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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幕 陈望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
第一幕 民主之家 1921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一艘红船圆满完成最后一个会议议程，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从此，这艘红船便成了照耀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一盏指明灯。 时局变幻如洪水来袭，民族存亡危在旦夕。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卢沟桥兵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把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会战开始，11月，会战以失败告终，上海失守；12月2日，江阴失守；12月12日，南京失守；12月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城内，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哀鸿满天。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呼吁各党派和军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全力抵制日本侵略。 但国民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国共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1940年底，国内的政治形势愈演愈烈，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镇压也日益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名存实亡，部分敢言人士被国民党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排斥在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更加急剧恶化。在这历史紧要关头，有这样一群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先生们，挺身而出，开始寻求民主救国的道路。1941年3月19日，民盟组织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前的这些先生起初并不热衷于政治，他们大多是准备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教育兴国、文化传承、改造乡村、扶助弱民等等的事业中去的，但时局的变化、形势的恶化，让他们不得不对国家的命运重新思索，对民生的出路、政治的主张、世界的格局进行重新思考，从而纷纷加入到民盟的行列中来。
梁漱溟：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张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陆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25日，黄炎培先生又找来了冷御秋、江问渔，正式研究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
张澜：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内以求国家之统一，外以得国际盟邦之平等。…… （张澜《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 闻一多：从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参加民盟，在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锻炼……也是很好的。 （《闻一多年谱长编》）
费孝通：每个人有他的政治生命。我是依靠民盟这个组织走过来的。在发生着这样剧烈变动的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我能始终跟着全国人民一起在前进的道路上坚持下来,这不能不感激民盟给我的指引。 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师生、同学、同乡等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有些信得过，有些信不过了。这也是政治启蒙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以我自己说，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他组织种种活动，像时事讨论会等等，总是拉我去参加发言，使我和西南联大、云大的学生发生了亲密的感情，受到他们的鼓励和督促；即使枪子在头上飞，我也义无反顾的。当我做这些工作时，并没有打听过这些朋友有什么政治组织。我只是认定他们是信得过的，他们要我做的事，我就应该做，不会错。比如吴晗同志有一次很郑重地把一个名字交给我，要我把他安置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我明白这位先生一定有来路，但是我问也不问，就照办了。这位先生就是华岗同志，党中央派来西南指导工作的。我这样做心里觉得这才算是“够朋友”。有时候我回想起当时这种朦胧劲儿，有些确是幼稚可笑，但也常常觉得它的可爱和可贵。同志之间能这样重然诺，轻生死，肝胆相照，言从不疑，政治组织才有真正的生命。 （1981年费孝通《政治上的启蒙》） 起初并不热衷于政治的这些先生们因为民族的存亡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采用打扑克、打麻将的形式为会议做掩护，主要议论国家大事与当前形势抨击当局反动暴行，研究如何开展民主活动。比如在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即吴晗故居，就经常聚集着民盟的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 最值得怀念的是民盟成员如潘光旦、费孝通、王瑶以及盟友钱伟长、无党派民主教授张奚若、朱自清也经常到这里评议时政。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教授与职员中盟员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一言一行对青年学生及社会影响较大……
罗隆基：……言论自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无事不可言，无事不可论。天下事没有绝对的自由，就成为绝对的不自由。 ……真正好的主张及学说，不怕对方的攻击，不怕批评和讨论，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适见庸人自扰。对方的攻击，果能中的，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是见敌而怯，适足以示弱，适足以速亡。本身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对方攻不倒。对方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我亦压迫不住。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绝对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危险，实际上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 （1929年罗隆基《论人权》） 李公朴：中华民国已经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民主本不应该到今天才来谈。然而就是在今天来谈，无论是在程度上、范围上还是受限制的。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等收复区，到现在还实行着不合理的审查制度;就是在重庆，我们能否畅所欲谈，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可见直到现在，就是表面的民主，我们都没有得到。今天政府虽然承认了各政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否能真的实行，以及实行程度如何，还需要我们继续的争取。即使政府今天真的还政于民了，而我们能否运用，以及运用的程度和效果究竟怎样，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实在说来，民主不仅仅是谈谈就了的事，主要的是怎样从个人与一群人的生活上来实践的问题。因此，在今天我们来谈民主生活，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而切实的课题。 （1946年李公朴《民主生活讲话》） 陶行知:民主的意义还是在发展，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在发展。照我看来，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涵: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民主是中国之救命仙丹。民主能叫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团结成一个巨人。民主能给我们和平，永远消除内战之危机。民主好比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民主又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来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民主第一!人民万岁! （1945年11月1日陶行知《中国的民主和民主教育》）
