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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后，政府承袭五代制度，由国子监主管刻书，除儒家经典外，还较大规模地校刻了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及诗文总集等。在中央的影响下，地方官府（包括各地公使库、州、军、郡、县学等）、寺院、私家和书坊都相继刻书，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并举的蓬勃兴盛的局面。其雕印数量之多，内容范围之广，产品质量之精（总体而言），不仅是空前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亦有所不及。可以说，宋代人文、科技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诸多高度文明成就，离不开雕版事业的帮助，而许多雕版印刷品本身就是宋代高度文明成就的实证。如果说在元代与明初，人们还将宋版书视为寻常读本（今存宋本或有随意圈点批抹者，多是明初以前人所为），那么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宋版的流传日趋稀少，其历史文物价值突显，人们开始奉之为珍宝。尽管由于各人视野、观念的不同，造成了对宋版价值的认知差异，但自那时起，产生了一种风气，即公私藏书家地位的高低，往往由收藏宋版之多寡来衡量。此种风气不仅盛行于清代，即便在当代，在中外，人们亦无不以收藏宋版为荣耀与自豪。于是，数百年来，宋版的善与美，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本文试以漫谈形式结合实例阐述个人点滴看法。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鉴赏的角度谈谈宋版的价值。二是想对宋版研究尚需深入提出若干浅见。 一、宋版之善与美 1.宋版之善 宋代刻书之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价值，二是文物价值。 ①宋版的文献资料价值 宋代刻书有一个明显特点，即除了经籍主要依据唐蜀石经刊刻者外，五代之前的著作，大都源出旧写卷子本，而随着旧写卷子本的濒临绝迹，宋版就成为保存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至今可以看到，不少宋版保留着卷子本的面貌，譬如在卷端（即各卷第一行，尤其是卷一首行）将篇名（或者子目书名）刻在上面，而将书名（或者总书名）刻在下面，就是版本术语所谓“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是直接沿袭了唐五代以前卷子本的形式特点，而卷子本的这种形式又是从古代简牍之书变化而来。简牍之书是用竹、木条片书写，以绳线编连而成。为便于阅读与查检，每以一个篇章由尾至首（文字向内）卷成一卷，并在首支简的背面（即一卷之最外端）写上篇名。如果一书不止一篇，同时也为了与他书相区别，又在篇名之下写上所属书名。这就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由来。而一些宋版所具有的这个特点，成了后人鉴别考订宋版的依据之一。不仅北宋本有这样的情况，南宋本或翻刻北宋本，或径据卷子本，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只是后人或有视而不见者罢了。如南宋孝宗时（1163-1188年）浙江刻本《会昌一品制集》（旧藏常熟翁氏，今藏上海图书馆），残存卷一至十，乃唐李德裕别集流传至今最早的版本（图1）。其卷端书名卷第之下被剜去一条，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黄丕烈谓未知何字。我认为应当是该书的大题，也就是总书名。理由是：第一，在宋人的书目中，未查得《会昌一品制集》的单刻本。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姑藏集五卷平泉诗一卷穷愁志三卷别集八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两种，一为《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另一为《李卫公备全集五十卷年谱一卷摭遗一卷》，盖宋代传本不一。而最早通行刻于嘉靖间之明刻本，卷端题“李文饶文集”、“李文饶别集”、“李文饶外集”，版心题“李卫公文集”、“李卫公别集”、“李卫公外集”。由此推测，此部残宋本并非《会昌一品制集》之单刻本，其卷端所被剜去的一条文字恐为“李文饶文集”或“李卫公文集”、“李卫公备全集”之类的大题。第二，该本卷首郑亚的序文系据明本抄补，序文上题“李文饶文集序”，下题“会昌一品制集”，这已经改变了宋本小题在上大题在下面貌，读其序文，即知郑氏之序文专为《会昌一品制集》所作而不含别集、外集等内容。第三，郑氏序文中“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凡两帙二十卷辄署曰会昌一品制集”句之“二十卷”，已被人剜改为“一十卷”而欲以残充全，同样，剜去卷端大题文字以充单刻本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一个似乎内行皆知的宋版特点，一个学文献学的大学生可能都背得出的版本术语，真要理解它的内涵并运用于鉴定版本的实践之中，也不是那么简单。 宋版保存卷子本形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序文与卷一、各卷目录与正文文字均相连属刊刻而不单独分叶。如上图所藏北宋刻本《长短经》就是这种版式（图2）。其实这也是鉴定宋版的一种依据，但版本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因后文将作专门考辨，在此不再赘言。 
