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刘开文 | 纪念王育和先生诞辰120周年

乡土宁海 2023-08-12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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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今年8月12日，是王育和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他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但是，我们不能忘却这位老人。

王育和（1903-1971）

王育和，谱名乘中，笔名清溪。1903年8月12日生于宁海县桑州村，家境殷实。1910年入学开蒙，辛亥革命后即剪去小辫。1916考入宁海县立正学高等小学。1919年高小毕业，赴上海考入仓圣大学中学部。因为不习惯吃素听经而转考入中西公学教会学校专攻英文。1923年从中西公学毕业被免费保送麦伦书院。1924年11月通过香港大学考试获得荣誉文凭并提前毕业。1925年到上海贫儿教养院任英文教员，开始从事教育工作。

1916年宁海区立白岩国民学校毕业证书

1919年宁海正学高等小学毕业照（前排右二）

1926年暑期，与同乡蒋如琮等回乡筹办宁海中学，并留校任教。9月由蒋如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4月兼任正学高等小学高小部主任。

王育和入党后曾负责编印《教育杂志》宣传革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宁中建校初期受到反动势力的百般阻挠，学校被迫转移到南乡海游小学，他协同党组织带领师生复课，考察培养进步师生，介绍他们入党。他还参与组建了桑洲党支部，任支部书记。亭旁暴动失败后遭通缉，只身潜避上海，栖身于罗店中西公学。这期间，掩护并介绍因亭旁暴动失败而潜避至上海的邬逸民、杨毅卿到校任教。不久，邬逸民转至泉漳中学，任党支部书记，王育和仍与其保持单线联系，开展革命活动。

原地下党员登记表

在白色恐怖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下，1929年，王育和虽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内心和行动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积极参与革命和其他进步活动。因学校停办，王育和开始从事翻译小说工作，和同乡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23号，从此结识了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崔真吾、王方仁等人。鲁迅先生很赏识他，称他是“半个才子”。王育和在上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签名活动，参与“左联”活动。以清溪为笔名，独自翻译了《水孩》，并通过“左联”在沪出版；他还协助柔石校阅《浮士德与城》《丹麦短篇小说集》等译著。

柔石被捕后，王育和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还将柔石在狱中的书信转交鲁迅，并即委托张横海律师出庭辩护保释。多次与鲁迅等人联系，寻求指点。柔石牺牲后，王育和立即召集同乡，共同协助其兄赵平西商讨收殓事宜，但因戒备森严而未成。他还为柔石家属集款百余元，以稿费的名义汇给柔石的父亲，并托词平复出远门，嘱为代汇。事后，王育和一直关心柔石遗孀和他的子女，还多次看望他们。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王育和辞职回乡，组织村中青年成立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柔石（王正均木刻）

1938年1月，王育和应天台大公中学聘请，重新踏上教育岗位，开始新的生活。大公中学有他许多旧友，如许杰、戴介民、陈康白在十年前就认识；袁佐文、周炳文、管世楷亦一见如故。这些同事大多参加过革命工作，意气相投，精神愉快，他的四弟王家扬此时也转学来此。在大公中学期间，他鼓励引导了许多优秀青年奔向抗日前线，仅宁海就有葛民治、王家扬、王惜耶、林默之、应为民、葛希曾、李正、章文扬、毛晓风、周衍文、田风、叶绿波、叶荣等人，日后还与他们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右起（王育和、王家扬）

1940年暑期，大公中学被当局封停，从此直到宁海解放前，先生就游教于温岭、黄岩、新昌等学校，其间也曾回乡经营小店铺。

1949年7月5日，宁海县城解放。当月，县人民政府聘任王育和为县中、县师、初农三校联合中学校长。王育和先生自参加宁中的创建，现再次回校执教并荣任联中校长，筚路蓝缕，勇挑重担，初心不改。1950年6月20日，他与有林淡秋、邬逸民、杨亚静、华俊升、蒋如琮、严苍山、吴文钦、赵和卿、林连青等人士发起倡议，在宁海中学内设立“柔石图书馆”。1958年5月，柔石烈士纪念室开放；1928年建成的教学楼被命名为“柔石楼”，茅盾为“柔石楼”题名。1962年宁海县在柔石故居设立纪念馆，王育和将他存藏的有关柔石的资料悉数贡献给龙华烈士陵园、鲁迅纪念馆和柔石故居纪念馆，使这些场馆增加、充实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9年7月宁海县人民政府聘任书

1951年3月，他奉调天台县立中学任校长。1952年10月因身体健康原因他辞去校长职务，专任英语教师。他31岁曾患肺病，后又多次复发。鲁迅夫人许广平在编著的《鲁迅回忆录》中，将王育和误记为王方仁。她说她记忆中的两王是一个人。

王方仁，笔名梅川，镇海人氏，是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又是文学团体泱泱社的成员。他是柔石得以拜识鲁迅的引荐人，并且同住景云里。1928年底，鲁迅、王方仁，崔真吾、柔石、许广平等5人合股集资成立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刊物的纸张、油墨和销售均委托王方仁在上海四马路合记教育用品社的哥哥所承办。结果是，其供应的纸质粗糙，油墨低劣，所印刊物质差，销路不好，而代销款又难以收回。如此这般，朝花社只经营了近一年即亏损倒闭破产，使鲁迅承受了不少损失。这个王方仁欺骗了大家，成了个堕落的人。许广平自然对王方仁的印象也极差。

因许广平的误识，以许的身份和职位（国务院副秘书长）致使王育和蒙受了十余年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莫须有地被审查交待。直到1962年，鲁迅研究学者陈梦熊、魏金枝、丁景唐、许杰等人经过分析、证实，并经许广平认可，才确定王方仁、王育和并不是同一个人。许广平也就她的误识和疏忽，慎重地在《文汇报》登报致歉。这虽然挽回了王育和先生的政治影响，但已经极大地伤害了先生的身心。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陈梦熊给王育和的信（1962.6.3.）

回顾王育和先生一生不平凡的经历，蒙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在全国解放后的一次次“运动”中受到了一些人的偏见和曲解，但他始终坚守共产党的信仰，任劳任怨，背负着各种压力；在困难面前，他坚持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相信党组织，相信人民群众，显示出他那无私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周建人遇到王家扬，就跟与会者介绍王家扬是清溪之胞弟，大家才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1978年，在浙江省人大五届三次大会上，杨象富先生等10位代表联名提案，要求为王育和先生作政治结论和落实政策。经多方协调，从1980年9月始，上级决定由宁海县民政局发给王育和先生遗孀每月12元抚恤金，以此作为对王育和先生的政治结论并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天，在纪念王育和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回望王育和老前辈的生平经历，我们当常怀赤子心，勇走改革路。先生虽逝，风范永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