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时间进入了2020年，“00后”、“10后”代表广泛青少年大众群体登上了社会的舞台，他们作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独特青睐的人群，受到了精神科医生以及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 无论是在校园、家庭、社会、精神科门诊以及病房中，这类青少年的数量显著增加，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专指不以死亡为目的，刻意的、直接的造成对身体的伤害，例如：切割手腕，划伤手臂，捶打墙壁，服用产生痛苦体验的药物，拔自己的头发或其他身体部位的毛发、使劲捏（掐）自己等。他们令家长束手无策，使老师一筹莫展，他们没有安静的当祖国的花朵，反而拿起了美工刀在手臂上肆意雕刻，用道道划痕诉说着内心的酸楚，标榜着自己所谓的青春，或许手臂上凌乱的刻痕与不断滴落的鲜血才能表明他们的内心，在外界看来，这些游走在悬崖峭壁边缘的孩子亟需帮助，那我们应该如何在早期就能知晓甚至有效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呢？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在世界卫生组织ICD-10的分类系统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仅被定义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一种症状或“故意用锐器自伤”。在DSM-5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已作为可能的独立诊断实体在第3节中被建议为进一步研究的条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重复性(一年至少5次)以及它的功能(即减少负面情绪状态)都包括在诊断要点之中。可见这一症状表现正在逐渐从大的诊断框架中抽离，被单独列为诊断条目。 在描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机制时，经常引用四因素模型。这个模型描述了个人内部（“自动”）和人际（“社会”）过程，这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强化行为。例如，在自动消极强化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具有减少消极情绪或思想(即愤怒、紧张)的功能，而自动积极强化则描述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过程中或之后的愉快或积极的感觉或想法的体验(即感觉活着)，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则是指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过程中或之后的愉快或积极的感觉或想法的体验(即感觉活着)。 社会正面强化指的是加强社会互动(即引起注意或向他人传递信息)，而社会负面强化指的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逃避不愉快的社会互动(即结束争吵，不去上课)的一种手段。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青春期的一个主要问题，其终生患病率在17%到60%之间，其患病高峰在青春期中期（15-16岁），在青春期后期（18岁）逐渐下降。该问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易感因素、人际关系、应对压力性事件、神经生物学特点、童年时期情绪调节障碍以及不良经历等。尽管在青春期后期到成年早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会出现显著下降或终止，但在青春期反复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长期心理健康问题、自杀和从事冒险行为的风险都会增加。 在神经生物学方面，反复的非自杀性自杀行为可以达到缓解焦虑，获得解脱感以及类似快感的体验，该人群对痛感的阈值较前普遍增加。研究显示，躯体疼痛感受异常可能与脑脊液中β-内啡肽和甲啡肽水平的降低有关。其快感体验可能与脑内奖赏相关脑区激活有关。 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青春期作为大脑不断发育时期，该阶段人群对于冲动控制以及情绪的过度反应水平升高。他们更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及煽动。国外研究显示，一年内关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词条在某网站的检索次数超4000万次，其中关于该行为的视频及照片资料浏览超百万次，这与非自杀性自杀行为的逐年攀升显著相关。如若亲属、同学或者朋友等进行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其发生相同行为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这可能也与亚文化因素有关。  在家庭及学校生活因素方面，当个体不能处理和忍受所出现的消极情绪时，就更可能发生自我伤害，自伤行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释放、表达或传递情绪感受，因此很多自伤者往往存在不同程的述情障碍。同时参与自伤行为的风险似乎因为经历了不良的童年事件，如父母忽视、虐待或剥夺而增加，同辈的欺凌以及社会排斥感增加。其中，间接的童年虐待(即目睹家庭暴力)、父母批评的增加或父母冷漠对待亲情与自伤行为显著相关。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理治疗对于该疾病行之有效，其中适用于青少年的行为治疗，认知治疗都是不错的选择。
治疗应包括以下内容： 1、建立治疗动机，心理教育，确定触发或维持自伤行为的因素，向患者传授替代行为技能和冲突解决策略等； 2、关于药物治疗，暂无精神病药物用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治疗的证据，虽然必要时我们可以采取小剂量的镇静药物控制焦虑的发生； 3、关于家庭关系及学校生活，应当教育父母在处理家庭冲突时应当采取和平友好的方式，尽量避免让孩子暴露于争吵的环境当中，教师应当更加注意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少年情绪起伏及校园霸凌事件； 4、关于社会干预，应利用有利的互联网资源，积极宣传相关有益视频，以减少相关青少年社会孤立感，给予社会支持关护与理解，正确引导处理消极情绪时的方法及策略。 作者简介 王琦 保定市人民医院 科普|解惑|答疑|辟谣|懂你|涨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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