宋版的上述两种特征（尤其是前一种），人们多将之纳入书籍形制的变化发展加以讨论，其实更应注重的是它保持了卷子本原貌的真实性，从而反映其文献来源的可靠性。 从整体上说，宋版的文献资料价值还体现在校勘之精当。宋代的许多学者十分注重文献校勘工作，他们将精校之本称为“善本”。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雔对，故往往皆有善本。”朱弁《曲消旧闻》卷四：“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雔三五遍，世之蓄书，以次道家为善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姓纂》：“此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约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董棻《世说新语跋》：“《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者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余家旧藏，盖得自王原叔家，始得晏元献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裁，最为善本。”《宋史·王洙传》：“子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雔正，世称善本。”凡此不一而足。而学术界注重校勘并影响于民间的这种风气，与官方主导密不可分。因将所刻之书视为民间模板，官方更是力求文字无误。程俱《麟台故事》卷三有云：“嘉佑中，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编校昭文馆书籍，国子博士傅卞编校集贤院书籍，杭州于潛县令孙洙编校秘阁书籍。其后，又以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编校史馆书籍。六年，以洙为馆阁校勘，于是诏编校书籍供职，及二年得补校勘，盖自洙始。后吕惠卿、梁春、沈括皆自编校为馆职。”又江少虞《事实类苑》云：“嘉佑四年（1059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此外，徐铉曾在雍熙三年（986年）奉命负责校正《说文解字》；王洙曾与余靖取秘阁古本校《汉书》，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等等。这种由皇帝亲自过问，且聘请专家委以重任的做法，充分反映了政府对校勘的重视。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釆取了若干措施。如规定刻版之前须三复校正，即一书校勘官校毕，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如此方可付镌（参见《事实类苑》）。而刻版既成，对版样再事校对（参见《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崇儒·勘书》）。又如，每在卷末刊载校勘者衔名，以示责任。上海图书馆所藏南宋嘉定六年鲍瀚之汀册刻本《周髀笄经》，即保留了北宋元丰七年校定官叶祖洽等三人衔名（图3）；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翻刻北宋咸平间刻本《三国志·吴书》，详列了校勘官六人、详校官四人（图4）,日本杏雨书屋所藏南宋绍兴九年翻刻北宋淳化三年本《毛诗正义》，卷末不仅将淳化本校刻职员姓氏一一照录，还署上绍兴九年翻刻之校对官姓氏。 
由此可见，宋版不但是保存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文献来源可靠，校勘精审（某些书坊刻本以及有的理学家肆意篡改文字的本子不包括在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②宋版的文物价值 宋版的文物价值似乎毋需多言，物以稀为贵是人所共知共认的常识。而且，正是宋版的文物价值造成了人们“善本”观念的变化与古籍版本学的形成。 如前所述，宋人眼中的善本，主要指文字正确与内容完整的本子，并不涉及版本的文物价值。不光宋人，元人的“善本”观也大率如此。如元佑六年（1319年）陈良弼《通鉴纪事本末序》云：“赵与筹以为严陵（本）字小且讹，于是精加雠校，易为大字，成为天下之善本。”因此，宋元人所说的善本属于校勘学范畴，与后来版本学的善本概念是有差异的。所谓版本学的善本概念，就是指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的版本，尤其重在文物价值。 中国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实学，它主要以客观存在的各种版本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征与异同，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包括考订版本源流，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为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研究、收藏古籍所遇到的版本问题。当然，研究版本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及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亦属版本学的范畴，但离开鉴定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为版本学。正是这一主要功用，使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等相关学科有了根本区别。校勘学、目录学是不解决鉴定版本真伪问题的，而区分版本优劣不仅是判断版本的文字异同，还包括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因此，当版本需要鉴定真伪，当人们重视宋版文物价值的时候，版本学才真正开始形成。我把这个时间定在明代中叶以后，因为从那时起，宋版流传已然稀少，其文物价值凸现，为牟取暴利，社会上出现了伪造的宋版，于是便有了如何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也有了如何评估版本文物价值的需要，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在明人王世贞、高濂、屠隆、胡应麟、谢肇淛等人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论述，或对作伪的宋版予以揭露，或对宋版的特征（包括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校刻质量）进行探讨，或对各种版本的文物价值作分类评估，这标志着版本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发展到清代，版本的文物价值与鉴定考订版本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普遍认识，藏书推崇宋元旧本，编目讲究版本著录，并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善本书目与专事考订版本的藏书志，版本学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最有代表与影响的是乾隆、嘉庆年间分别由于敏中与彭元瑞相继奉勅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前后两编（图5）,这两部版本目录不仅在著录上有所进步，而且所收之书主要为宋元旧本、影宋抄本及稀见明本，这表明以文物价值的高低为主要标准来评判版本的善与否不仅已深入人心，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善本实际上已成为以宋版为代表的旧本的代名词了。 
