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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之所以被王莽选择为他进行王朝更替的手段，是因为它是对春秋时代流行的篡逆政治、夏商周三代的居摄政治与五帝时期的原始禅让政治的综合与扬弃。
由于找到了一条新的皇权政治下王朝更替的政治出路，王莽的禅汉对后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的王朝更替政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王莽开始的对禅君的监禁制度与对前朝君主宗室的降杀政策作为王莽的禅让“心法”，对后世王朝禅代的事后安排政策起着巨大的示范作用。 1、禅让方式的被选择顾颉刚在其《汉代学术史略》第十四章“王莽的受禅”叙述完王莽受禅后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
与先秦燕国哙让子之不同，王莽禅让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程序的政权更替的政治活动。 让国尽管曾成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潮流，然现实中的禅让却不受士人的欢迎，连对贤人政治尊崇的儒家思想家孟子与荀子，也对燕国的禅让不存任何好感。 韩非对禅让是极尽诋毁之能事，完全接受韩非法治思想的秦始皇是以武力征伐统一六合的，之后的刘邦也是以武力征伐建立起汉朝，可见在秦汉之际，统治者对政权更替方式的思维定式依然是汤武的征讨，而不是尧舜禹的禅让。 这一政治现实似乎进一步表明，春秋战国时代的禅让事件与禅让思潮对秦汉之际的政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王莽要施行禅让，就不得不打破统治者在朝代更替上，唯征讨是举的传统思维定式，并设法使对禅让不利的舆论进行合理的引导。 现实中从西汉中后期泛滥开来的“天下为公”的禅让思潮，给王莽禅汉以极大的舆论助力，以仁政为特点的儒学，在西汉中后期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大一统政治现实，也极有利于统治者抛弃战国末秦汉初的征讨惯性思维。
对王莽来说，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抉择，即如何处理权臣与君主之间关系这一艰难的课题。这是在新的君主专制统治下的权臣与君主的关系，与三代及春秋时代的权臣和君主关系不同。 2、篡逆的代价三代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还是宗族分封制度，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使君臣之间的距离远不像后世那样遥不可及。 随着君主专制制度从战国时代的兴起，秦统一后得到确立，君主的高度集权使君臣之间地位形成森然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君臣之间比较密切亲情关系的殷周时代，权臣多以摄政来统领政务，摄政形式表现为对旧政权的服从、因循与依赖；而称王则意味着对旧政权的完全捐弃。 伊尹放太甲然后又让其复位，周公摄政后又归政于成王，他们这样做，或许有像孟子所说的道德境界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对殷周继承制度不敢肆意破坏的恐惧，是对传统习惯的屈服。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权臣对政权的控制主要采取篡逆形式，其较次要的形式即是包括禅让在内的让国，摄政形式只是偶尔用之。 无论是篡逆还是让国，都是对西周传统继承制度的反动，他们共同助成了礼崩乐坏政治局面的形成。 篡逆又可细分为直接弑杀或废黜君主后的自立与直接废黜或弑杀君主后的另立傀儡。 篡逆是一种无奈的滴血政策，它既是政治危机尖锐化的表现，又是其危机得以解决的极端形式；频繁的篡逆给统治阶级带来的往往是两败俱伤，给国家百姓带来的是极度的动荡不安。 正是由于对社会稳定的巨大破坏力，于春秋战国时代极为频繁的篡逆不应该成为促成政权更替的主要方式。
