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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名寿春，祖籍山东，1876 年 4 月 5 日生于天津。 他身材魁梧，身高近 1 米9，平头墨镜，声如洪钟，走在人群之中，如鹤立鸡群，故人称巍巍大校长。 张伯苓的祖上，自清初即开始贩运油粮杂货，后在天津开了一爿“协兴号”粮行，经几代经营，家财丰裕。 从其祖父张筱州开始，力图考取功名,光耀门楣，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而张伯苓的父亲张云藻嗜好音乐，并非科举取士之才，又不事生产。 张伯苓出生时，张家已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张伯苓和弟弟彭春是老来得子，得家人格外疼惜，张父时常教导儿子：要自立、勤奋，对事业要尽心倾力，不要好高骛远、朝三暮四。 6 岁时，张伯苓人同族人张竹坡家馆中借读，习《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启蒙。但死记硬背的方法和其父的启发性教导方式截然相反，张伯苓觉得很无趣。 因此，张伯苓后来教导自己的学生时反对死读书，而重启发和实践。后转入义学读书，张伯苓聪明伶俐，进步很快。 1891 年，年仅 15 岁的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几年，是张伯苓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开始由旧式教育转向西式的现代化教育，对其一生影响颇深。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张伯苓刻苦好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1895 年9 月，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第二年被派往通济舰服役。1898 年 7 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把威海卫、刘公岛及其附近岛屿和陆岸 10 英里的地方都租让给英国，正在服役的张伯苓亲眼目睹了“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又见到中国海军十分颓废，感到“海军救不了中国”。 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张伯苓被迫退役，赋闲在家。恰逢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教育，张伯苓受聘主持严氏家塾，由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北洋水师军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张伯苓在严馆主要教授英文、数学和理化，他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用幽默风趣的解说或课堂讨论来激发学生求学和钻研的热情，建立了一种和谐愉快的课堂氛围，课余时间，他则与学生下围棋、惠斯特牌，教照相术，还鼓励学生开展体育锻炼。 两年之后，张伯苓又受天津首富王奎章之请，在王馆授课。于是，张伯苓上午教严馆，下午教王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 1903 年夏，张伯苓趁暑假之暇赴日本考察，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考察数日，对日本国情了解不少，知彼邦富强，教育振兴为主因。益信欲救中国，必须从教育着手，欲使教育完善，必须有一正式学校组织。” 1904 年5 月底，张伯苓再次乘船赴日。这次，严范孙与他同行，在日本文部省的帮助下，他们参观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等许多学校，搜集了一些有关学制、教育理论等方面的书籍资料。 张、严二人还拜会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和棚桥源太郎。这次日本之行，坚定了张严二人教育救国的信念，决定在天津成立一所私立中学。 张伯苓对严范孙说：“此事不难，所虑者缺地少钱。汝如有此二者，我极愿效绵薄之力。”  张伯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回国后，他们遂将严馆、王馆合并，成立天津私立中学堂，校址设在严宅偏院。10 月 17 日，正式开学，共招生 73 人，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有教员四五人。严范孙、王奎章两人竭尽所能，捐资助教。 而年龄大些的学生一面上课，一面义务帮学校办一些杂事。人手不够，张伯苓又请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伯森等美国人任科学及英文教员。 年底，学校改名敬业中学堂。1905 年，又易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7 年春，学校新校舍在天津城西南落成，故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1年3月，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并入南开中学堂，学生增至 500 人。 民国建立后，南开中学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  南开学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南开学校在教学上特别重视自然科学和外国语。民国初年，南开就开设有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图书馆，英文和数、理、化一向高人一筹。 学校按照张伯苓“智育并进而不偏废”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的思想，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蜚声中外，到 1917 年学生已满千人。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陶行知等人都来南开参观，一致称赞南开办得好。 随着南开学校的发展，张伯苓逐渐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于是，1918 年，张伯苓和严范孙、范静生同行赴美，考察美国各地私立大学的组织，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数月，年底才回国。 回国后，张伯苓开始四方奔走，筹划创办大学，徐世昌、黎元洪等及天津地方士绅，共捐款 8 万银元，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1919 年 9 月 25 日，南开大学正式开学。 南开大学设有文、理、商三个学院，并由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之后，张伯苓又于 1923 年创办了南开女中，1928 年创办南开小学。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南开办学有两大特点：第一点是强调学生的基础知识，要求严格，不死读书，重视育人环境的建设和优秀教师队伍的培养，注重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第二点是“造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概括地说“现代能力”，即“科学知识与民治精神”。 