当然，校勘家眼中的“善本”概念从未被人们否定过，即使版本家们，在赏鉴版本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某一版本是否具有校勘价值。但这仅仅是评价善本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在确定文物价值的前提之下，再区分其文献价值的高低。从那时起直至今天，文物价值的高低一直是版本家判别善本的主要标准。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曾经想改变这种善本观，他在《书目答问》中对善本下了三条定义：一是足本，指文字完足、未经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本，指精校、精注的本子；三是旧本，指旧刻、旧抄本。他既从读书的角度强调学术价值，又不否认文物价值的因素，无可非议。但大家看到，除非是名家手迹，有哪一家将《书目答问》中所开列的清儒精校精注通行本收入善本书目之中呢？没有。不要说那时没有，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即如始纂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最具权威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编纂之初对善本也曾下了类似张之洞说法的定义，即所谓“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但观其收录标准，如果不是宋元本、旧抄本或名家批校题跋的手迹本，就必定强调以稀见为前提，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本子，哪怕再有学术性或艺术性，如果流传较多，该目录是不会收录的。因此，这部目录的收录标准与《天禄琳琅书目》一脉相承，归根到底，重在“历史文物性”一性而已。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其实也无需否认，因为随着版本学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对什么是“善本”实际上早已约定俗成。 在中国的今天，对宋版文物价值的重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政府的支持下，不久前印制发行的第一期《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收罗了大量大陆收藏的宋版孤本，尽管其中有的是残本，有的为坊肆刻本，刻印并不精，但专家们谁也没有因此而忽视其文物价值而反对影印。目前，随着我国古籍普査、保护工作的展开，正在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纂及古籍定级工作，将北宋及南宋本中的上品定为一级甲等，一般南宋刻本定为一级乙等。有了这样的等级评定，宋版的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揭示，对宋版的研究与保护将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宋版之美 宋版之美，可从许多角度去欣赏，内容如插图，不乏精品之作；刷印如纸、墨，素有“洁白如玉”、“墨如点漆”之说。但这里我主要谈宋版的字体、版式与装帧，因为它们对宋代雕版印刷能够兴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①宋版的字体 研究印刷史与书史者有这么一种说法，即从现存大英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刻本《金刚经》的雕刻技术来看已相当成熟，那么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应在很早以前，因为雕印技术从原始到成熟，从低级到高级，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我国的文献采用雕刻技术从殷代甲骨文就开始，以后的文献载体先后有竹、铜、玉、石等。我国的文字与绘画都讲究线条，最适宜于雕刻。而雕版印刷使用的是木材，随着科技的进步，雕刻工具也大为改进，无论如何总比铜、石等材料容易施刀，难道还有一个从原始、初级向成熟、高级发展的漫长阶段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那么，既然唐代民间已有雕版印书，五代又有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本，为什么雕版印刷这样一个有利于传播文献的手段在唐五代不能迅速被普遍采用？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与人们习惯于阅读写本或许不无关系——因为写本洋溢着书法艺术气息，其美感使人油然产生愉悦的阅读心情（图6）。而初始接触雕版印刷品，会有滞涩呆板、索然无味的感觉。就像现在计算机虽然很普及，但也有人很抵触，认为缺乏艺术品味，年轻人变得不会写字，而传统富有文献与艺术价值的手稿也行将消亡。这种抵触情绪、担忧心情，想必对处于雕版印刷刚产生不久的唐五代人而言，或许也是相似的。宋代要推广雕版印刷，不得不从唯美的角度考虑如何让人们（至少是多数人）能够接受雕刻印本，也就是必须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这当然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书法是必须重视的。 