又正是由于它在人们心灵里播下恐惧、根植仇恨，篡逆政治并不符合广大民众的心愿，也因之受到从民本出发而主张仁政礼制的儒家思想家的口诛笔伐。 也正是由于它对君主专制权力的否定与削弱，篡逆政治受到了于战国末、秦汉之际兴起、极力主张君主集权专政的法家思想家们的激烈攻击，韩非子讲法术势的目的就是为君主提供防止权臣篡逆的策略。 3、为何王莽要禅让而非篡逆？当历史的脚步来到西汉晚期时，刘氏中央君主专政政权又面临着新的政治危机。 艰难的时代呼唤杰出人物的出现，王莽就是在西汉王朝步履艰难之际步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王莽面临着要解决在政权何去何从的实际问题，即如何处理君主专制制度下权臣与名义天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采取春秋战国时期的篡逆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效仿周公与伊尹那样得而复失，既不是踌躇满志的王莽所能甘心的，现实中皇权专制制度也不允许最高权力的被分享。 由摄政而达到最高皇权的分享者如果不永久地拥有政权，那么一旦失去权力，摄政者本身及其家族将很难躲过导致灭顶之灾的政治灾难。 周公的因谣言被迫南窜，霍光家族的被族灭，其前车之鉴不能说少。王莽不愿蹈先行者之覆辙。他要的不是霍光式的摄政，而是实质上的天位。 他需要的是政权的平稳过渡，而和平过渡的政权，在王莽之前就只有传说中尧舜禹的禅让。他要在周公摄政、春秋篡逆与尧舜禹禅让三者间找到一个调和甚至是折中的方法，而其中篡逆的底色，要被掩饰、摄政的手段要得到渲染、禅让的目的一定得达到。 要达到禅让的目的，王莽着意效法的是尧舜禹的禅让模式，而不是战国时代燕国哙的禅让。 燕王哙让子之，燕国差点因之灭亡，政治后果严重；子之求禅，有玩弄政治欺骗之嫌，当时与后世的政治家都把子之等同于乱臣贼子，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两点对于一向谨小慎微而又十分注意声名形象的王莽来说，都是非回避不可的。 所以燕国禅让尽管距离王莽时代最近，却是王莽所最不愿效仿的。 相反，尧舜禹禅让，给社会带来了尧天舜日的至治，尧舜禹也被当作中国历史上圣贤帝王供奉于神坛。
王莽效仿远古的尧舜禅让，就不仅能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减少政权让渡时的阻力，自己还可以因比肩尧舜而获得心里的虚幻满足。此外，史书中对燕王哙让子之记载十分简略，没有留下多少可以直接参照的内容与模式。 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对远古尧舜禹禅让的记载尽管零碎分散，但若把他们所有有关尧舜禹禅让的记叙文字综合起来，则会发现史书中对尧舜禹禅让的记载远比对燕国禅让的记载丰富完整。 王莽效仿尧舜禹禅让倒显得更加的便捷实用。 4、王莽禅汉的“三步走”王莽的代汉过程也即是禅让政治初步形成的过程。 通过对王莽代汉具体过程的叙述，以便了解王莽是如何处理权臣与傀儡天子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禅让形式完成朝代转换。 王莽禅汉大概可以分为三步走”，即篡逆、居摄与即真（即位真皇帝）。 （1）篡逆 《荀子·臣道》曰：“逆命而不利于君，谓之篡。”颜师古注《汉书·成帝纪》曰：“逆取曰篡。” 篡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如任意废黜另立君主、残忍杀害君主、黜杀君主而后自立等等。王莽的篡逆主要是弑帝行为。
篡逆阶段也即弑帝阶段。要达到弑帝的目的，首先得控制西汉政权的政局。哀帝的驾崩为王莽掌握西汉政权创造了条件。
王莽要控制西汉政权，哀帝之死的天赐良机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而起关键作用的是他的姑妈太皇太后。 哀帝御世时，王家势力受到哀帝外戚势力的有力制约，在哀帝傅太后咄咄逼人的攘权面前，太皇太后被迫隐忍退让。 太皇太后在哀帝死后之所以委政王莽，为的是不让西汉政权旁落其他外戚，完全是出于自保的目的。 王莽之所以会被重视，与他的政治才华被太后与群臣所赏识以及其人品被士大夫所首肯有很大的关系。 王莽的政治才能从上台伊始就开始显现出来，他首先清除了自己政治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迫使叔父王立、王仁双双自杀，从此就没有人能与他分享太皇太后的宠幸了。 而独得太皇太后的宠幸与重任，就意味着能牢牢掌握西汉政权。之后他与皇帝结为姻亲，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两着棋走顺之后，王莽被尊为“宰衡”，集殷之阿衡伊尹、周之太宰周公于一身。 数年之间，随着王莽由元始元年的“安汉公”飙升为元始四年的“宰衡”，王莽集团势力完全主导了西汉的政局。 掌握西汉政权后，王莽下一步就要施行弑帝的篡逆了。 平帝即位时9岁，到元始五年他已经14岁了，已到懂事有一定判断力的年龄，再过两年小皇帝就要正式行成年礼，自主处理国家政务。
