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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秋，垂帘听政了八年之久的仁宣皇后高氏病重，她已经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一天精神稍好，她召见大臣吕大防、范纯仁等入内觐见。
吕大防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苏轼是好友，但他不树朋党，《宋史》赞其重厚，挚骨鲠，颂有德量。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曾从大儒胡瑗、孙复学习，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及第，除官不赴。父亲殁没后才出仕，人称“布衣宰相”。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 高太后见到二位宰执大臣就开始交代后事：“我死以后，皇上（哲宗）一心想要恢复新法，定然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了。你俩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上另用他人，免得遭祸。” 二人连连点头，“是，太后，我们谨记您的吩咐。”他们看着高太后气若游丝，知道大势已去。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信任旧党领袖司马光。神宗病故后，新登基的皇帝哲宗赵煦当时只有十岁，还是个小皇帝。此时高太后已是太皇太后，奉神宗遗诏辅佐年幼的新君，垂帘听政。高太后执政期间，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 如今高太后这颗大树就要倒下，保守党的命运也即将迎来漫天的风雨。
一场巨大的变革已经缓缓拉开了帷幕，可是处身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还懵然无知，这里面就包括当时正任国史院编修官的秦观。 此时的秦观还沉浸在与师友常常欢聚、时时作诗的欢乐中，完全不知他后半生的贬谪生涯就要随着高太后的离去而来到了。 几天后，高太后病逝，哲宗开始亲政。果然不出高太后所料，吕大防被贬知随州，再贬舒州、循州，至虔州信丰（今江西信丰县）病卒；范纯仁出知颍昌、河南二府，徙陈州。又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连宰相都被这样一贬再贬，何况秦观这样的小官呢？
秦观一直追随老师苏轼，也难免受到连累。苏轼因为早年就反对新法，被新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虽然苏轼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士，还是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又有很多人为之求情，依然被贬惠州、儋州。 秦观这样一个毫无背景、在官场上并无根基的人，遇到了这场大风浪，真的就是九死一生、再无生还之机了。 就在高太后去世的第二年——绍圣元年（1094年），秦观坐党籍，贬监处州酒税。 绍圣三年（1096年），秦观又被削籍，徙郴州。 在郴州，秦观与亲人隔绝，也不再听到朋友们的消息，孤身天涯、愁肠百结之下，就做了一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楼台在茫茫大雾中消失，渡口被朦胧的月色所隐没。那当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云遮雾障、无处可寻。楼台、津渡都是词人因情所设之景，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由词人内心的不被人理解的情怀，无处宣泄所生出无人问津之感。他无力上高台，无法回到汴京这个帝都去施展抱负，只能寄希望于虚幻缥缈的桃花源。但桃花源也无法寻到，只能空惹一段悲伤心事。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论秦观词“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谪居郴州，春寒料峭的时节独处客馆，念往事烟霭纷纷，瞻前景不寒而栗。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从心底生发而出，杜鹃声声，平添凉意；夕阳迟暮，更增哀愁。独在异乡，偏听子规，子规子规，何时子归？秦观在《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中，哀叹“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同期的诗歌可以看出，词人这个时期内心的凄凉。 斜阳暮当真是词人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日暮途穷、无力回天，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汴京去，可能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苏老师，可能再也不能和朋友们一起填词赏乐了。巨大的孤独包裹着他，秦观陷入了一种比春寒还要寒凉的心境之中。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的殷勤致意和安慰。驿寄梅花典出《太平御览》卷九七引《荆州记》的记载：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与范晔，随梅花有《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里作者是将自己比作范晔，表示收到了来自远方的问候。鱼传尺素典出东汉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中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另外，古时舟车劳顿，信件很容易损坏，古人便将信件放入匣子中，再将信匣刻成鱼形，美观而又方便携带。“鱼传尺素”成了传递书信的又一个代名词。这里也表示接到朋友问候的意思。 词人收到远方亲友送来的安慰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安慰的书信，触动的都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让他回忆起往昔的美好，更让他叹息今日的困顿。每一封信来，词人就经历一场心灵的挣扎，此恨绵绵、未有止息，这恨犹如高墙堆砌，使人不胜负担。 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了，好像“恨”还可以重重累积，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又高又重的“恨”墙。 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结尾，词人笔锋一转，将孤馆、春寒、斜阳、尺素都抛开了，甚至将那斜阳暮、无重恨都抛开了，转而去写那流动不息的郴江。他提出一个痴问：郴江是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呢？这一问，无理之极，却蕴含着无数的心事。词人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怕说出的牢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灾祸，就像苏老师写的词都被当做了蔑视新法的罪证。 因而他不能说透，不能抱怨，只能在对郴江的问句中，隐藏自己的心事。为什么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转的呀，谁会想到它竟流下潇湘去了呢？就如同今日的自己竟被卷入新党旧党的漩涡之中，成为可怜又可叹的牺牲品。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依着惯性，将人带到不可知的远方。 三年后的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至藤州（今广西藤县），游光华亭，秦观口渴想要喝水，等人送水至，他面含微笑地看着，就此去世。他终究没有等到荣归的那一天，所有的心事都只能随流水而去了。 当他的苏老师听闻其死，苏轼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并将这句话写在扇面上，以志不忘。 苏老师心心念念自己的好学生，可惜，秦少游再也回不来了。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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