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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对国人来讲并不陌生；但对于一千一百年前的辽朝，却算一项壮举。 辽朝的一国两制，就是在皇权统治下的、两套并行的政治行政管理体制。 《辽史》中对此有着精准的解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就是——在一个辽朝的前提下，蕃汉分治，辽法治辽人，汉法治汉人。 严格来讲，辽朝全面推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掉渤海国之后。 上篇说到，灭渤海国的过程，引发了一系列诡异的效应，包括耶律阿保机的离世、黄龙盘城和扶余之变等；而在渤海亡国后，如何管理这片土地和人民，也成为了考验辽朝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道必答题。 受活动地域限制，契丹族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以游牧为生，“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一年到头逐水草而居，不会种地，社会生产力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后来，随着中原地区进入五代十国大乱斗时期，汉族农民和士人或主动投奔、或战败被掳，纷纷被纳入了契丹的统治范围内，辽国境内才逐渐有了零星的农田和农业。 反观渤海国，从唐末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开始算起，迄926年被辽攻灭止，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啊很抱歉，目前关于渤海国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某国的，在乱认祖宗这事上，没人比得过他们。） 由于和唐朝关系密切，渤海国深受唐文化影响，有着比辽国更繁荣的经济、更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更完善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封建化程度很高的政权。而且，灭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渤海王室、遗民都对国破家亡怀有强烈的仇恨，非常难管。 显然，在攻灭渤海国之后，辽朝的统治范围内，赫然存在着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两种社会形态： 南边集中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汉人和渤海国人；北边则生活着以畜牧业为主、经济文化较为不发达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
针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耶律阿保机和臣僚们无师自通，实事求是，采用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实行了南北分治的双轨制度。 由于相关史料实在不全，我们无法知晓耶律阿保机和大臣们的决策过程，但最终的决策成果，确是一项政治创举—— 辽朝中央决定，在渤海国故地建立东丹国，立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将渤海国的原有制度加以微调，在东丹国境内继续延用。 这样，东丹国成为了辽朝统治下的国中之国，除了军政大事要听辽朝中央统一部署外，在内政、外交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东丹人治东丹，高度自治。 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继承他爹的分治精神，在得到石敬瑭贡献的燕云十六州后，“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诸宫，......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简单来说，耶律德光延用了燕云十六州原有的统治机构，并加以发扬光大：在中央上延用了调整后的三省六部制，在地方上延用了州郡县制。 除了在燕云地区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外，耶律德光还全面推行了南北面官制度。 南北面官制度，就是两套基本平行的统治机构和办公衙署，分别管理长城南北的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 南北面官这个名词，听起来有点费解，但实际是因为捺钵时，两套办公系统里的官僚都随皇帝出游，分别驻扎在皇帝宫帐的南北两侧，故分别命名为南面官和北面官。
住在皇帝宫帐北边的北面官，用契丹的法律制度，管理契丹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事务，比如放牧、部落、军事等；住在皇帝南边的南面官，用汉族的法律制度，管理汉人和渤海人的民政。 历史上，北面官一律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官则可由汉人、渤海人等其它异族人担任。 《天龙八部》中，萧峰回归辽国后，被封为了南院大王。虽然真实历史中并没有这个官职，但是从金庸老先生给他设定的专管汉人民政的工作范畴来看，似乎透出了南面官的影子。
辽朝的这套官制极其复杂却极其有效，不但治理得当，还借机安抚了汉官汉民，让人佩服。 耶律阿保机同志和耶律德光同志，能够脚踏实地，兼收并蓄，创造出如此符合辽朝基本国情的统治制度，堪称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宝贵财富。