平帝乃卫太后之子，卫太后与王氏媾怨颇深，平帝心理播下了对王氏的怨恨种子。 正史《汉书·王莽传》没有记载平帝的死因，是因为天生体弱多病后，自然死亡还是因为王莽在其中做了手脚而导致的人为死亡，史学界依然没有定论。 就逻辑推理来说，弑帝之说更为合理，因为体弱多病并不一定就夭折，而作为一国之君的平帝，他应该享有更多更好的医治机会。 其次，当时反抗王莽夺权的翟义以“王莽弑帝”之罪号召义军，也不能仅仅看作是政治宣传的诡计，应该是有一定的传闻依据。 王莽的弑帝若放在“弑君三十六”的春秋时代与更加荒唐的战国时代本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其意义与影响也不会太大。
可是，发生在西汉这个大一统帝国平和年代里的弑帝，却想不到会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它开启了西晋南北朝时代禅让必弑帝的先河。 弑帝篡逆与禅让政治就这样成为了孪生兄弟。 （2）居摄 王莽居摄是从平帝被弑后开始的，其酝酿则于平帝驾崩之前。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
没多久，平帝接着生病驾崩，事情就是那么的蹊跷。平帝已经不是孺子了，王莽的居摄必须有孺子为前提条件，所以非孺子的平帝就命中注定要病死。 王莽的居摄在平帝死的当月被提上议程，次月即正式居摄，并改元居摄以标志之。 所谓居摄，即是居于天子之位，摄行天子事务。 按刘歆的解释为：
居摄的前提条件有二：
这两个前提条件在当时都已经通过各种手段而具备。这就是王莽居摄的必要性、合法性。 所谓必要性，就是讲王莽的居摄并非出于自已的私利，而是为了汉朝的国家利益着想，因为汉家王朝的安危完全系于他的居摄与否。 所谓合法性，是因为王莽的居摄与历史上大圣人周公的居摄异世同符，都是出于至公的、权宜的做法。 无论是必要性还是合法性，都是打着周公居摄的幌子，来做王莽居摄的文章。对王莽居摄的合理合法，几乎都是通过与周公的间接比附来实现的。 与周公强调居摄的必要性相比较起来，王莽更强调居摄所带来的特权与名分，居摄的必要性倒是极其次要的。
探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3）禅让即真（即位真皇帝）秦汉时期的官职可以假授。这或许给王莽以启发，既然一般官职可以假授，那么皇帝为什么就不可以假授？ 所以王莽给自己的居摄王取了“假皇帝”称号。 假授的官职很少不即真的，一般以一年为限，次年即真；同样，王莽的“假皇帝”也一定要即真的，不过他的即真年限比一般官职长点，是两年半的时间。大概到了居摄三年春，“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 可见王莽的即真（即位真皇帝）是在他相继击败了宗室刘崇与东郡太守翟义的反抗之后，与周公在征讨管、蔡、武庚的叛乱前称王的情形不同。 王莽即真之谋分三步走： 一是不为生母守三年之孝。 不为生母守孝事，正史从王莽“意不在哀”来解说原因，这种从一般人的常情出发而得出的解释不仅是皮相的，甚至于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意不在哀”是史家故意诋毁王莽的不守丧礼，事实上，王莽乃礼学出身，年轻时“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 王莽无论是修身还是为政，都以礼为准则。 如他元始三年嫁女给平帝，是“考论《五经》，定取礼”；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乃是制礼盛事；居摄元年亲行南郊、大射、养老礼，也是循礼而动。 王莽靠谦谦守礼博取声誉，步入政坛，决不会在为母守孝上违背礼制的。 王莽不为生母守孝，依然是为了守礼，不过他守的礼不是官民之礼，而是帝王的丧礼，天子乃天之子，是父天母地的，故祭祀上“不得顾其私亲”。 王莽不为生母守三年之孝，其真实意图是为了突出其皇帝乃“奉汉大宗之后”的正统性，并因之掩饰假皇帝名分，因为既是假皇帝，那么在守孝上完全可以适用三年丧礼的，王莽想通过守天子丧礼来暗示他的手下或昭白天下，即真的时间已为时不远。