史良：我们现在不能再做驯羊，我们是人，有人的人格。我们要民主，固然不用着急，可是对于民主，各人态度不同，有些人同情民主，赞成民主，这固然比反对好，但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积极争取，要加倍努力。我们妇女要踏上世界人的立场，中国社会人的立场。我们现在要求于姊妹们的是什么呢？第一，要真正争取到每人天赋的自由，人的应有的权利，这要在任何环境中，不断地争取，看见不对的，要求改正。我们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第二，我们对于根本不站在争取男女平等立场，而高扯妇女运动旗帜做点缀，把妇运当吃饭工具，样样要拉来自己做，可是包而不办，这种不给我们妇女站在人的立场的所谓妇女代表，我们要一概打倒！ 我们要争取真正的民主，不要做国家的奴隶。我们要把国家造成乐园，不要把国家成为自己的牢监! （1945年3月8日史良《妇女与民主》）
楚图南：就以中国来说，在满清淫威暴虐的专制政体下面，我们过去的先烈，包括了孙中山先生，他们之经过了多少次的流血革命，至辛亥双十节，而武汉起义至民元而临时政府成立，民国诞生，也都是为的要争取中华民族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和身体自由，然后才能由这样爱自由爱独立的人民，来合办创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新国家。 （1944年10月810日楚图南《言论自由与身体自由》） 张澜：中华民国的招牌一挂挂了三十五年，人民却还在迫切的要求民主。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经过八年长时间的艰苦撑持，付了几千万人的血换来的。现在抗战胜利已愈一年，而全中国人民，却直接间接还被迫担负着不光荣的战争的牺牲和痛苦。今天，全中国人民不但并未得到民主，简直更是被迫到死亡线上挣扎，要想生活下去也不可得了。回想这三十五年来，尤其是近八年来的历史，岂不令人痛心。 我们民主同盟还在六年以前新四军事故时，便结合同志从事于调解国共两党的争执，那时我们是怕影响抗战。在抗战胜利后。我们首先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个字的口号，意思是要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完成建国，我们认为中国只有这样一条路，才是光明坦途。 （张广华《1946—1947年的民盟与张澜》）
黄炎培：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摘自《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黄炎培《无穷的困惑》） 第二幕 先生风骨 罗隆基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过：民主同盟是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没有政权的政团。他们完全是用民主的信仰以促进中国的民主。 从前的先生们虽然没有武力，而且多半都是书生，但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反动派的武力，从未退怯，面对一次次的流血牺牲，先生们前仆后继，一心向前！ 还记得1946年的那个黑色七月，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就像被蒙上了一层沉痛而悲伤的黑纱。 还记得1946年的那个红色七月，先生们用自己的鲜血把黎明前的天空染成了一片红霞，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1946年7月7日，这天照例在云南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可是这一天的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许多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着这些天在云南发生的事情。 有人敲起了桌子，开始制止说话声，提醒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讨论会。这时候，突然有一位先生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闻一多：饭都吃不饱，研究什么？别人不叫我们闹，我们就是要闹，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不管，还有谁管！……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吴晗：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灭亡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之《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费孝通：为什么我们要黑暗中坐在此地开会呢？为的是呼吁和平！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 （闻黎明《闻一多》）
李公朴：想用死来威胁我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天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周天度、孙彩霞《李公朴传》） 公朴同志之死不仅是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巨大损失，亦且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为了这一个英勇的民主战士的死去，全国各界，无论知与不知，自当同声痛哭…… （1948年7月12日民盟云南少支部发表抗议）
闻一多：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 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 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我们有这个信心！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李闻两同志之暗杀事件，实乃法西斯反动派决心放弃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当前国是问题，而悍然采取最卑劣最无耻的暗杀手段，消灭民主分子，以配合正在展开的全面内战，公开向全国人民进行全面进攻的表现。 时局愈来愈黑暗、愈危险了。……民主人士的生命在今天没有了丝毫的保障。近来封闭杂志，烧毁报馆，杀戮编辑，已经成了一种公开的风气，民意已经完完全全的被摧残了。 面对先生们一次次地惨遭毒手，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和廖承志代表中共发来唁电:“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 毛泽东、朱德也发来唁电说:“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土，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张澜：我们没有武力，我们盟员多半是书生，而被杀的几位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要赶尽杀绝，请早早收起民主宪政的话，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 从去年九月以来，对于民盟不是利诱来分化，便是用威胁来打击……我们站在民盟立场，对于国共两党仍然是确定中立，站在国家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任他如何利诱，如何威胁，我们为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之志能实现，只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1946年7月21日，张澜发表公开谈话）
陶行知：公仆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活结束不是育才学校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样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死了一万个就是一万万人。肯为民主牺牲，而中华民族才活得下去。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仆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 国民党专横霸道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和警察，然而他们还要象蛇蝎一样的向上爬，去杀害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评论者的生命。 我等着第三枪！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留给育才师生的遗书） 第三幕 不忘初心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央发了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 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觉得，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奠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五一口号”应运而生。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迅速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和《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进行全文播发。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收到这封信，沈钧儒非常高兴，当即召集民盟代表进行讨论，一致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 5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痛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窃权卖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伪装民主，欺蒙世界。认为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留在上海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致函在香港的沈钧儒、章伯钧，对民盟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的途径”。 5月8日，《华商报》举行“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会上，沈钧儒、邓初民等盟员提交书面意见或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召开新政协的政治主张。