我国的书法艺术，历经汉代、南北朝及唐代三个高潮之后，到了宋代已极为繁荣。不仅皇帝喜好书法，集皇家所藏历代珍迹汇刻了《淳化阁帖》以供师法，宋代本身的书法亦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从美学角度看，宋人的书法思想颇为解放，对唐人的拘守法度很不以为然。如北宋苏轼提出要“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见《东坡论书》）；米芾则谓“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欧、虞、褚、颜、柳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见《海岳名言》）.到了南宋，姜夔更云“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见《续书谱》）。那为何流传的宋版多以唐楷而非宋人书体书写上版呢？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实用性。书籍首先要便于阅读，故唐五代以前的写本虽然书法风格有异，但采用应规入矩的楷书则一，雕版自然亦是如此。其二，楷书发展至唐代可称极致，后人无人能相匹敌。其三，宋人如苏、黄、米、蔡等书法流派形成较晚，除了蔡襄的楷书差强人意外，余皆以行草见长，确实也缺乏迈越前代、影响当代的楷书大家，这与后来元代刻书崇尚赵孟頫书体的情况形成了反差。因此，尽管宋代的书法家可以不买唐人的账，但在雕印出版物上，采用唐楷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书体既定，关键还要书写隽美，才能真正让人们接受。我们虽然未能逐一考证宋版（尤其是北宋版，因传世稀少）的书写上版者，但从留存的北宋版与南宋版中的名品看，无一不是出自善书者之手（图7）,且书体风格不一，欧、虞、颜、柳、褚等，争奇斗妍，富于变化，加之雕印讲究（纸墨既精良，刻工也懂书法，施刀不失韵致），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令人赏心悦目。 
据此可以推断，在宋代，有许多文人、艺术家加入到了雕版印刷行业活动之中，有的从业于政府出版机构，有的受聘于私家，有的与书坊合作，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在客观上，他们为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后来该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宋版的字体具有不同地域风格。一般而言，浙江刻本多为欧体（图8）、四川刻本多为颜体（图9）,福建刻本多为柳体（图10）,江西刻本则在颜柳之间。这或许是出于当地人对某一唐楷的偏好，也可能是这些地方在形成出版中心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选择一种字体作为地域出版的标志。于是，刻书的字体，也成了后来鉴定版本的依据之一。但这并不绝对，只能作为参考（如四川刻本也有柳字，江西刻本也有欧字；而有些书坊刻本，字成匠体，即失去某家书法的明显特征），何况有些从事鉴定版本的人员并不懂书法，往往指鹿为马。对初学版本鉴定者而言，尤应谨慎从事。 
既然讲到字体，附带说一下俗体字。过去版本学界有一种说法，即元刻本多俗（简）体字，并将此作为鉴定元刻本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宋版也有俗体字，如上图所藏浙江刻本《重雕足本鉴诫录》（图11）,就有骵（体）、乱、宝、国、弃、无、声、礼、数、灯、忻（惊）、断、迁、与、尽、楼、虫、献、炉、朴、斈（学）（举）等俗体字。因此，以俗体字作为鉴定元刻本的依据是不科学的。 
②宋版的版式与装帧 宋版的版式与装帧互为因果，融为一体。唐五代刻本传世的实物太少，且又是佛经类的书籍（如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难以作出整体的艺术评价。相较唐五代刻本仅存实物，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其一版的边栏线，或四周单边，或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单边匀直，双边外粗内细，严整而不失变化，简洁中愈见精细。其于文字之分间布白极为讲究，板匡之高广与行格之多寡，皆以事先设计要求之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之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叶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行格疏朗，端庄肃穆，小字本每半叶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紧密有致，秀丽隽美。而每半叶九至十二行，每行十八至二十二字的中字本流传最多，这是既考虑便于阅读，又考虑节约成本的缘故，但也同样精彩纷呈，除了一些坊肆刻本，几乎没有马虎之作。 宋版版式设计的又一个特点，是以版心将一个版面分为左右两个部分。所谓版心，即一版中间的那条隔行，初始的功用主要是便于折叶取为标准，这与装帧需求相关。后来又镌刻鱼尾，以鱼尾（或单鱼尾，或双鱼尾）将版心分为上下二段或上中下三段，到了南宋中后期，又在上鱼尾的上端与下鱼尾的下端之中镌刻一条黑线。鱼尾虽然具有装饰作用，但其与黑线的功用主要也为符合装帧需求。又出于实用，复在版心镌刻本版字数、书名（若书名冗长则刻简称）、卷次、叶码及刻工名。窄窄的一条版心，既考虑审美效果，又具实用价值，足见设计者之良苦用心。 后人将版心说成书口，或谓书口就是版心，似乎没错。但许多人并没意识到由“版心”改称为“书口”，是装帧演变的结果，宋版最初并无“书口”之称，因为其装帧形式是蝴蝶装。其装法是：书叶反折，即以有字的纸面以版心为中缝相对折叠，将中缝之背用桨糊逐叶粘连，再以厚纸包裹作书面。展卷阅读时，书叶如蝴蝶之双翅飞舞，美轮美奂，故称蝴蝶装。蝴蝶装的版心既然在内，哪来“书口”的概念？直到包背装的出现，才有“书口”之说。蝴蝶装有其不足之处，每掀一叶要遇到两个背面，折缝粘连处又容易脱落，于是在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包背装。其装法为：书叶正折，使版心折缝朝左向外，板框外左右两边余幅朝右成书脑，在书脑处打眼，以纸捻装订成册，外裹书面，用浆糊包背粘连。这样一来，版心便在形式上成为了书口，又称版口。而在版心上下两端镌黑线，正是为了满足包背装折叶的需要，版本术语称之为“黑口”，与之相区别，未镌黑线者称为“白口”。 包背装虽较蝴蝶装方便阅读、收藏，但毕竟是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如长久翻阅，也容易散脱，于是后来线装逐渐流行，成为古籍的主要装帧形式。其装法与包背装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包背装用整幅书皮裹背，线装则前后各加书皮，然后订孔穿线成册。这样翻阅方便而不易破散，又便于整修与保管。有人因明清古籍以线装为主，便认为线装是明人的发明。其实不然。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唐末五代写本《八阳神咒经》，为粘叶与钉线混装（图12）；而藏在大英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更有若干件唐五代与北宋初年的线装本，如S5534号、S5536号、S5646号三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装法即在书脊内侧打三个孔眼，用绳线沿书脊横竖穿索，最后在中眼处打结系固，这与后来的线装大致相同。 