第二步，是制造祥瑞符命。 符瑞制造可以追述到王莽居摄之初，王莽即是靠符瑞来逼迫太皇太后让其居摄为“摄皇帝”的。之后由居摄向即真的转变也同样借助了符瑞。 第三步就是正式即位，也就是行受禅礼。 王莽居摄时处处以周公为准则。然而，周公居摄七年后还政于成年的成王，王莽若依其准则，那么意味着十四年后依然要自动还政于孺子婴，王莽就给自己设了套儿。 他打出周公的旗幡实现了居摄后，下一步就得考虑如何撤去周公的旗号。周公是圣人，能压倒圣人的就只有天帝天命了。所以实现由居摄向禅让转变的根据在于天命天意。 天命天意的传达采取自然的兆示与借助神意的传言人两种方式。 王莽借助大自然的祥瑞昭示来论证自己顺天意即真，然这还不够直接，王莽还得借助神意的直接传言人来助成禅让，于是就有了居摄三年底哀章献金匮图与金策书的事情发生。 哀章与王莽有没有关系，史书中没有记载，按其就学于长安推测，哀章也许是当时大学博士门下的诸生或征召而来的“异能之士”。 王莽于元始五年“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并征聘各种异能之士达数千人。王莽被授予“位在诸侯王上”的宰衡之位，就得力于这些诸生与异能之土的推波助澜。 这些诸生与异能之士既能在王莽的授意下把王莽推到宰衡的位子，也就能把他推到居摄“假皇帝”的位子，同样也能把他推向真皇帝的宝座上。 哀章就是这批附骥于王莽的诸生或异能之士中的佼佼者，他揣摩透了王莽的心机，瞅准齐井、石牛昭示天意事情发生的机会，让自己摇身一变而成为神意的传人。 从哀章能顺利进入高庙，仆射似乎早有所待迎接他的到来，一切都像预先安排，只等待哀章来拉开禅让的剧幕。 天命是通过“高皇帝之灵”来传达的，其依据是天帝的“金匮图”与汉高祖的“金策书”。 有天帝的旨意就可以厌服众口；有汉高祖的诏令，刘氏宗室也就只好乖乖听从。 既然天命如此，汉高祖又有指令，王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由摄皇帝正位为真皇帝。 一切都是神灵在暗中安排操纵，在哀章送金匮图与金策书前，宫廷中就发生了白布单衣的神人擅入王宫宣布王莽受命即真的怪事，哀章送图策后又出现大神石催促王莽赶紧到高庙受禅的事情。 王莽受禅就是在这种神怪氛围下顺利完成的。 然而，要靠神灵直接直面的撑腰，则王莽行禅让依然无法理直气壮，这就是王莽禅让与后世禅让的一个显著区别，也反映王莽禅让政治的不太成熟特点。 王莽行禅让政治的不太成熟还表现在受禅地点的选择上。
王莽选择高庙受禅，与汉魏以后受禅于南郊很不相同。 王莽着意模仿尧舜禅让，尧舜禅让有“受终文祖”的记载，孙星衍注引司马迁曰：“文祖者，尧大（太）祖也。” 尧舜同祖黄帝，尧大祖或许就是尧舜的共祖。西汉开基于高祖，儒子婴的大（太）祖应该是高祖，故王莽受禅于高祖庙，正是对舜受禅于尧大祖庙的刻意模仿。 王莽摄政仿效周公，即真受禅模仿舜禹，可见他的受禅是对三代摄政政治与五帝时代的原始禅让政治的一种综合。 5、从“假皇帝”到真皇帝王莽禅让即真三步棋环环相扣，都紧紧围绕着由摄皇帝如何向真皇帝转变来进行的。
第二步与第三步之间其实是无法绝然分开的，因为无论是上天的自然昭示还是天意符命的直接传达，使用的是同一种手段——神道设教，达到的是同一的目的——酝酿神秘氛围、大造禅代声势。 可以说，这种神道设教的手段在王莽代汉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有效的利用。 通过篡逆、居摄与禅让即真三阶段，王莽完成了由权臣向摄政宰衡、再到假皇帝、最后受禅为真皇帝的三大飞跃。 篡逆是对春秋权臣篡逆弑君的模拟；居摄是对三代周公与殷商伊尹摄政的模仿；而禅让则是对五帝禅让的效仿。 王莽的每一次飞跃都意味着对其前一次认识的否定，通过这样的否定之否定，终于在复古路的尽头找到了权臣改天换日的最佳途径——禅让。
王莽的禅让不是对尧舜禹时代原始禅让的简单模仿，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它综合春秋篡逆、三代居摄、五帝禅让为一体，使禅让政治变成解决专制王权政治危机的一条重要的出路。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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