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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们震惊不已，尤其是思想敏锐、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更情绪激昂。 1919 年5 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领头，各校学生 3000 余人齐集天安门开大会并列队游行，赵家楼被烧，章宗祥被打，当局当场逮捕学生 32 人，其中北大学生 20人。 当日，教育部发出训令给蔡元培等，训令说:“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立即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习，而重校规。” 次日晨，又明令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可是，蔡元培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是支持的，他拒绝听从教育部的命令召回集会学生，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5 月 5 日下午 2 时，北京市 14 校校长在北大开会，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他为营救被捕学生日夜奔忙，经多方周旋，北洋政府于5 月7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正在演讲的蔡元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蔡元培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得罪当局，北洋政府遂决定由马其昶接替蔡元培，蔡元培以辞职相抗，于5 月 8 日晚间递送了辞呈。 9 日晨，便悄然离京南下。北大师生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议，决定推举 8 人赴教育部，请总长设法挽留蔡校长。 10 日下午 1 时，北大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赴教育部谒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如不能挽回蔡校长，亦决定一致总辞职。” 这时，北京各国立专门学校校长也纷纷递上辞呈，声援北大师生的“挽蔡”行动。当日下午5时半，北京 12 所大学的校长在北大集会，认为“蔡之能挽回与否，非一校长之去留问题，与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关系”。 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也呈文教育部，力请挽留蔡元培校长。接下来，全国各界纷纷函电教育部支持“挽蔡”运动，相持数十日之久。 徐世昌被迫于 5 月 14 日以总统名义签发了留蔡指令: “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 9 月，新学期开始，蔡元培返京回校，北大师生的“挽蔡护校”取得了最后胜利。 五四运动后，北京教育界掀起教育独立运动，反对军阀官僚政客对教育的摧残。蔡元培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撰文《教育独立议》，声援教育独立运动。 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竟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1922 年5 月 14 日，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等16 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提出“好人政府”的口号。 蔡元培、胡适等人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可是，吴佩孚掌权后，军阀本性毕现，“好人内阁”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垮台了。 “好人内阁”破产后，张绍曾组阁，彭允彝就任教育总长。彭允舞“欲见好于一般政客”，“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使前财政总长罗文干以受贿罪再次被捕人狱。 罗文干是北大兼职教员，蔡元培相信他不会贪污受贿。“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唯有奉身而远，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谨此呈请辞职,迅予派人接替，立卸仔肩。” 1923 年 1 月 17 日，蔡元培愤然离京南下，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 7 月，蔡元培从上海乘轮船赴欧洲。蔡元培到法国后，一面从事著译，一面协助李石曾办理华法教育会及里昂中法大学的事务。 1924 年 11 月、蔡元培入德国汉堡大学，进行有关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在德国期间，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被列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以后国民党各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均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6 年2 月，应北洋政府教育部电请，蔡元培回国，他不愿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因而定居上海。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蔡元培更加不愿北上，“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于是他致电教育部，请辞北大校长之职。 北大教职员闻讯，致书蔡元培，称：“本校为先生及同事数十百人十年来惨淡经营之学校，……实已具有相当之规模。 近数月来，校中同人，不避艰苦与危险，继续在此间奋斗，亦无非欲继先生之志，为国家成就一个真正讲学机关。 倘斯校境因官僚之压迫摧残而遭横死，先生对于学校、对于在此间继续奋斗之同人，其感痛为何如！倘先生之坚决言去，实速其死，先生之感痛更将何如!” 此番情真意切之辞，致使蔡元培只得暂不提辞职之事，并对北大评议会表示，他“将来必到校一次”。 直到 1927 年张作霖执掌北京政府，将北大和其他几所国立学校合并成“京师大学校”后，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正式取消。 北伐开始后，蔡元培、褚辅成、沈钩儒、许世英、黄炎培等于 11 月初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主张“联省自治”。不久，浙江宣布自治，蔡元培被选为省务委员。 此时，孙传芳主力虽在江西被消灭，但他仍控制着浙江一带。 12 月 23 日，孙传芳明令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并通缉蔡元培、褚辅成、许世英等 70 余人，蔡元培被迫避居象山，后辗转于南方各省宣传革命。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反共独裁倾向日趋明显。 1927 年 3 月 16 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联络各方，谋划反共分共运动。蔡元培应蒋介石之邀，于两日前抵达上海，频频参加各种会议，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3月28日，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等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吴稚晖秉蒋介石旨意，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 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将即将掀起的反共恶浪美其名曰“护党救国运动”。 4 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等8人，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监察委员共计20 人，仅到8 人，未过半数)，蔡元培任主席。 