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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章 西晋帝国（五十九）出镇许昌永嘉元年（307年）三月三十日，司马越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没有继续留在洛阳控制朝廷，而是出镇许昌。 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是司马越与晋怀帝司马炽矛盾公开化的一个体现。 在继位之初，司马炽便“委政于越”这令司马越一度产生了司马炽易于控制的错觉，甚至杀死了劝他另立司马覃的周穆，但没过多久，司马越就发现事情开始有些不对了。 司马炽并不甘于寂寞，他对政务愈发关注，据《晋书》记载，“帝始亲万机，留心庶事”，一个如此热衷于参政的皇帝，令司马越感到了不安，于是他便提出出镇许昌。 司马越在与皇帝争权的关键时刻离开朝廷，大概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与他的大本营徐州联系的问题。 来到洛阳后，司马越与徐州的联系难以避免会变弱，而许昌所在的豫州位于洛阳以东，将这块地区纳入直辖之下，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直属势力，还能保证对徐州的控制，毕竟他对留守徐州司马睿也不能完全信任。 而且在一个月之前，王弥起兵祸乱青、徐二州，长广太守宋罴和东牟太守庞伉遭到杀害，这更让司马越担心当地局势。 第二便是对政局的考量，司马越大概是在效仿当初的曹操，希望在国都之外另立公府，这样便可避免与皇帝产生直接冲突。 其实这正是司马越的一大失误，和当初离开洛阳独自返回邺城的司马颖一样，他根本不具备踢开朝廷另起炉灶的客观条件，虽然他已经大权在握，但无论在中央和地方，他的根基都很不牢固，一旦失去了天子这块招牌，他的影响力就必然会有所下降。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司马炽偏偏对他出镇一事提出了反对。 以司马炽的角度，反对的原因很可能也是担心司马越的幕府对自己形成挑战。 之前我们在分析司马越为何能在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时曾提到《晋书》记载“时越府多隽异”，以证明司马越手下的人才济济。 有这么多人才聚拢在司马越麾下，这不得不令司马炽有所顾忌，而王衍的支持更使他感到忌惮。 在惠帝末怀帝初之初这段时间，王衍毫无争议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晋书》说他“居宰辅之重”非常恰如其分。 王衍所出身的琅琊王氏与司马越的封地东海国近在咫尺，而司马越领徐州后双方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没了隔阂。 另一方面，王衍和司马越还有着亲戚关系。 王衍曾将女儿嫁给裴遐，而裴遐正是司马越王妃的从兄，这个女婿令他与司马越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而最后一点，王衍虽然名不副实，不仅在政坛没做出什么建树，在玄学方面也多是拾人牙慧，但他的关系和人脉却无法忽视。 司马越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需要更多的士人投入他的麾下，王衍作为当时名士群体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以起到一个重要的纽带作用，司马越府中“多隽异”，想必少不了王衍的举荐。 而王衍为了自己及其家族的发展，自然也会向掌握大权的司马越靠拢，于是二者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这种情形明显是司马炽不愿见到的，虽然司马越之前支持自己，但如今自己已经显露出对参政的渴望，司马越忌惮之下是有可能在许昌另立新君的，毕竟他得到了大量士人的支持，更何况他还曾有鸩杀惠帝之举，此人是毫无底线的。 不过以司马越当时的权势，他当然可以无视皇帝的反对，而司马炽也没想到，司马越的出镇反而给了他一个良机。 司马越一走就是一年多，在这段时间，中原局势糜烂，王弥纵横无忌，将苟晞调往青州后他只能亲自面对乱局，自然也就没有精力另立公府了。 或许是为了避开王弥的锋芒，从永嘉二年（308年）年三月开始，司马越便移驻兖州濮阳国。 后来王弥兵败洛阳，北投刘渊，匈奴大军饮马河北，于是司马越又向西转移到荥阳郡，总之他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一直在黄河沿线活动。  这段时间，司马越几乎没有缓解朝廷所面临的军事压力，而司马炽则得到了发挥的空间，他利用这宝贵的机会进行了诸多活动。 前面我们曾分析过，司马炽绝不是不擅交际之人，在收买人心方面他做得相当不错。 缪播、缪胤兄弟本是司马越亲信，但他们此时已经转投怀帝阵营，司马炽任拜缪胤为左卫将军，之后又转散骑常侍、太仆卿，成为机要重臣， 据《晋书》记载，缪胤“与播及帝舅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这便是司马炽打造出的核心班底。 除此之外，司马炽还致力于在尚书系统中安插自己的势力。 虽然司马越身为录尚书事，但毕竟他不在洛阳，难以对尚书台进行长期有效的控制，这给了司马炽一个好机会。 