后人，由于生活糜烂，财势日衰，便靠变卖珠宝维持开销。另外一些走私贩从香港偷运钻石来津。因此，此项货源非常充足。

借此良机，北京、天津各古玩店店员纷纷脱离旧号自设新店。北京人在天津劝业场开的珠宝店有：怀宝斋、义宝斋、奇珍、品珍、瑞古斋、瑞源祥等：在中街和朱家胡同一带有：三星、颐宝斋、新生、兄弟等。天津人开设的珠宝店有，郑甲三的德丰，王仲三的宝丰，李宪章的有丰，李子瑞和唐恩元的天利，王月波、张兰田的明明，邢宝华的瑞宝斋，耿子珍的敏珍，赵麟轩的华孚，马庚权和张廷烈的正昌等。由于有越来越多的珠宝庖想挤进劝业场，劝业场事务所便把三楼的天纬台球社、四楼而地球社、五楼的天会轩曲艺场统统加以改进，修成一间一户的门面房，租给上述各珠宝店，每间先收二十两黄金作为进场费，房租另议。从此劝业场二楼至五楼大多是珠宝店了。

由于珠宝店日益增多，后来古玩业划分为两个行业，两个同业公会。河北省汉民成立了古玩字画同业公会，北京回民成立了古玩珠宝同业公会。

就在珠宝业鼎盛一时的同时，书画业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溥仪从故宫运出来的一千多件珍贵字画，全部散落在吉林省的通化、临江，大栗子沟、长春及辽宁的沈阳一带，人们称之为“东北货”。这样一来，沉寂的书画业顿时沸腾起来。那么，这批“东北货”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清逊帝溥仪曾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来，存到天津英租界张园内。这些偷运出来的书画手卷均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篇所收。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钟繇、僧怀素、欧阳询、赵构、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原稿，王维的人物画，宋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此外还有阎立本、宋徽宗赵佶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总计手卷字画一千多件，挂轴和册页二百多种，及二百种上下宋版书籍。这批珍宝移到天津后被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又被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运到了东北伪帝宫。

溥仪离开长春伪帝宫时，把一些珍贵首饰及田黄石刻乾隆御玺等物，藏在一个皮箱箱底的夹层里，随身携带。捡出一批心爱的手卷，交给侍从何义，王敬羽等带到大栗子沟，其余留在长春宫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吉冈安直通知溥仪乘飞机去日本。树倒猢狲散，剩下的随员把他们带来的部分书画手卷分光，便各奔东西了，路上他们用钱就卖，走到哪儿卖到哪儿。与此同时，长春伪帝宫的文物也被抢劫一空。当时在大栗子沟、临江、通化、梅河口、四平、长春、沈阳等地的旧货铺、废品摊上到处可见。后来又流传到天津、北京、内蒙、大连、上海，部分被偷运到香港。

首先发现这批国宝的是长春金石斋古玩店的李志甫和焦序生、常伯祥，他们在东北收买了一些送到北京，立刻引起了轰动。墨宝斋的马宝山，玉池山房的马霁川，论文斋的靳伯声，文珍斋的冯湛如等，纷纷到东北挖宝。存有这批书画的人逐渐知道了行情，不肯随便在本地出售，他们将货携带到天津，北京待价而沽。开始一顿饭钱就能买到一件唐宋书画卷，后由于同行争购，涨到数十两黄金才能买到一件。于是北京的马霁川、冯湛如，博文益的郝葆初，崇古斋的李卓卿，墨宝斋的马宝山和穆潘臣，长春金石南的李质甫和焦序生，临时组成了“八大公司”无论在什么地方买到“东北货”都作“伙货”。“八大公司”卖给靳伯声的有唐周昉的《调婴图》（现在香港），孙位的《高逸图》（现在上海博物馆），顾恺之的《洛神赋》全卷（现在故宫），辽耶律倍（李赞华》的《射鹿图》（现在台湾），唐人画《十六应真图》（现在香港），宋燕文贵的《秋山萧寺图》（现在美国），宋徽宗赵佶的《柳鸭芦雁图》（现在上海博物馆）、《金英秋禽图》（现在国外），五代卫贤的《高士图》（现在故宫），宋夏珪的山水残卷（现在上海博物馆），王诜的《渔村小雪图》（现在故宫）等。卖给张伯驹等人的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李白的《上阳台》卷，杜牧的《张好好诗》等。除了“八大公司”，墨宝斋、崇古斋还在沈阳开设分店，收购“东北货”。

