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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所有情感，几乎都能在唐诗中寻到慰藉和共鸣。 唐诗，点缀着一个朝代的盛大和丰美，在世世代代的吟诵传唱中，构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座高峰。 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些曾在唐长安城中把酒临风的大诗人，将他们的气节、风骨、情怀和襟抱，化作铿锵的诗句，化作我们文化身份里最充盈的部分。他们的诗，不仅是感时伤遇的心迹表白，更是深度介入社会生活，观照世道人心、天地化育的情感担当。 清代《全唐诗》收录了近5万首诗，其中不少都是以诗说史、以古鉴今——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教”的意义。 从官重公慎 立身贵廉明 由西安钟楼西行，到广济街路口，视线豁然开朗。向南眺望，一条笔直的大街，穿朱雀门，一路向南延伸。 这条被西安人称为朱雀大街的南北主干道，曾是唐长安城最具标志性的中轴线，也是韩愈诗中“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天街”。 韩愈是河南人，以为官清廉、敢于直谏著称。虽屡遭贬谪，但韩愈建功立业、胸怀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这与他致力推行古文运动不无关系。韩愈反对浮夸不实的文风，倡导“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 在被贬至广东潮州时，韩愈经蓝关古道翻越秦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达自己一心为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 韩愈曾写诗给儿子韩昶，“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以此告诫儿子读书是立身之本，只有“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同时，他教育儿子不能依靠父辈取得的成就，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奋斗所得，所以他说“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 而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人陈子昂，则是韩愈古文运动的忠实践行者。韩愈对陈子昂赞赏有加，认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唐初，诗歌创作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指斥时弊，反对柔靡之风，推崇高昂清峻的风格，对唐诗由初唐到盛唐的诗风发展转变，贡献非凡。武则天非常欣赏陈子昂的才能，任命他担任麟台正字，负责管理国家文献，后来又擢升其为右拾遗。 只会摆弄文字，并不是陈子昂的追求，他要求自己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甚至两度报名参加大唐军队对北方游牧部族的战争。陈子昂有一首《座右铭》，其中一句“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展现出的同样品格。寥寥数字，便言明了为官之“重”与立身之“贵”。 人，要有几分贵气。所谓“贵”，是不逢迎、不攀附、不苟且，是王昌龄笔下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中国人历来追求的君子之道，也是中国人“慎独慎微”的文化标识。在《感遇诗三十八首》中，陈子昂再次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表明自己心系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 这便是唐人的风范。他们不是书生空谈，而是重修身而淡名利、明廉耻而守气节、知恩惠而思报国，荣辱浮沉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值，他们将生命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境地，用铮铮铁骨完成生命形象的书写。 时间增益了唐诗的魅力。这种魅力，不是因为出了一大堆锦绣诗文，而是诞生了一大批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诗人，他们是大唐的元气。 源洁则流清 形端则影直 初唐诗人中，最让人惊叹和悲叹的，当属王勃。就生命的长度而言，王勃只活了20多岁，但就生命的盛大而言，王勃却毫不逊色。 王勃出身于豪门望族，16岁时成为朝廷官员，不但诗写得好，文章也非常出色，被唐高宗称为“大唐奇才”。据说，王勃写文章时从不打草稿，有时蒙上被子，像是在睡觉，起来后下笔立成，被人称之“腹稿”。 在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如一道震古烁今的闪电，劈开千秋风雨，直击我们的心扉。 很难想象，这位翩翩少年郎的胸中，竟怀有这般气象。这种赤子心、青云志，在他的《上刘右相书》里尤为深刻。“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如果把这句话视作王勃的心灵独白，那么他写的其实是四个字：洁、清、端、直。 洁身自好、正直端方，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省之道，也是为人为官的基本规范。王勃虽没能来得及施展抱负，干出一番伟业，但在浩瀚如海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他的名字，留下了他的诗句，便是不朽。 唐代诗人这种高度的道德自律，在李商隐的《咏史二首》里也可见一斑。李商隐出生于晚唐，他把自己一生的困顿、失意和悲愤都蕴藏在诗中，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作为警示和劝诫，把千钧历史以“诗”化入万民心中，提醒每个人反躬自省、居安思危。 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诗人杜牧，来自赫赫有名的京兆杜氏家族。唐朝有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指的就是韦氏、杜氏两大家族，这也是今天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杜曲两个地名的出处。 杜牧担任过唐朝监察御史，是一位操守廉洁的名臣。除了那首著名的《阿房宫赋》外，他还写过五言诗《不寝》。“世路应难尽，营生卒未休。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便是他的内心坚守与行为准则。 所谓“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气质、学识和修养，大致是可以通过文字来窥探的，这便是“见字如晤”的又一种表达。在唐朝，不少诗人都有过担任监察御史的经历，名气最盛者，比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他们的诗歌流传至今，为人所称颂的不仅是文字之华美，更是品德之高洁。如果说，敢谏敢言、嫉恶如仇是他们作为监察御史的风骨，那么，崇德尚廉、清正刚直则是他们留给后世的风范。 失意时，读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得志时，读柳宗元的《读书》 ，“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贯穿其中的，不只是勤勉奉公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心忧天下、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 此抵有千金 无乃伤清白 唐代诗人中，最能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是李白和杜甫。 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一个以翩然之态，抚长剑、邀明月，闪烁出举世无匹的光芒；一个以躬耕之姿，忧黎元、念苍生，结结实实活出生命的意义。他们共同撑起唐诗世界的天和地，营造出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桃花源。 在《赠友人三首》中，李白以“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作为比喻，道出自己“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的淡泊态度。这种超然的表达在他的《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里也是异曲同工。 “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李白写芝兰内心坚贞，不以无人而不芳；写松树刚直不阿，不以严寒而失去气节，工整对仗，浑然天成，把清廉的价值与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小他11岁的杜甫是一个温厚内敛的人。 一次，有朋友来拜访杜甫，特意给他送上一条价值不菲的丝织锦褥作为见面礼，杜甫当然知道此物贵重，坚决不收。他把这件事写成一首诗，以“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作为开头，以“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结尾，同时不忘告诫自己的朋友“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提醒他不要过分追求奢靡享乐。 杜甫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他一生委屈地活着，但却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将深情大爱慷慨投注到脚下这片土地，投注到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身上，活出了清清白白的生命质感。 他痛恨腐败，既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呼吁“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关注民生疾苦，时刻不忘“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 如果说清廉是美德，以清廉造福一方就是功德。诗人白居易曾在杭州当过三年刺史，他勤政为民、简政宽刑，特别是兴修水利、浚湖筑堤，解决了杭州附近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深得当地老百姓赞誉。 在离任杭州时，白居易带走天竺山的两块石片留作纪念。就是这区区小事，他都觉得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于是他写下《三年为刺史》作为自省：“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古人对清誉甚为在意，甚至重过自己的生命，如何做到一个“清”字？在《狂言示诸侄》中，白居易语重心长地劝诫侄子们不要成为追名逐利之徒，“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在白居易眼中，荣与枯都是过眼云烟，即便卑微如野草，只要把根深深扎进脚下的土地，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生长，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依然可以生发出嫩芽新叶，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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