永嘉元年（307年）十二月，在司马越离京大半年后，司马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任命高光为尚书令，他正式对尚书系统动手了。 作为曹魏太尉高柔之子，高光不仅才干卓著，关键是与司马越没有任何瓜葛。 高光曾做过司马炽的皇太弟少傅，有了这层渊源，他足以成为司马炽可以信任之人。 后来高光之子高韬因“东海王越辅政，不朝观”，对其心生不满，于是暗中与司马越参军姜迹、京兆杜毖等人谋划讨伐司马越，后因事泄被杀，虽然那是高光死后之事，但也可以看出高家绝不会站在司马越一边。 而后来司马炽任命的尚书左仆射刘暾也与司马越的关系颇为微妙。 后来面对匈奴围攻时，刘暾被任命为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城守诸军事，待击退匈奴后，司马越却因“惮暾久居监司，又为众情所归”，于是以转任他为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外示崇进，实夺其权”。 另一方面，刘暾之子刘白“果烈有才用”，因此“东海王越忌之”，他后来暗中派上军将军何伦率军进入刘暾府邸抢劫财物，刘白也被杀害。 由此可见刘暾也不是司马越的党羽，而这正为司马炽所利用。 后来司马越自荥阳还朝时，王敦曾做了下面这段论述，他说：“今威权悉在太傅，而选用表情,尚书犹以旧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诛罚。”这准确地阐述了当时的形势。 作为一名权臣，司马越自然不能允许国家的政治中枢尚书系统失去控制，此时人事任免和上书陈情等皆“以旧制裁之”，意思自然是为司马炽所掌控，因此司马越回去后便要通过“诛罚”来扭转局面。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司马炽重塑皇权的行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 当然，仅仅争取政治地位还不够，为了和司马越展开全面对抗，司马炽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八王之乱中，禁军一直都是左右成败的重要力量，因此这便成了司马炽的目标。 司马炽在做皇太弟之前曾担任过禁军军官射声校尉，后来又跟随王师参加了讨伐司马颖的荡阴之战，虽然这场大战以惨败告终，但司马炽得到了统率禁军出战的机会，也加深了他与禁军的联系。 司马炽早就对禁军有想法了，他继位之初便任命缪胤为左卫将军，开始了控制禁军的第一步。 或许由于在不断的战乱中，洛阳中军被重创，禁军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因此中领军、中护军等官职已经空缺，于是左卫将军便成了禁军中地位举足轻重的职务。 在赵王伦之乱中，左卫将军赵泉斩杀孙秀，而荡阴之战期间，“左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褾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奉大驾讨颖”，按这一描述，似乎左卫将军陈眕是大军的实际指挥者。 司马越本人就是做过左卫将军的，他自然对左卫将军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于是便任命亲信王景取代了缪胤。 然而司马越想得还是有些太简单了，司马炽虽然一时退让，但他渗透禁军系统的行动却从未停止。 据《晋书》记载，后来司马越回洛阳整顿朝廷后，“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 司马越将宿卫军官中有爵位者全部罢免，而几乎所有人都有爵位，因此被一扫而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述这些人的爵位很可能都是司马炽所封，正因为如此，司马越才要将司马炽在禁军中的力量一网打尽，来个大换血。 总之，在司马越离开洛阳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司马炽在尚书系统和禁军系统中都安插进了自己的力量，这便是司马越集团所面临的的内部隐患。 司马越终究还是能力不足，他的目标虽然没错，但错在对时机的把握。 作为一个权臣，终极目标自然是建立霸府，最终取代朝廷，就像当年的曹操。 此时天下已乱，司马越所面临的局势类似于曹操刚刚在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阶段，而不是后来北方稳定时将政治中心迁往邺城的阶段，因此司马越绝不能离开朝廷，即使要走也应该以洛阳屡遭战乱残破不堪为由迁都到许昌。 倘若司马越能够成功建立起霸府，挟天子而令诸侯，他凭借手中的权威对地方军镇的控制将更加容易，也更有利于集中资源对抗匈奴势力，那样西晋帝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当然，最终小宗取代大宗仍是难以避免的。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西晋帝国最后的希望便在司马越和司马炽的斗争中湮灭了。 此时司马炽在朝廷内部已经具备了和司马越对抗的资本，而下一步则是双方在地方上的博弈了。 百年东吴系列在这里 建安的尾声系列在这里 三国名将系列在这里 淮南三叛系列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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