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约 2500 字 预计阅读时间 6 分钟 什么是好的公益项目？这是益盒一直想要探索的问题。 北师大的陶传进老师和同事在《公益项目模式》中为公益项目划分了五个层级，以此表现公益项目的定位和影响力，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业内共识。这五个层级包括：
 《公益项目模式——理论框架及其应用》：公益项目的五层级 这五个层级层层递进，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能力与社会责任也逐级增加。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似乎资源递送和公共服务是最低级的。如果公益项目只满足于扩大资源的递送范围，那就还是停留在了最基础的两个层级。李劲老师曾在和我们的访谈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公益最基础的价值是“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而最终目标应该是“有效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项目的迭代逻辑上讲，我认为“五层级”这个逻辑框架是自洽的。五层级的框架体现了一个公益组织的“升级”，从直接的服务提供者慢慢转变成管理者、倡导者，通过提升杠杆作用增加影响，很符合某种职场化的想象。不过，公益的价值不是为了比“谁更高级”，而是为了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更好地满足更多受助者的需求。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做服务的递送也并不“初级”，在一个仍存在良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资源分配相当不均的情况下，公益组织理应专注于完善公共服务，在其它社会机制失灵时，公益组织去弥补资源空缺。 对于“好的公益”而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让公益项目进入“更高层级”，而是创造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服务最多的人。 这也涉及到公益组织的“身份谜案”。公益组织论动员市场资源比不过商业公司，论大规模实施项目、保障民生比不过政府部门。那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之中，公益组织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应该被政府和市场忽略的社会问题。用“创造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并使其规模化”的视角，公益组织的理想发展模式应当是“三步走”： 首先，识别社会问题。在与公益项目的访谈中，我们一般都会问“贵组织是怎么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为什么希望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绝大多数的回复都与“创始人个人经历”、“创始机构（如企业）业务”相关，要么就是执行捐赠人的意志（金主关注什么我就做什么），很少有机构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议题相比于其他议题更重要”、“为什么这个议题尤其需要我们机构来关注”。如果想要更高效地做公益，把公益人的时间、捐赠人的资金花在刀刃上，必须拥有系统性地视角，在个人好恶之外看见社会之所需。 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在当下是最紧迫的？公益盒子在这篇文章中分享了我们的观点，即一个大规模（深刻地影响很多人）、被忽略（现有资源投入远远不足）、可解决（有证据充足的、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的社会问题理应得到更多关注。这样的领域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的边际效益。商业资源往往是追逐商业利润而走的，面对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因为买单者不清晰，商业往往是缺乏动力主动开发解决办法的。这样的议题应当是公益的担当。 其次，识别有效的解决方案。很多捐赠人和公益组织在设计项目时，往往是想当然的。想要帮助山村儿童发育身体，就成箱的捐牛奶、鸡蛋，殊不知孩子们真正缺的是各种微量元素；想要培养山村儿童的综合素养，就给学校建设课外书的图书角，殊不知大部分书摆在那里都是落灰、无人问津。在缺乏调研的情况下，有些公益组织会把自以为、想象里对受助者有帮助的东西加入项目里。一个社会问题的无效解决方案可能有千百种，但无效的原因经常处在项目设计环节。项目设计者没有把受助者置于公益的核心，去看什么能促成真实改变，过度强调想当然的“投入”。 识别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前期开展论证，在高质量的有效性依据（比如随机对照试验成果）的基础上，再去执行。公益组织可以选择支持新证据的生产，然后采取验证过的干预模式来开展项目（如养育未来、看清未来等）；也可以通过搜集已有证据，相应地开展项目（如宫颈癌疫苗及筛查方案在中国偏远乡镇的普及）。”创新“是好事，但要警惕不问效果、思考不清的“创新”。在不知干预效果的情况下贸然行动，会造成大量、可避免的社会资源浪费。 最后，规模化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在中国，解决社会问题非常依赖政府部门的推行意愿。一个被纳入政策保障、有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往往才能具备真正的可持续性，如国家免疫规划、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如果选择政策倡导的路线，公益组织能发挥的独特作用是“跑在政策前面”，试点出有效、适合国情、方便政策推广的项目模式，然后逐渐交给政府运营管理。
不过，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要指望政策接盘。我们在访谈中常常看到想要倡导政策的公益组织陷入一种“上等下”、“下等上”的两难。国家级别的政策往往需要地方经验试点，而地方经验的开拓往往需要上级政策的指示，互为因果。毕竟，各级政府政策的出台、财政是否拨款都需要长时间反复的论证，等待的背后是弱势群体所承担的庞大机会成本。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公益组织有能力实施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为其倡导捐赠，并协助其找到在地的合作伙伴，通过民间力量规模化干预措施，促成问题解决。可以说，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在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可以有很好的合作。各司其职，以有效性为准绳规划自己的工作，往往能事半功倍。 公益不需要没来由的创新，靠新概念的假象掩盖影响力的缺失，甚至错把新概念当成社会价值本身。我们对这几年比较火的新兴公益风向 - “商业向善”、“影响力投资”、“公益数字化”、“社会企业” - 保持好奇，但同时倍感警惕。商业怎么“行善”了？没有购买力的弱势群体如何从中受益？影响力投资带来的具体是什么“影响力”，影响了谁？公益数字化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无效的项目数字化、变得更有效率是值得做的吗？社会企业如何在盈利和助人之间找到平衡？怎么在赚钱的同时又解决社会问题？私以为，在这些问题被好好回答之前，我们都不能轻易买账。坐在北京、上海的办公室里的人们想出的概念是否与我们渴望帮助到的人的需求紧密结合，这不是一两个新词语可以回答的问题。 因此，公益的从业者需要在迎合新潮时保持冷静。新鲜的公益概念应当是对效果问题的回应，而不是替代者，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太多舍本逐末的情况，为了迎合资本引导的概念而产生出的滑稽情况。真正的“行善”，需要把“干预是否有效”作为衡量工作的金标准。 好的公益项目应该回归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心，识别社会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使其规模化。这是我们促成社会改变的可能路径。 欢迎您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 评论作者：李治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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