沈钧儒：这一号召证明了中共不要实行一党专政，中共决无包办国是的意思，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所有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应该起来响应中共这一号召。 邓初民：中共的“五一口号”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坚决接受党的领导，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 我们同意毛泽东在“五一”文告上所讲的再来一次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侵略主义者的无情打击，这是对反动派统治下的人民的一种希望，这是对广大的中间层的一种鼓励，这是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取得胜利的最初的步骤，这是揭穿国民党伪民主的有力武器。 （1948年5月16日，民盟总部机关刊物《光明报》发表社论《新的政治协商与我们的工作》）
邓初民：新政协的召开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事，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由中共来召集。 统一战线问题，根本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整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我们只有这样来理解统一战线问题，才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加速到来，新政协任务的顺利完成，有无比的推动力量。 毛泽东先生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这正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袖的人最负责任的表示。 （1948年7月16日邓初民《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 沈钧儒：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经济危机也到了必崩溃的阶段，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讲，我们既反对这样一个和人民对立的坏政府，就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不可。 中共不愿意以一个党的力量，来单独负责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他们愿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共同来负责，解决国是。这也就是各民主党派多年来所渴望实现之共同鹄的。因此，中共今年在五一节时发出号召，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大家当然完全同意，热烈响应此项号召。 （1948年8月1日沈钧儒答香港《华商报》记者问） “五一口号”的发布，是多党合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觉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多党合作制度自此拉开了序幕。 1948年9月，沈钧儒、章伯钧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3月，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以组织名义发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9年6月，张澜、罗隆基平安抵达北平。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主席，张澜等当选为副主席。 张澜：毛主席，诸位代表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今天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摘自1949年张澜在新政协开幕会上的讲话）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回眸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七十余年来的风雨征程，黄炎培、张澜、沈钧儒、闻一多……等等，民盟的先辈们为了追求国家民主和人类解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心同向，携手前进！ 是他们，本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同民盟一起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在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是他们，在艰难困厄的岁月里，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同专制统治顽强抗争，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是他们，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天地而建真言、献良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责在人先，利居人后。 弹指一挥间，民盟早期的贤达大多已经故去，但他们“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的崇高境界，依然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并使他们对民盟组织深怀感情，对民盟信仰笃志不移，与中共合作不忘初心。 先生们的探索，先生们的思想，先生们的实践，这一切的一切，无疑一笔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应当备加珍惜、永世留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七十多年来，民盟始终与中共相携手、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同呼吸。 如今，我们必将要沿着先贤的感召，“奔走国是、关注民生”，将民盟事业承前启后、发扬光大，努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秉承民盟先贤之遗志，满怀创造未来之勇气，画好最大同心圆，昂首跨入新时代，为浙江的两个“高水平”建设和金义都市区的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先生诤言】 张 澜：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沈钧儒：凡事终要看得透，看得开，提得起，放得下，方是有志气人，有作为人。 史 良：作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楚图南：居身青云上，植根泥土中。纵有凌云志，不忘菜根香。 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吴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那就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陈望道：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 黄炎培：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李公仆：没有主义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 闻一多：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胡愈之：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天，不要迷恋昨日。 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丁 聪：看不惯新事物，你老了；辱骂新事物，你完了。 邓初民：尽管既老且病,还得勤学苦干。 罗隆基：我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我说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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