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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郡望 避开郡县制度不谈，“郡望”一词应出自唐代，但初见于《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卷十》中所录《贵溪丘氏族谱序》。很明显，其语言是南方汉语方言。所作《贵溪丘氏族谱序》的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琼山（现隶属海南省海口市，位于海南省北部、海口市中南部）人，被公认为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属于当今所谓的通才，在思想上被明孝宗御赐封为“理学名臣”， 在史学界则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虽然丘濬曾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做官经历主要在北方，但其成长的少年天才期却是在南方，他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初十，出生地即是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城湖路金花村），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赴京参加会试但不第，景泰五年（1454年）举进士及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参编《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其间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所作《贵溪丘氏族谱序》之贵溪属江西，是当时北方人南迁的主要聚居地，其中所用的“郡望”一词正是迁移到南方定居发展后的家族对北方故土、对自己家族的北方兴盛光大之地的崇尚之情。其序中特别就此兴旺显著作了说明：“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显融故也。然丘姓显者，多著于南朝齐梁之世，率出于两浙之间，则江南之丘有自来矣。宋人显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载其子寿迈，而不及寿隽。寿隽仕理宗朝，官至尚书。其知婺州时，尝援朱文公、张宣公例，请吕成公谥，盖亦崇尚道学者也。”不难看出，说郡望，重点在强调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而不只是强调所谓的名望。此后，“郡望”一词则成了泛指各家族的兴盛光大之地，因而扩展至南方。
我们何以说“郡望”出自南方？一是有前人论说为证：明人姚琛《丹铅总录·郡姓》中有一段话说：“虚高族望，起于江南。言今之百氏郡望，起于元魏胡虏之事，何足为据也。”其中肯定了“起于江南”而否定了“起于元魏胡虏之事”。二是有语言学上的证据。“郡望”一词体现在是南方汉语方言习惯，这就是组词规则与壮、黎等少数民族有相通的地方而区别于北方汉语方言，例如：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的后面、谓语也通常放在宾语的前面，公牛叫牛公、公鸡叫鸡公，“郡望”一词正符合此例。作为“郡”与“望”的合称，“郡”是名词，指行政区划；“望”是形容词，指名门望族；“望”亦可作动词，属南方语言中的谓语后置、宾语前置，如问是否进餐，通常用“饭吃了吗”，即是典型的谓语后置、宾语前置。在这个意义上的“望”，有如北方汉语方言中有“望月”之“望”，即发展至圆满。所以，“郡望”连用，根据南方汉语方言的后置式组词规则，可以置换为北方语言系统中的“望郡”，“望郡”的基本涵义是“地理位置重要的郡邑，有声望的郡邑”，说到萧氏，兰陵自然属于此例。“望”作为形容词时是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也就是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望”作为动词时表示在那个地方达到了兴盛，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在这两种意义中，动词意义的“望”是基础，形容词意义的“望”是结果。然而，这动词意义的“望”却一直被谱界忽视。仅在语言层面，这一点，从南方人保留北方中原古语如人称代词你是汝、他是伊、筷子是箸、蛋是卵、锅是鼎等即可看出，其实这些词都是隋唐遗音，都是隋唐语言的“活化石”，也都是迁移到南方之后的拳南方人的北方之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郡望”一词的本意绝不只是对门阀地位的肯定，而更关键的是对使自己家族得到兴盛之地的历史记忆，其背后正是为了激励后人的奋斗、上进。所以，从价值取向上看，崇尚门阀地位是守成思维，崇尚兴盛之郡是光大思维，正好是“光大门楣”、“光宗耀祖”之义。也就是说，动词意义的“望”优于、先于形容词意义的“望”。我们看到，一些郡望被认可，就在于其兴旺光大之意，像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这样的成就不仅使各该族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而且也使各该族以这种发展作为历史记忆，表现一种崇尚祖宗奋斗前进的光荣之情。
所以，为“郡望”一词正名，势有必然。然而，谱界不少人并不清楚此义，如有的直接说“堂号与郡望是不等同的，郡望是与他姓区分的，堂号则是支系间的区别”，如果是这样，如何理解不同姓氏有同一郡望，同一姓氏有不同郡望呢？或说“郡望”就是姓氏的起源之地，这已经有学者辩之，如襄汾贾振中先生即在《家谱知识讲座之七：郡望不是姓氏发源地》中特别强调。还有一种解释强调郡望即地望、郡姓，认为“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地望也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通常引用唐代柳芳《氏族论》中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如果我们以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所合称的“四姓”为据，对照现今各姓氏所强调的郡望，你就会发现其不一致的地方：王氏太原、谢氏陈留、袁氏汝南、萧氏兰陵、朱氏沛郡、张氏清河、顾氏武陵、陆氏吴郡、崔氏博陵、卢氏范阳、李氏陇西、郑氏荥阳、韦氏京兆、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河东、杨氏弘农、杜氏京兆、元氏河南、长孙氏济阳、宇文氏赵郡、于氏河内、陆氏吴郡、源氏西河、窦氏扶风，以此观之，“郡望”与某个地方的所谓著姓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要说有的姓氏有多个郡望甚至多至数十个郡望的情况（李、王、张等姓即有很多郡望）。但是，如果我们以“兴起之地”或“兴盛之地”考之，则各自所称的“郡望”则都有相应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门阀士族或地区望族承认的是结果、是现状；“郡望”强调的是过程及其成就，因而二者的定位是不同的。下面我们特别对有关门阀士族的说法加以阐明。
自然，“郡望”的基础仍然与门阀士族有关，但主要不是强调的门阀士族（以此为据强调的是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并以此自显高贵，虽然强调郡望时仍然有此意义在其中），对此，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一个时代界限的划分：“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隋唐而上”。“上”到何时呢？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郡望》中说是：“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合此则强调了“魏晋以来”“隋唐而上”。那唐以后呢？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则肯定说：“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由此可以看出，“郡望”一词恰好有与门阀士族相区别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强调家族旧有的门阀士族特性。按照现在的表述，即唐以前强调门阀士族等门第，而唐以后则强调“郡望”。这一点，恰好证明的是发展本位观：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说，唐代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族”，在一定程度上都强调的是发展中的过程性。这一点，宋朝编撰的《百家姓》，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都表明的是重当下发展状况。要之，“郡望”的在唐氏兴起的基础是强调现实发展而不是历史状况，后人强调的“郡望”也正在于强调这种发展特性。 《今日萧氏风采》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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