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共产党员。这次会议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法律根据和舆论准备。 4月3日至5日，蒋介石、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别反共清党。 4月8日，吴稚晖、何应饮等组织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蔡元培为委员之一。 该会规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从而，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上海市人民政权。 4月9日，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8 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合发表了“护党救国”通电，公开为蒋介石的“清党”活动张目。 4 月12 日，开始反革命大屠杀，上海市血流成河，4 月 15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当时，国民党执监委共有50余人，而在南京的中央委员仅有蒋介石、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和李石曾等十余人。  蔡元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不够法定开会人数，会议遂改名为谈话会。此次会议否认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决定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 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并发表演说，指责武汉国民政府是“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的“破坏政府”，要消灭这个政府。 不久，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监察院院长。 这一时期，是蔡元培从政生涯的高峰，同时也是其政治生命中较为晦暗的时期。 不过，书生从政，本色不改。“清党”运动后，蔡元培专心教育事业。4 月 20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与李石曾、汪精卫一起组成教育行政委员会。 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议下，南京政府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并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 大学院是当时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蔡元培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928 年 2 月 21 日，蔡元培颁布大学院通令，废除全国春秋祀孔典礼，同时，将北京政府时代分属于各部院机关的中央教育学术机关，并归大学院主管，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将各教育学术机关统一起来。 不过，蔡元培的教育改革设想很快遇到阻力，8 月 14 日，南京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教育部，实际上取消了大学院。 与大学院制相配套的是大学区制，蔡元培提议国民政府仿行法国实行大学区制，但是，这项提议从一开始就遭到责难。 1928 年6 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国立京师大学校随之解散，大学院通过了设立北京大学区案。不料，北平各校均反对大学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最激烈，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大学区制。 最后，国民政府做出让步，北京大学胜利复校，至此，大学区制无法实行下去。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失败，使蔡元培倍感失望，他决定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及兼代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 但是，国民政府极力挽留，并先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政要“躬亲敦促”。直到蔡元培第四次递送辞呈，才照准。蔡元培逐渐远离政治，“愿以余生，专研学术”，专心致力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于 1928 年 6 月 9 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中央研究院“就名义而言，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就职责言，又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实综合先进国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科研学术的新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蔡元培虽是研究院的“一把手”，但他坚持无为而治的思想，倾听学者意见，从不干涉他们的研究工作。同时，蔡元培尽职尽责，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为研究工作排忧解难。 当时，英、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学者，打着“学术科研”的幌子,来华进行文化侵略。为此，中央研究院规定：外国学者来华考察，不得从事与学术无关的活动，所采集的标本须留复本一份于中国，若无复本，则应将正本留归中国。 在考察过程中，中央研究院要派员参加。这样一来，既可以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又可以达到维护文化主权的目的。 “在他（蔡元培）的惨淡经营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壮，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在民国十八年（即 1929 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异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博物馆，在学术领域中，分别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些成绩，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  鲁迅、萧伯纳、蔡元培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中央研究院的成绩，得到外国同行的认可。1932 年，法兰西学院赠与中央研究院白里安奖金；1934 年7 月，波斯的亚细亚学院将中央研究院列为名誉会员。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认为在此国难之际，保障民权尤为必要，只有民权得到保障，全国上下，才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为此，他与宋庆龄、邓演达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同盟副主席。 蔡元培在同盟成立大会上指出； 本同盟之目的：（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 （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 （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同盟成立后，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四处奔走，先后营教过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保护了许多政治犯。