张伯苓认为，现代教育之目的，是要养成每个国民的现代力，必须使学校的全部教育工作都有利于学生开拓素质、创造能力的锻炼。 南开教育的这种锻炼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有关个人能力方面的开拓素质的锻炼：思想上，“要养成能有创造的精神”；身体上，“要养成能敢冒险能耐苦的精神”；感情上,“要培养学生和大自然相融合的美趣”。 其二是锻炼团体生活的开拓素质：一方面要善于发掘团体的共同目标，能够融入团体，另一方面要改变领导和被领导的观念，不再是少数人发号施令多数人盲从，而要树立人人都可凭一技之长公开、公平竞争的意识。 其三是生产技能方面的锻炼：要使学生正确认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要提高学生用精神去支配和改造物质的能力，同时要注重实践，要言之有物，尊重客观实际。 不过，在当时西学盛行的大环境中，南开的教育也存在着全盘西化的倾向。“除开国文课，还有一个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语课本。” 这种授课方法与中国实际相脱节，遭到青年学生的反对。1925 年4 月，南开 80 余名学生联名要求学校除外语课外，所有课程一律改为国语讲授。 张伯苓认真总结办学多年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这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教育应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 于是，1926 年初，张伯苓提出以天津社会环境为基础，创设“社会观察”课，并将此课作为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每周的社会观察课都由教师带领学生到天津各地的工业、商业、司法、教育、救济、交通、公用、卫生等企事业机关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这种联系实际的教育，使学生们受益匪浅。不久，在张伯苓的提议下，南开又增设了“社会作业”课，社会观察课和社会作业课均属中国教育界的首创，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欢迎。 从实践中，张伯苓逐步认识到“西化”的严重弊端。他公开申明，对于欧美“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基于这种认识，1928 年春，在他主持下，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进一步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发展的根本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而“土货化”方针是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概皆洋货”倾向的一种抵制。从此，南开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土货化”方针指导下，张伯苓先后于 1930 年设立经济研究所，1932 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结合实际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张伯苓亲自讲授的“修身课”，是南开最具特点的课程之一。每星期三，张伯苓在大礼堂海阔天空地向学生们漫谈古今中外之事，教给他们为人做事、处世治学之道。 张伯苓常“用一些乍听令人愕然而细嚼却很有哲理”的话激励学生。例如：“成就的要诀，就是先把你自己打倒。”“天下之大勇者，才能自己打倒自己。” 他常说：“我受了刺激，不能只恨外国人，只恨我自己为什么不争气。”“这么大的国家受人欺侮是自己太没有出息。” 张伯苓的许多训示颇能令人深思，例如：“经不起考验的人，终必要跌倒。” “在团体行动中，只有团体自由，没有个人自由。” “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应该不腐化的。” “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很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除“修身课”外，他还经常联系现实，“借题发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 有一次毕业典礼上，针对当时一对电影明星闹离婚，张伯苓幽默地说：“你们毕业后，很快就要结婚。婚姻可分三种，第一种像狗皮膏，贴上去很麻烦，撕下来很困难，譬如老式婚姻；第二种像橡皮膏，贴上去与撕下来都容易，譬如新式婚姻；第三种像气球，飞到哪里，就算哪里，譬如影剧界的儿戏婚姻。” 青年时期从军的经历，使张伯苓认识到强壮体质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之中，中国人最缺者为体育”，因此，他极为重视体育教育。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建设运动场地。先后建成 1 个 400 米跑道的田径场，两个足球场，1 个排球场，6 个网球场，12 个篮球场和 1 个冬季滑冰场，各项体育设备俱备。 南开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其课程，按季节分授走步、柔软体操、轻重器械体操及各种技巧运动、健身舞蹈、各种球术及田径运动。 全校学生还按年龄、身高、体重计分法，分成人、青年、少年三组，每学期还测验全校学生体力、技巧一次，体测项目有引体向上、双臂屈伸、仰卧起伏、百米赛跑、跳高、跳远、投掷各项。 南开学校的各支代表队在多次比赛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16 年，南开田径队在第四届华北运动会上首次获得总分第一；1921 年，南开足球队打败天津西人足球会队；1929 年，南开棒球队在华北对抗赛中，第三次蝉联冠军。 特别是南开篮球队的“五虎将”继 1924 年5 月武汉全运会夺魁以后，于1928年在太原，连胜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冯庸大学和山西山左、山右大学，荣获华北区冠军；接着远征上海，又一举击败被称为“三强”的沪江大学队、外国人组成的西清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张伯苓还是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1909 年，在张伯苓的倡导下，第一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学校举行。1910 年，又发起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23 年，张伯苓在负责筹备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时，不请一个外国人，率先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体育比赛的垄断。 张伯苓还多次任远东运动会的成员、全国体育代表队的领队、华北和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及全国、华北体育联合会的常务委员和全国体育协会副主席。 张伯苓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 1907 年，张伯苓就建议中国要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与奥运。