那么宋代为何大都采用蝴蝶装而不用线装呢？主要还是唯美的原因，追求与版面设计相统一的和谐之美。由于现存宋版大都经过改装，人们已很难领略原装之美，但如果借鉴一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本《梦溪笔谈》的蝴蝶式原装本（图13）,你便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这种大气美观，是其它装帧能替代的吗？也因为如此，清代如黄丕烈等收藏大家，才煞费苦心地把所藏宋版重改为蝴蝶装，但由于在千百年来的流传过程中，书本的边幅因磨损、重装而被数度切削，与原装开本面貌已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视为一种俊宋情感的凭借罢了。至于宋版因蝴蝶装而于版匡左外上方刻有书耳以便检览，蝴蝶装因边幅宽大、四周向外，从而具有保护书面不受损坏的实用功能等，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二、宋版探索刍议 宋版之所以有魅力，还在于前人研究中留下的空白，有待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而这种探索应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之上，为版本学界提供新的、更为丰富的素材，才能在这个学术领域有所突破，有所进步。下面所提出的问题，即本人在工作实践中所遇到的。 1.前人著录版本有误者需重新鉴定 囿于主观与客观的条件，前人所作的版本鉴定与版本的真实面目存在差异的现象时有发生，或误将元、明版当作宋版，或误将宋版当作元、明版，或误将南宋版当作北宋版，或误将北宋版当作南宋版，诸如此类，皆需今人重新鉴定，以还版本之本来面貌。兹仅举两例，以为说明。 ①原作宋刻本实为明翻本例 在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学术界有一种耻言版刻而高谈簿录的风气，但细察其目录的版本著录，由于目睹未广，往往高自标举，遗误后人。即如大名鼎鼎的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亦颇多讹谬，而邵懿辰所纂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则多未经目验，若奉为圭臬，难免差错。最为典型的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其论版本可谓详矣，但“罗陈虽宏，实征攸待；可备掌故，靡以考镜”（潘承弼《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跋》）。其实《书林清话》多为各家书目与笔记掌故之汇辑，大多版本叶氏本人并未目验，而是据他人的著录作为自己所发议论之依据，这样就难免出错。如该书卷六“宋刻书多讹舛”条云：“缪（荃孙）《续记》（《艺风堂藏书续记》）载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无窒碍’，'窒’误作'室’，此虽小误，则其校雠不善可知，且又安知书中如此类者不为佞宋者所讳言乎？古今藏书家奉宋槧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所著录的“宋刻本”实为明代翻刻本。 上海图书馆即藏有这样一部明代翻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图14、15）,此书在清代先后经扬州季振宜、仁和朱学勤收藏，他们和清代其他大收藏家、学问家一样，都认为此版本是宋淳熙三年阮氏种德堂刻本（见季氏《延令宋板书目》与朱氏《结一庐书目》），而主要依据就是卷末刊刻的牌记。
但若仔细审视此本卷末牌记，可发现首行“谨依监本写作小字”之“小”及二、三行“了无窒碍处”之“窒”隐约有被剜改的痕迹，而从纸背看则很清晰，两字背后均用薄纸粘补过。由于剜补技术精到，观者很容易疏忽。凭直觉分析，剜补的“小”字原当为“大”字，之所以改为“小”字，乃欲使牌记与版本的实际情况相符，因为该刻本属小字本而不是大字本。这种想法果然在清人杨守敬辑刻的《留真谱》中得到了证实。《留真谱》卷二也收有“宋淳熙种德堂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并依样刻有牌记以供人们借鉴，而牌记首行正是“谨依监本写作大字”。这就清楚地表明，宋淳熙三年种德堂所刻乃大字本，小字本当为后来翻刻，而从版刻风格看，翻刻时间应在明代中期。那么《留真谱》所据之底本是否即种德堂大字本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留真谱》的牌记高广尺寸与此本相同；二是杨守敬在牌记旁注有“此即阮氏《校刊记》所称淳熙小字本也，今藏枫山官库”一条，这不啻告诉人们，杨氏所见之枫山官库本亦是小字本，自然亦是明代翻刻本，只不过牌记未经剜改而已。杨氏于版本之学有很高的造诣，按常理论，牌记文字与版本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他不会视而不见，那为什么会出此失误呢？主要是受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中所谓“淳熙小字本”的影响。杨氏之前，清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已将其所藏明代翻刻本误认为南宋种德堂原本，并称“与阮氏《校勘记》所载淳熙小字本正同”（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而将《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所印“宋本”《春秋秋传集》书影与此本仔细比对，两本属同一版本，只是铁琴桐剑楼藏本印得稍后，字体有些漫漶，而点画精神不异，栏线断处也基本相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在当时颇具权威，显然杨氏又受到了瞿目的影响，忽略了版本的实际情况。与杨氏同时的版本学家缪荃孙亦有此误。可见阮元在《校勘记》中明言“淳熙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存在，障碍了瞿、杨、缪三家的法眼。