天津买进了一百多件书画，如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宋徽宗的《王济观马图》，元赵孟頫的《水村图》卷。《千里江山图》就是溥仪侍从何义，王敬羽送到天津来卖的。他俩开始只是卖自己分到的一些书画，卖光后又到处找分到书画的同事，共搜罗到书画手卷几十轴，全部卖给了培生斋靳伯声、靳蕴清兄弟二人。靳伯声幼年在天津锅店街宝文斋南纸店学徒，一九二八年在劝业场开设了培生斋字画店，当时资本只有几十元，后来又在泰康商场开设培生斋分店，由其弟靳蕴清负责。抗战胜利前又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论文斋南字画店，成为京津古玩业中知名大户，其主要原因，就是经营“东北货”发了财。天祥二楼金石山房收进了北宋范仲淹一札手卷，后卖给了故宫博物院。章绍庭买了五代周文矩《太真上马图》，林西亭从长春带来的明周臣《春泉小隐图》卷，先后都卖给了故宫。张仲威买到了明仇英的《赤壁图》卷，倪骧山水卷。张叔诚先生买进的钱选《青山白云图》卷和《花鸟》卷，文徵明的《林榭煎茶图》卷，金润《溪山真赏图》等，后献给天津艺术博物馆。解放后，文物公司收进的宋燕甫《秋山晓霭图》，交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劝业场古玩部收进的方琮的《溪桥深翠图》卷，卖给了广东博物馆。

五、古玩业的新生

解放初期，古玩业曾一度萧条，只有经营书画的商店尚能维持，有的古玩店兼营手表，有的改营金笔，有的添营眼镜、照相机、烟斗、打火机等，象珍宝斋那样拥有资金的殷实户转入工业。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商人和走私盗运珍贵文物的犯罪分子，制止了珍贵文物的外流。古玩业务逐渐恢复正常，进销价格逐渐回升。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古玩业务日趋好转，大专院校开始收集文物作教材，出版社收购一些书画作为出版资料，外贸工艺品公司收购少量文物出口。文物爰好者日益增多。

一九五六年一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三大商场的古玩店都进行了公私合营，泰康的古玩店合并到天祥。

一九五八年天祥，劝业场两楼通开，合并为一，天祥商场古玩部合并到劝业场古玩部。全市古玩业职工汇集一处，劝业场将部分青年、中年转入工业部门，部分中老年被调到外贸工艺品公司，其余人员一部分安排到解放路友谊商店和新港友谊商店，一部分留在劝业场古玩部。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七日，文化部、商业部、外贸部发了一个《关于改变文物商业性质和管理体制的方案》的通知。天津市文化局临时成立了文物接收小组，由孙培基、韩慎先等同志负责，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接收了劝业场内经营的古玩、字画。除珠宝翠钻及从业人员仍留在劝业场经营外，其余瓷、玉、杂项及从业人员先后移交文化局，同时还接收了河北大街、南市由原经营文物的小商贩组织起来的两个合作店和设在辽宁路公私合营的瑞宝斋古玩店。

一九六一年五月天津市文化局成立了文物公司，同时筹建艺林阁，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竣工开幕，天津第一个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的文物店诞生了。一九六三年文苑阁开幕。文物公司的成立，，改变了文物商业性质和管理体制，扭转了过去把文物当作一般商品买进卖出的单纯营利观念。每月收进的文物，经鉴定凡属历史、艺术，经济价值较高的文物和革命文物，集中到公司资料室，分期分批送往博物馆、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还曾设立收购珍贵文物奖，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珍贵文物。

文物公司下设五个文物店：艺林阁、瑞宝斋、文苑阁和设在河北大街、南市的两个文物店，收进的珍贵瓷、玉、书画移交到艺术博物馆的已有数百件，其中部分列入馆藏一级品。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五个店同时停业，一直到一九七〇年，艺林阁、文苑阁才先后恢复了业务，瑞宝斋和河北大街、南市的三个文物店撤消。一九八五年在南市食品街又开设了萃文斋文物店。这些文物店在文物公司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业务，为祖国的文物收藏、交流作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