1908 年，张伯苓在欧洲考察期间，观看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回国后，他便以南开为基地，开始在中国大力宣传奥运，为中国早日加入奥运大家庭四处奔走。2008 年，北京奥运，终于圆了张伯苓的百年之梦。 张伯苓认为，学生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习知识，更要从课堂以外的各种活动中增长才干，提高能力，积极提倡“寓教育于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之中”。 在张伯苓的倡导下，敬业乐群会、新剧团、校风、出版社以及各种学术性、文艺性的学生社团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课外活动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精神、集体观念、组织纪律性，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和个性。 通过各种课外活动的锻炼，南开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栋梁之才。 仅以文艺界人士而论，有著名戏剧家曹禺，文学家、翻译家赵景深，著名作家靳以、鄂华、韦君宜，诗人穆木天、方殷、梁上泉，翻译家董秋斯，作家翻译家黄裳，红学家周汝昌、端木蕻良，文学史家王瑶、吴小如，电影导演孙瑜、金焰、黄宗江、张客，舞美艺术家孙浩然、石路，漫画家陈封雄，作曲家张肖虎，声乐家沈湘，书法家吴玉如、黄寿昌、严六符、刘尔晏，歌唱家楼乾贵，舞蹈家华筠、张曼如，喜剧家王景愚，著名相声演员王文玉等。 张伯苓还是我国话剧发展史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我国的话剧艺术，主要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南方以“春柳社”为中心，以上海为基地，北方以“南开新剧团”为中心，以天津为基地。南北相映成辉，形成了我国早期的话剧艺术。 早在 1908 年赴欧美考察时，张伯苓深受西方话剧运动的影响，感到话剧可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回国后即开始话剧创作。1909 年，张伯苓自编、自导并担任主要角色的新剧（当时“话剧”称为“新剧”）《用非所学》在南开演出，开南开新剧运动之端。 1914 年 11 月，南开新剧团正式成立。张伯苓带领新剧团不断创作、演出新剧，每逢校庆日剧团都要自编自演新剧目，先后上演的新剧有:《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新少年》、《五更钟》《恩仇记》以及国外名剧《国民公敌》、《娜拉》、《争强》等。逐渐成为北方话剧运动的中心，南开新剧团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一些专业剧团。 鲁迅、梅兰芳、胡适、陈大悲等文化界名流都曾看过南开新剧的演出或剧本。《晨报》、《每周评论》《新潮》《春柳》、《新民意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当时都刊载过南开剧本以及南开新剧演出的报道和评论。 时至今日，张伯苓领导编演的新剧仍被誉为“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具有反封建的鲜明倾向，有较高的思想性和一定的艺术水平”。南开新剧团在中国话剧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南开的教师，绝大部分是出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的优秀毕业生，汇聚了一批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文学院的凌冰、徐谟、蒋廷黻、李济、萧公权；理学院的邱宗岳、饶毓泰、姜立夫、李继侗；经济学院的何廉、李济南、李显廷、李卓敏等。 南开能够以较低的薪金维持高水平的师资，这与张伯苓的个人品格和用人之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对于自己办学的人格要求就很高。他提出办学不偏、不私、不假的原则。 不偏，即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私，即清廉办学，不以学校为致富门径，不以办学为个人晋身之阶；不假，即真诚办学，不虚假招摇。 他坚持不开学店、不走后门、不卖文凭、不收礼。他也从不图财扩招，总是量力而行，用有限的财力保持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环境，不求学生多，但求学生个个有一技之长，个个能成为报效国家的人才。 张伯苓曾写信给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人数。十五年来，无论经费之困难着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以私立之学校，有限之财力，维持此重质不重量之标准。” 其次，张伯苓对于他的僚属，不仅能亲爱相处，而且信任不疑。他能在工作中，赋予他的僚属们以充分的权责。他知道怎样去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并给以明确而扼要的指示； 同时，他也常常愿意从旁协助僚属们，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但却从不直接干预他们的工作，或是希望把决策和执行的大权揽于一身。 他既不掩人之美，更不扬己之功。当然，和张伯苓共事的人，并不是毫无缺欠的；然而，张伯苓却有方法利用各人的优点，使其有适当的表现。 在工作中，他从不会公开地指责某一个属员的过错，或是对着一群人批评另一些人。相反的，他愿意尊重每个人的自尊心，而尽量让他发挥其个人的才能。因此，他不仅赢得了人们的衷心爱戴；同时，在工作的推进上，也能充分获得同事们合作无间的效果。 张伯苓能倾听别人意见，尊重人才，知人善任，网罗了大批人才。其中最有名望的，即所谓“四大金刚”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喻传鉴四位先生。 这四个人都是精通本职业务的行家里手，是南开的四根台柱，南开的一切校务行政，全靠这四人。有人说：“南开之成功在于稳定，而稳定的关键在于有这四根台柱。”他们在南开不计名，不计利，矢慎矢勤，兢兢业业，为南开服务终生。 南开私立学校，一切经费来源都有赖于私人捐助。 1920 年，江苏督军李纯将其遗产的四分之一约 50 万元捐助南开大学。 1921 年，矿业巨子李组坤决定每年捐资 3 万元为南开大学增设矿科，当年 9 月开矿科一班。 1923 年3月，美国罗氏基金团为建筑“科学馆”捐助 10 万元，袁述之捐款7 万余元。“科学馆”竣工后，命名为“思袁堂”，即“思源堂”。 1928 年，原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捐款 10 万银元，建筑图书馆。 张伯苓善于募捐，常自称是“一个化缘的老和尚”，他本着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精神，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 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张伯苓的真诚所感动，纷纷慷慨解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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