而事实上，虽然阮氏《校勘记》仅言“卷末题淳熙柔兆涒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见《左传注疏校勘记序目》）而未引牌记全部文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阮氏看到的是明翻刻小字本而非宋种德堂刻大字本。而其明确定之为“淳熙小字本”，或许其所见之本就是这部结一庐旧藏本。此外，官私书目著录“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者尚有《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及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两家。前者因未记其它特征，不敢随意判断其真伪；而后者注明板匡“界长五寸一分，幅三寸五分”，则与此本相同，也是明代翻刻之本。 至于“窒”字，明本误刻作“室”字，故此结一庐旧藏本剜改为“窒”。瞿、杨、缪三家所见牌记均作“室”，而《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与《经籍访古志》却作“窒”。天禄琳琅本究竟是否宋本，令人怀疑。而《经籍访古志》所录之本既属明代翻刻，其牌记亦很可能被剜过，或者是森立之氏在著录时加以纠正。于是有一个问题便油然产生，即宋淳熙阮氏种德堂刻本牌记是否原来就将“窒”字误刻为“室”？如果《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著录准确，则宋本应不误。但从上述分析，清初季振宜已将明本误作宋本，而自阮元以降，几乎没人真正见到过宋刻原本，当今亦未见哪家著录收藏宋本，那么这个问题只能存疑而不能定夺。 ②原作南宋本而实为北宋本例 北宋刻本今存者屈指可数，殊可宝贵。旧时有所谓北宋本者，经后人考订，复定为南宋本的例子很多。如吴县潘氏滂喜斋旧藏《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图16）,叶昌炽所编之《滂喜斋藏书记》即定为北宋本，实际上该本之刻工大多为南宋前期江西地区的从业者，其中高智广、高智平、蔡侃为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抚州本《谢幼盘集》的刻工，高安国、高安道、高文显则在淳熙间（1174-1189年）为抚州公使库刻过《礼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书，故可推知此本为南宋绍兴淳熙间江西刻本。
然而，也有旧定为南宋本而实为北宋本者。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四库》底本《长短经》，清代曾经徐乾学、励守谦、翁同穌收藏，《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南宋本，但我认为，该本当刻于北宋。理由如下： 第一、该本在卷一、八、九三卷卷末各镌有“杭州净戒院新印”一条（图17）。考《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记载，“建炎三年翠华巡幸，是年十一月三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复兼浙西兵马钤辖司事，统县九：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于潜、新城、盐官、昌化”，又卷三《牧守》记载，“建炎二年七月庚戌，以徽猷阁待制康允之知杭州，三年八月罢。通判军事安自强权州事。是年十一月三日，改杭州为临安府”。两条记载杭州改为临安府的年月相同。是本既题“杭州”，则至迟刻于建炎三年（1129年），亦即南宋第三年。然现存于海内外的南宋本中刻于建炎者极为罕见，缘其处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即使离政治较远的寺院，也会受客观条件制约而暂停刻书之业。因此该本似应刻于更早而不是在南宋初。
第二，如何理解“杭州净戒院新印”一语，对鉴定此本版刻年代颇为关键。尽管在宋代也有用“印”或“印行”表示刻印之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文选五臣注》镌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印行”一行，即可视为钟家刻版），但此处“新印”是否就是“新刻”是值得商榷的。讨论这一问题如果置此本版印面貌于不顾，就无多少意义。倘若仔细翻检全书，则不难发现此本多处有断版与修版的痕迹，而修版的字体（包括版心文字）明显不如原刻字体（欧阳询书体）挺秀与规整，且经过修版的文字与原刻文字着墨深浅也有差异，那么该本应是修版重印之本。但对字体作进一步比较，更发现卷一、八、九卷末所镌“杭州净戒院新印”及卷三末所镌“净戒院印”的字体与整部书原版字体不同（图18）,乃是重印时添刻而上者。换言之，该书是净戒院所刻抑或净戒院得版重印还很难定论，但对“新印”一词理解为重印而不是重刻，看来也不是平白无据。那么，即使此本重印晚至建炎三年，其刊刻也当早在北宋。
第三，此本的版式特点与南宋前期的浙刻本亦多有不同。其一，序文与卷一、各卷目录与正文均相连属而不分叶（图19）,此乃沿袭唐五代卷子本古式，这种情况若不是故意仿古的话，应视为从写本到雕版印刷本、从卷子本演变至册装本（蝴蝶装）过渡时期所产生的现象，而这个过渡时期应该在北宋。其二，此本有一版刻现象也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那就是版心未刻鱼尾（更无字数或刻工），而归安陆氏萌宋楼旧藏、今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北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的版心与此本一样，这应属北宋刻本的特征，与最早出现的蝴蝶装当有内在联系。因为几乎所有南宋本都有鱼尾，中晚期甚至出现黑口，鱼尾与黑口虽有版面装饰效果，但其直接作用是为方便书叶以版心为基准向外对折，亦就是说为包背装甚至线装所用，而蝴蝶装因版心向内就没有这种实用需要。由此可以这样讲，虽然蝴蝶装演变至包背装也会有过渡现象，即包背装的本子也会是白口，或蝴蝶装的本子亦可能有鱼尾，但早期蝴蝶装的刻本版心应无鱼尾，而这类本子当刻干北宋。
