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四军4支队实力最强，历程苦难辉煌

作者：相忘于江湖

新四军成立初期，兵强马壮的4支队是独一档的存在。

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后南方八省和大别山区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4个支队：其中3个支队来自江南八省，而4支队则来自大别山的鄂豫皖地区。

新四军总兵力1.03万人，高敬亭的4支队就有3100人。

其余3个支队无论是兵力规模还是战斗力，都远不及4支队：

成立伊始，陈毅、傅秋涛的一支队有2300人，来自湘、鄂、赣、粤、皖、浙等6省边区；张鼎丞、粟裕的二支队有1800人，来自闽、赣、粤、浙等4省交界处；张云逸、谭震林的三支队有2100人，来自闽北、闽东游击区。

但是，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逐步深入，新四军4个支队的发展却出现了不同走向。当初实力超群的4支队发展不尽如人意，慢慢被其余3个支队甩开了一段距离。

为什么新四军实力最强的4支队，后来的发展反而最为缓慢？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公、朱克靖、叶挺】

从历史渊源来看，新四军4支队源自红四方面军。

新四军的4个支队，数高敬亭4支队起点最高。这不仅是因为4支队的人马比其余3个支队都要多，而且坚持游击战的水平也要比其余15支游击队要高。

项英、陈毅、粟裕、张鼎丞等人，虽然都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但是坚持了3年游击战以后，大多数游击队人数都不足400人，规模达千人的仅有傅秋涛、叶飞两支。

而活跃于鄂豫皖的红28军，虽然遭到十倍之敌的多方围剿，但是在政委高敬亭指挥下神出鬼没进退自如，让敌33师四次遭到重大杀伤，师长冯兴贤哀叹自己在和神仙打仗。

就连清剿总指挥卫立煌，拿“游击专家”高敬亭也毫无办法。

新四军整编时，其余3个支队都只有2个团2000人上下，只有4支队是3个主力团，还有一个300余人的手枪团。而且，红28军还是整个新四军唯一的正规部队。

红四和红一相比，战斗力并不逊色，甚至还更强悍。但是在新四军的队伍里，4支队和其余3个支队的“山头”隔阂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后来高敬亭出事的原因之一。

换言之，源自鄂豫皖的4支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红四的烙印。

【高敬亭】

从部队主官来看，4支队一把手高敬亭特立独行。

和大多数红四将领一样，出身贫寒的高敬亭敏而好学、记忆力强，但只读过五六年书就辍学种田养活自己。大革命后期，高敬亭在同学梅光荣影响下走上革命活动。

黄麻起义后，高敬亭参加了游击队，并成为鄂豫皖领导人之一。

高敬亭在担任光山县书记、鄂豫皖苏维埃主席期间，先后创建了独立团、游击师。红四主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西走川陕以后，高敬亭任重建的红25军75师政委。

红25军战略转移后，高敬亭临危受命重建红28军。

这支1400余人的红军队伍，在3年游击战面对10倍之敌始终保持在千人以上。但是，“游击专家”高敬亭治军很严，也有“家长制”特点，甚至大开杀戒。

皖南事变之前，延安对江南的新四军始终不能像八路军那样掌控自如。而高敬亭和4支队更是“山高皇帝远”，即便是延安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也容易打折扣。

4支队组建后，高敬亭和一些团级干部的“小盆地”观念没有大的改观。

【戴季英】

从4支队的班子配置来看，政委的缺失是一个关键。

我军战斗力强大的根本保证，除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愿景、“官兵平等”的基本原则，还有一大法宝就是“政委制度”。政委制度，也是我军的政工制度的重要组合部分。

八路军改编时，我军为顾全抗日大局，曾暂时放弃政委制度，以副职代行政委职责，机关则只有政训部主任。但是，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以后，已恢复了政委制度。

新四军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副军长项英实际上就是政委。但是，由于新四军所处的环境特殊，所以皖南事变之前一直没有公开明确政委制度。

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4支队后，延安派郑位三南下搭档高敬亭。但是，高敬亭和这位黄麻起义的老领导并不对付，转而请延安派老战友戴季英前来搭档。

可是，过去抓“肃反”很严厉的戴季英经过延安的一段学习，已经有转变，对延安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这一下，高敬亭和戴季英也闹得不欢而散。

就连后来的萧望东也被高敬亭排挤，最后调到2支队担任团政治处主任。

新四军各支队、团等各级机构的政委一职功能缺失，是皖南事变之前部队凝聚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也是高敬亭4支队一直没有摆脱“离心倾向”的主因。

【开国中将萧望东】

从发展历程来看，新四军4支队在抗战初期命运多舛。

由于上述原因，新四军4支队在成立以后，接二连三发生了多起变故。

第一起大事件，就是4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的叛逃事件。

杨克志是安徽金寨人，13岁跟随两个伯父杨光臣、杨光炎参加了游击队。第二年，由于另外一个红军游击队的支队长马伯良叛变，杨光臣支队遭到敌军联手伏击，杨光臣、杨光炎和支队大多数战士牺牲，杨克志等10余人侥幸突围。

杨克志曾任红82师师长高敬亭的秘书，后来任游击师政委、团长，是高敬亭的爱将。编入新四军4支队后，7团团长杨克志犯了一年前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类似的错误，生活腐化，由于贪污战利品被处分。

1939年5月，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合肥县带领2个警卫班叛逃，投靠了第五战区李品仙部。这一事件，加剧了新四军军部对4支队高敬亭的不信任。

杨克志的叛逃关系重大，直接诱发了高敬亭的悲剧事件。

【徐海东将军】

在此之前，新四军军部和4支队的关系已经水火不容。

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对高敬亭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拒不执行延安东进指示、排斥延安派来的干部等行为忍无可忍。

在这个节骨眼上，安徽主席廖磊报请第五战区，经重庆方面批准要求新四军军部枪毙“消极抗日”的4支队高敬亭，而位于第三战区的新四军军部可谓中了“反间计”。

1939年6月，4支队第二起大事件：高敬亭被错误枪毙。

高敬亭被杀后，4支队一时间群龙无首。不久，军部根据延安的指示，将4支队一分为二，扩编为4支队和5支队，司令员分别是八路军的两大猛将徐海东、罗炳辉。

【1938年，中：项英，右：高敬亭】

1940年8月，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2团副团长顾士多，牺牲于安徽无为和日军的遭遇战。顾士多是新四军4支队9团团长，曾经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蒋家河口伏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