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在北平设立分会，扩大其影响力。但是，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同盟的活动，急欲除之而后快，但鉴于蔡元培、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不敢打他们的主意，便向同盟的第三号人物杨杏佛下了毒手。 杨杏佛遇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被迫停止，不久，该组织无形消散，但蔡元培没有因此而停止争取民权的斗争，仍然尽己所能保护革命志士。 鲁迅逝世后，蔡元培顶住压力，亲自主祭鲁迅葬礼，号召人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 1938 年，《鲁迅全集》出版时，蔡元培作序，盛赞鲁迅：“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蓄积既久，非一吐不快”。 “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水，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6 年，蔡元培已是古稀老人，一年前，他辞去一切兼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在家颐养天年。 这一年，蔡元培的朋友、学生以各种形式庆贺他的七十寿辰。蒋梦麟、胡适等人发起为其筹资建屋的活动，后因日军人侵未果。 1 月11 日，中央研究院举行庆典，祝贺蔡元培七十寿辰。1 月 19日，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在静安寺路万国总会举行酒会，为蔡元培贺寿。 2月1日晚，旅沪北京大学同学 50 多人在沧州饭店为蔡元培庆祝七十大寿，并敬送寿屏。 2 月9 日晚，黄炎培、何应钦、张学良、顾维钓、杜月笙、沈钩儒、柳亚子等 170 多人与中华职业教育社、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东方文化协会、上海美专校董会等6个团体在国际饭店为蔡元培祝寿，孙科致祝词。 2 月 16 日，南京北京大学同学会在中央饭店举行春季聚餐会，庆祝蔡元培七十寿辰。 2月23 日、上海学术界胡朴安、舒新城等发起征集学者文人撰写论文、诗词及绘画，汇刊庆祝蔡元培七十岁、柳亚子五十岁的《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一册。 4 月 23 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举行演奏会，庆祝蔡元培七十诞辰，这次演奏会实况，由上海广播电台经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转播全国。 尽管蔡元培风风光光地过完了七十寿辰。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年老体弱的他在生日之后不久，就大病一场，幸而及时抢救，才转危为安。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铁蹄南下，把战火烧到上海。11 月 15 日，中央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宣告停办。 16 日，南京政府下令，文化机关限三日内迁往内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次日迁往长沙，蔡元培想通过香港转赴内陆，未及准备匆忙搭乘法国邮轮，于 1937 年底到达香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居港期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深居简出，除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外，绝少公开活动。他唯一的一次公开活动，是1938 年5 月20 日应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之邀，出席在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并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养成“宁静而强毅”的精神。 1938 年9 月 23 日，蔡元培领衔致电国际联盟，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称：“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谅费会当能切实执行有效的制裁，不致以忠实勇敢的会员国如我中华民国之痛苦与失望为无足轻重也。” 1939 年7月，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推举蔡元培为名誉主席。他满怀激情，挥毫作作词《满江红》，并作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会歌，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战乱之苦，使蔡元培的身体更加衰弱。来港后，他经常生病，但因经济困窘，每次生病从未彻底治疗。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墙起床时，忽觉头晕目眩、摔倒在地，口吐鲜血，经医生诊治，疑为胃溃疡。 第二日，蔡元培被送到养和医院，注射了止血剂和葡萄糖针，脉搏恢复正常，脱离危险。但是，到了下午，病势转危，且昏迷不醒，输血后有所好转。 到5日晨，医生也回天无力，蔡元培在病床上安然辞世，享年 73 岁。 蔡元培病逝后，蒋介石、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毛泽东在电文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3 月 7 日，蔡元培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由蒋介石代表吴铁城及临时治丧委员会代表俞鸿钩主祭。 3 月10日，蔡元培的灵柩出殡。当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共计有万余人送葬，场面宏大，为战时少见，其遗体被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对其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24 日，重庆各界公祭蔡元培。 蒋介石、林森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长、各部长，蔡元培的许多门生故旧都书联悼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也都送了挽联。 上午，蒋介石率领国民党留渝的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向蔡元培遗像致祭。下午，各机关团体代表 500 多人举行追悼会。 国民政府还下令，各省市同时开会追悼。金华、绍兴、吉安、韶关、桂林、昆明、贵阳、长沙、宜昌、成都、洛阳、西安、兰州以及香港地区，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蔡元培先生。 4 月 14 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蔡元培大会，会场满悬各方送来的挽联及花圈。周恩来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追悼会一致通过：以大会的名义电请国民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 蔡元培虽已作古，但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1982 年，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树立了蔡元培半身铜像，以资纪念。 1986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作为纪念和研究蔡元培的专门机构。1988 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一套邮票，纪念蔡元培诞辰 120 周年，他的遗著编有《蔡元培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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