第四，此本南宋皇帝名讳全部不避，北宋皇帝名讳则玄、铉、朗、敬、竟、镜、惊、弘、泓、殷、匡、恇、恒字缺笔（间或有不缺笔者，不甚严谨），即避讳最晚仅至真宗（名恒），与日本静嘉堂所藏北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避讳情况相同。一般而言，由于北宋至南宋初期避讳不甚严格，故不能径以避讳定版刻年代。但结合前几点理由加以分析，此本的避讳情况也不容忽略，至少可作鉴定版本的依据之一。 执此四端，将此部《长短经》定为北宋刻本应无疑义，其对版本学、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不明刊刻地之宋版需作考证 出于对宋版价值的重视，人们较多关注海内外存世宋版究竟有多少（因未作全面调查，且存在人为鉴定的差异，迄今未能确定。根据所见书目或文章记载，粗疏估算大约在一千八百种上下），而对于许多宋版不明其刻书地这样的现象却很少有人留意，殊不知这是宋版研究存在的空白点，如不予以填补，还会对印刷史、出版史、书史及其它相关学术研究造成缺憾，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有诸多客观因素，但如果通过主观上的努力，还是能够有所发现的。兹举一例。 数年前，在上海某家拍卖行曾拍卖过一册《资治通鉴纲目》残本，著录为明刻本。该书共五十九卷，而此册正为第五十九卷，是这部书的最后一册。拍卖预展借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因获经眼。甫一展卷，便大吃一惊，每半叶八字行，行十五字，字大悦目，书体出入颜真卿《多宝塔》、柳公权《玄秘塔》之间，隽美沉着，古朴大方，哪里是什么明刻，乃货真价实的宋版也！但细审此本，与平素过目的蜀、浙、闽三地刻本风格并不相类，颇感疑惑。及翻至卷末，当年刻书的一篇跋文赫然入目，方知此即传说中的江西庐陵刻本。这篇跋文是该书著者朱熹的门生临川人饶谊撰写，时间为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年），略云“嘉定戊寅（1218年），莆阳郑先生守庐陵，惜是书传布之未广，捐俸二千五百缗刊于郡庠，俾谊校正，而法曹清江刘宁季同司其役。阅三载，金华章先生、四明史先生继守是郡，实董其成”。跋后列具参与校正者名单，其中有曾在开禧二年（1206年）校刻《周益文忠公集》的彭叔夏等。如果没有这篇跋文，确实不敢见而轻断为江西刻本，因为之前所见有确切证据的江西刻本，字体与此风格不一。把玩再三，似曾相识，骤然想起上海图书馆也有此残本，二十多年前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曾见过，遂取上图藏本检视，果然相同。上图藏本为卷十九与卷五十六两册（图20）,其中一册是袁克文从日本书商手中购得，观其淡绿色书面，可知曾经日本收藏者重新装订。令人叫绝的是，上图的两册与这一册为同一部书，都有朱笔标点，并钤有“朱升印信”朱文方印或“朱升之印”、“宜尔子孙”白文方印。从朱笔标点的颜色、风格上看，当出于明初人之手。前文已说过，宋版在明初尚不难得，况且这又是读书人习用之书，阅读时随手标点，本属正常。至明中期以后，宋本已成显贵之物，哪怕是书坊俗本，也不会有人这么做了。其实，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提到《资治通鉴纲目》有江西庐陵刻本，而据《天禄琳琅书目》，知清代内府曾经收藏过这个版本，只是随着传本的散佚，公私藏家不明原委，似乎该宋版已经不存，即使得到也不认识。实际上除上图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同一部书的残本。当然最有价值者，当推卷五十九这一册，正是饶谊的这篇跋文的存在，既确定此本刻于江西，对其他版本刻书地的鉴定也提供了线索。譬如，上图藏有宋版,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旧物，学术界从未有人能说出其刻书地，却有一个书商了不得，他就是民国时期商丘人王文进，在所著《文禄堂访书记》中，断言这部《曹子建文集》为江西刻本。王氏不仅做买卖，而且刻书，并经常与宿儒研讨版本之学，被董康称为钱听默、陶五柳（皆清代名贾）式的人物。他对此本并未作考证，完全是凭直观经验，即所谓“观风望气”，故学问家们对他的鉴定不以为然。然而将《曹子建文集》与江西庐陵本《资治通鉴纲目》同案赏析，不仅版式行款相同，字体亦如出一手，则王氏所言，洵不诬矣。再如，这部《资治通鉴纲目》有刻工邓挺、中成、胡昌等，他们曾经参与彭叔夏校刻《周益文忠公集》的雕版工作，那么，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那部《周益文忠公集》应当亦是江西庐陵刻本（图22）。
3.同一版刻印本先后之异同不能忽略 过往人们对版本的研究，较为重视版刻异同：该本属于哪个版本系统？是原刻抑或翻刻？而对同一版刻刷印先后所存在的差异却往往忽略，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复本，不去作仔细比较。实际上历代有不少版刻在后印或者修版重印时对文字有所改动，而且这种现象在宋代就已出现，如果不予重视，不仅不能客观、全面地掌握与利用文献，从而得出片面的研究结果，甚至对版本的鉴定也会造成失误。宋刻残本《金石录》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宋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凡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二十卷为题跋。据有关记载，该书在南宋曾有两个版本，一为孝宗淳熙间（1174-1189年）龙舒郡斋刻本，一为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浚仪赵不谢刻本，但这两个版本到了元代已不显于世。迨至清初，杭州藏书家冯文昌意外获得一部宋版（图23）,乃明华亭朱大韶（字文石）故物，虽残存十卷，毕竟是绝无仅有，遂特意镌“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一方，钤于所藏书帖之上，引以自豪，一时传为佳话。这部宋版后来递经清鲍廷博、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等著名藏书家收藏，钤印累累，斑斓绚丽，又经清江藩、顾千里、翁方纲、姚元之、洪颐煊、沈涛等著名学者先后赏鉴，题咏书跋，金薤琳琅。但大家对该版刻之面目，却有不同认识，江藩等认为是浚仪赵不谢本，翁方纲等则认为是南宋末年书坊刻本。该本于上世纪50年代初入藏上海图书馆。
