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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进志第 142 篇原创文章  年轻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大约在他写《鼻子》的时候。 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与政治纠缠不清的作曲家 — 这种情况无论对政治还是对音乐，往往都是坏消息。斯大林曾在 1936 年观看了这位年轻作曲家的一部歌剧演出，并发现它很陌生。肖斯塔科维奇在后来的信中说感到非常恐怖，每当铜管乐响亮地演奏时，他都会看到苏联领导人瑟瑟发抖。亲历者的描述也证明，紧张的作曲家在最后去鞠躬时，脸色“白得像一张床单。” 第二天，官方报纸社论就谴责他的音乐为“浑浑噩噩的 — 故意不和谐的呱呱、呼呼、咕咕和喘气之流。”当时，国家要求艺术必须排除“形式主义”或“精英主义”，为无产阶级所接受，简单易懂。  理想观众心态：快乐、健康、冷静、高效。 政府的不赞成对肖斯塔科维奇是一场灾难。作为职业音乐家，他靠委托创作为生。此外，他巨大的音乐天赋引导他创作那些调用大部队（管弦乐队、歌剧）的大型作品。 在随后的名誉危机中，他取消了新作第四交响曲的演出（直到斯大林去世后的 1961 年才首演）。相反，他开始写《第五交响曲》，以此作为“苏联艺术家对合理批评的回应”。而幸运的是，它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评论家们祝贺他“没有屈服于以前错误做法的诱人诱惑。” 此后，肖斯塔科维奇专注于三种音乐创作：为支付房租而作的电影音乐，为获得政府赞成而作的官方作品（如交响曲），以及“供案头抽屉使用”的私人作品（如《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或惊人的弦乐四重奏系列）。在他所有作品中，听得出大量的情感：愤怒、绝望、讽刺、反讽、惊奇、温柔。但政治背景故事使其评价变得复杂。
当作曲家因为没有说出国家（或观众）想听的话而受到惩罚，艺术会怎样？这种在苏维埃政权下被压抑的作曲家 “案头抽屉” 的艺术，和西方国家那种政府完全忽视艺术，任由艺术家自由探索的艺术，又有什么不同？ 当国家利用艺术达到自己的目的时，艺术就成为一种社会工具，而不是个人解放或超越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迷失在历史哲学中：历史学家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价值体系会从内在特质信念（物理事物拥有神力）转向外在特质或超验主义信念（个人必须寻求超越外部现实的意义）。但现在让我们闭上嘴巴，用耳朵去听。  苏联画家 Konstantin Yuon 1921 年的画作《新星球》。 对我来说，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中有两首交响曲特别突出：2 号，献给十月革命，听起来像是对创造力的非讽刺性的庆祝，或者是一幅从头开始快乐地重塑世界的图景；4 号，是想象力的火药桶，是艺术家对新刺激的反应（他与马勒交响曲的相遇），但在其乐谱的最后几页，背景故事又回到了我们身边。这首曲子的结尾有我所听过的音乐中最惨烈的灾难画面。 但我想分享的实例不是这些。以下两个片段是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鼻子》，该作品根据果戈里的奇异故事，讲述了圣彼得堡的一位官员醒来后发现自己的鼻子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脸，有了自己的生命。  摘自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2013 年演出的 《鼻子》。 作曲家在惊人的年纪（22 岁）就创作出了这部天才爆炸作品。正如一位英国作曲家所写的，这作品是“一部由声乐杂技、狂野的器乐色彩和戏剧性的荒诞性所组成的激动人心的巡回演出，所有这些都在欢笑和愤怒的混合物中喷射出来。” 《鼻子》是在与前卫导演梅耶霍尔德的合作中形成的，梅耶霍尔德曾将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收入麾下。作品创作期间，肖斯塔科维奇住在梅耶霍尔德的莫斯科公寓里。 在俄国革命前后，随着社会的崩溃和重塑，俄国前卫派产生了极端的想象力。梅耶霍尔德和他的同事 — 未来派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画家马列维奇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作品为后来在西欧扎根的极端现代主义做出了贡献（并有时超越了）。 但梅耶霍尔德的审美观后来触犯了当局。他在 1940 年被处决。  《鼻子》（1928 年） 第二幕间奏曲 莫斯科室内音乐剧院录制
△ 这段音乐插曲就像一台噩梦般的马戏团机器，直接指向接下来片段中奇怪而简单的民歌。 肖斯塔科维奇 《鼻子》 第六场
肖斯塔科维奇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1948 年） 第三乐章 小提琴，Lydia Mordkovitch
作者裴克为（Craig Pepples），美国人，曾任跨国企业 CEO 及著名商业管理类媒体出版人，现居香港，热爱作曲和美好生活。裴先生目前担任保罗·祖科夫斯基非营利基金会 Musical Observations Inc 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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