出人意料的是，天壤间居然存有龙舒郡斋所刻三十卷足本（旧藏南京甘氏津逮楼，主人甘福为清嘉道间收藏家）（图24）,乃近人赵世暹（字敦甫）得于南京书肆，于1951年捐赠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由于两本未经相较，版本学家张元济在为三十卷本题跋时仍未越出前人对十卷残本的看法，认为是两部不同的刻本。而事实是，十卷残本恰恰亦是龙舒郡斋本。证据在于：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二十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刻工有胡珏、徐亮、胡刚等，避讳至“慎”字，皆与三十卷本相同。而字体及有些断版痕迹，两本亦一模一样。三百多年来，学术界所以不能认清十卷残本的面目，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所存的十卷跋尾应当是全书的卷十一至二十，但该本却是卷一至十，再是它的文字与三十卷本有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十卷本作为《古逸丛书三编》之一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我遂得以将两部宋本相较，发现残宋本的卷次早在冯文昌收藏前已被剜改（是否朱大韶所为抑或其收藏时已如此，不得而知），由于剜补技术惊人高超，造成与其它传本体系不同的假象，使得众多收藏家、鉴定家的“法眼”都被骗过。而文字的岐异，是因为三十卷本刷印稍早（相对修版残本而言，因其尚未修版），此残本乃修版后印本。修版之本除了修补损坏的版片外，还出现数种情况： 一、 补缺字。如卷十六第九叶首行“执金吾”之“金”字，三十卷本作墨等，同卷第十一叶七行“礼记”之“礼”字，三十卷本作墨等，卷二十第十三叶六行“按晋书成帝纪”之“成”字，三十卷本作墨等。 二、 增删文字。如卷十一第三叶五行“余按秦本纪自纪”，删去“自纪”二字；同卷第七叶下首行“余以谓学古文当以彝鼎间字为法”，“谓”下增刻“学者”两字；卷十四第三叶首行“以此知为明帝时物也”下删去“此铭王无竞见遗”七字，卷十七首叶下末行“汉长蔡湛碑”下增刻小字“汉蔡湛碑阴附”六字。 三、 改字。如卷十四第一叶首行“治韩诗阙慎传讲”，改“慎”为“幘”;卷十五第二叶下四行“孔 师孔宪户曹史孔览等杂试”，改“师”为“帅”;同卷第八叶下二行“其字画不精”，改“字画'为“隶字”，卷二十第七叶下二行“且其书既在奏坑儒八十六岁之前”，改“奏”为“秦”。 四、 误字。如卷十二第二叶下九行“春秋传有井伯”，误“井”为“并”；卷十五第四叶下末行“天禄近岁为村民所毁”，误“天”为“夫”。 五、 衍字。如卷十九第四叶下首行末“碑又云”，“碑”前衍“玄”字。 六、 脱字。如卷十九第六叶下首行“察孝廉”，脱“廉”字。 以上只是作粗略对校，未及作深入研究评判，不过足以说明修版时对文字作了校改，虽然也出现了新的讹误，但十卷残本之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或以为有了三十卷足本，十卷残本就不显珍贵，这种认识未免太狭隘了。值得指出的是，张元济先生不仅注意到了两本众多的文字异同，并勉力作了校勘，已经比清人迈进一大步，只是他所作的校勘系依据前人的记载材料，限于客观条件，未能亲将两本同案比对，故仍未从整体上认识十卷残本的面目。 由此可见，版本的比对校勘，包括同一版刻不同印本的比对校勘，对鉴定版本乃至文献整理研究是何等重要。 4.不同版本系统的比较研究有待展开与深入 前人对宋版的不同版本系统很少做比较研究，这对文献整理、学术研究会造成不利影响。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元刻本之胜于宋本”条有曰：“元大德本《增广音注丁卯集》胜于宋版也。”叶氏又引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钱遵王云：元刻较宋板多诗太半。”殊不知钱曾（遵王）所见的宋版《丁卯集》二卷是南宋浙刻本，而南宋又有蜀刻本，题为“许用晦文集”，较之浙本溢出一百五十余首（浙本总凡三百余首）。浙刻本与蜀刻本两个版本系统各自从北宋本出，浙刻本所据北宋本流传在先，蜀刻本所据北宋本系贺铸（方回）在浙刻所据北宋本基础上重加辑校而成。而元刻本则从蜀刻本系统所出。因此，单将元本与宋浙本作比较而作出元本胜于宋本的结论是不符实际的。由此想到，唐宋人的诗文集，在南宋有浙刻与蜀刻两大版本系统，尤其是唐人别集，留存宋版尚多（即使宋版已佚，也可据元明翻刻本找寻脉络），应逐种作比较研究，搞清版本源流，揭示其特点，区分其优劣。 譬如唐杜荀鹤的诗集，传世版本系统主要有二：一为宋浙刻分体本（卷上为“今体五言”，卷中为“今体七言”，卷下为“今体五言七言绝句”），今宋本已佚，以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唐风集》最为通行；一为宋蜀刻不分体本（卷次为一至三而非上中下，三卷皆以“杂诗”标目），今藏上海图书馆，名《杜荀鹤文集》，乃海内外仅存之孤本（图25）。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有云：“予藏九华山人诗，是陈解元书棚本，总名《唐风集》。后得北宋缮写，乃名《杜荀鹤文集》，而以'唐风集’三字注于下。”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引陆敕先题跋云：“世传分体《唐风集》俱出南宋本。余尝假钱遵王本校过，藏诸家塾。毛斧季新得沙溪黄子羽所藏北宋本，既未分体，且多诗三首，与世本迥异。偶过汲古阁，出以示余，且以家刻本见贻。因校此本携归，识于灯下。壬寅仲冬二十日陆贻典。”是知分体本曾经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刻行，毛晋刻本当从陈本或传抄陈本出，刊刻时尚未及见不分体本。不分体本系其子毛扆（斧季）获得（即今上海图书馆藏本）。壬寅为康熙元年（1662年），陆氏题跋时，毛晋谢世已三年。 受钱曾影响，清人皆误认为不分体本刻于北宋，遂有不分体本在前而分体本在后之说。其实不分体之《杜荀鹤文集》刻于南宋四川。传世蜀刻唐人集大致有十一行二十字本、十二行二十一字本、十行十八字本三类。十二行二十一字本除《杜荀鹤文集》外，现存者尚有孟浩然、张承吉、皇甫持正、李长吉、许用晦、孙可之、司空图、郑守遇等集，另有孟东野、刘文房、刘梦得、陆宣公、权载之、元微之、张文昌、姚少监、韩昌黎等残本，大约刻于南宋中后期，版式字体风格统一。 因临安陈氏所刻分体本失传无闻，不获与蜀本比较刊刻年代之后先。然而，毛氏汲古阁本之顾云序文题为“唐风集叙”，两版本系统之顾云序文皆曰“仆幸为之叙录，乃分为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风集’”;又宋元人所撰公私书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亦皆题为“唐风集”，则顾云所编者当为分体本，不分体本为后人重编，故陈氏本系统问世在先而蜀本系统产生于后。 除编纂体例不同外，将蜀刻本与毛氏汲古阁相较，蜀本篇什略少（蜀本录诗三一四首，毛本三一八首），但有《和吴太守罢郡山村偶题二首》、《送人遇乱归湘中》三首为毛本所无，至于文字，两本亦可互为校正。则整理研究杜荀鹤诗作，两个版本系统不可偏废。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人别集，其来源大多可追溯到南宋浙刻与蜀刻两大版本系统，如果能将这两大版本系统作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相信还会有新的发现，其有功于学术是不言而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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