归根结底，耶律德光同志的政治智慧，来源于耶律阿保机；而耶律阿保机同志的政治智慧，和他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成长于游牧民族单一文化下的耶律阿保机，自幼对汉文化有着谜之热爱。 《辽史》说，同为创业者，耶律阿保机因为太崇拜汉高祖刘邦，就给自己起了个汉族的姓，跟着偶像，一起姓刘；同时，又因为羡慕刘氏创业集团里有萧何这样得力的左膀右臂，便给皇后一族统统改了姓，都姓萧。
追星追到这种程度，真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追星，但阿保机并没有耽误本职工作，他的远见和胸怀，既得益于他本身的智慧和追星（追求），也得益于他身边有一批得力的汉族谋士。 这些汉族谋士在阿保机成功的民族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叫韩延徽。 韩延徽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同是“延”字辈，俺们群众耳熟能详的，是杨家将里的杨四郎杨延辉。 一些学者认为，韩延徽，恰恰是杨延辉这个虚构人物的历史原型；“四郎探母”的故事，曾经发生在韩延徽身上。
唐末和五代时期，王朝更迭很快，整个中原地区一片混乱。五十年中换了五个朝代，公务员们并没有什么忠君保国的观念，纯粹抱着打工人的心态上工。 当时，韩延徽全家生活在中原地区风暴的中心——幽州（今北京），历仕多朝，也算个公务员世家。 割据幽州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觉得韩延徽“少有英才”，便提拔他为幽州府文学和平洲录军参事，并与冯道同在袛候院工作。几年后，他又当上了幽州观察度支使，主管地方财政工作。 总之，不同部门几乎轮岗了一圈，韩延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都了如指掌 。 后来，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囚禁他爹，篡位成功。一朝天子一朝臣，史书里虽语有保留，但合理的猜测是，在刘守光当老板的日子里，韩延徽受到了冷遇，工作上遭遇瓶颈，进退两难。
天祐四年（907年），刘守光派韩延徽出使契丹，想找耶律阿保机借兵打仗。身为一个有点傲气的官二代，韩延徽面见阿保机时，坚持不肯行跪拜之礼，惹得阿保机大怒，一气之下，把他扣下，不让他回家。 契丹人游牧为生，作为人质的韩延徽也不得偷懒，被派去野外牧马，正巧让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看到了。 述律平皇后是个在史书中有着浓墨重彩的奇女子，她跟随阿保机南征北讨，战功无数，看人也独具慧眼。 看到大好的人才在牧马，述律平向阿保机进言：“韩延徽守节不屈，是个贤人。你应该对他好点。”于是，耶律阿保机把韩延徽叫来，详细交谈，发现他有大才，便尊为谋士，礼遇有加。 接下来的日子里，耶律阿保机给予韩延徽充分的信任，让他从零开始，设计一整套全新的治理模式。 韩延徽放手展开工作，为辽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制定了财政税收体系，并且，作为土生土长的汉人，他推动了辽朝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逃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安顿下来，家家登记户口，户户开荒种田，用汉人的法律进行管理，按照中原王朝的赋税制度，按期纳税。人们安居乐业，自愿成为辽国的臣民，不再逃亡。
（图为契丹男子的传统发型。辽国统治者在这方面比较宽容，从不强迫治下的汉族民众剃发易服，汉人想穿啥就穿啥，想梳啥发型就梳啥发型） 在辽朝住得久了，韩延徽难免思乡心切，想回家看看，也顺便找找机会。他的家在幽州，在中原王朝管辖下（当时石敬瑭大概还没出生）。 此时的中原是后唐的天下，后唐开国皇帝李克用已经老去，晋王李存勖（即石敬瑭的岳父的哥哥）蠢蠢欲动，打算继承皇位。 对韩延徽来说，回家，就等于跨出了辽的领土。因为怕耶律阿保机横加阻拦，韩延徽不敢声张，偷偷跑回了中原，去找李存勖应聘。 李存勖早就听闻韩延徽的才能，对他大为赞赏，想挽留他为后唐出力；韩延徽却发现，李存勖府里的掌书记王缄嫉贤妒能，很看不惯自己。
强敌环伺，并且强敌资格比自己老，地头比自己熟，精明的韩延徽越想越怕，再住下去，别说建功立业了，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于是，韩延徽向李存勖申请探亲假，说自己想回幽州探望母亲。 探亲是人之常情，李存勖欣然同意。韩延徽星夜上路，一口气从太原奔到了幽州，偷偷躲进了老朋友王德明的家里。 王德明替朋友着急，问他打算何去何从，韩延徽说，“整个河北都已经是李存勖的天下了，我准备再回契丹。” 王德明很纳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契丹还能容得下你？ 韩延徽却胸有成竹：“他（耶律阿保机）失去了我，如同失去了左右手一般。我再回去，他见到我一定很高兴。” 事实证明，韩延徽的判断是正确的。 韩延徽走后，耶律阿保机非常思念他。 有一天，耶律阿保机梦见一只白鹤从自己帐中飞了出去，没过一会儿，又飞回来了。阿保机惊醒，恰逢侍者来报告，“韩延徽回来了！” 美梦成真，耶律阿保机高兴地冲了出去，拍着韩延徽的后背问，“老弟啊，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韩延徽故作诚实：“我思念母亲，想回家探母，又怕您不同意，就自己偷偷跑回去了。” 阿保机表示理解，又问，“那你咋又回来了呢？” 此时，韩延徽说出了一段非常肉麻的话，摘录如下：“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 翻译过来，就是—— 臣回来，是因为臣的心，始终在陛下身上啊！
面对如此真情告白，耶律阿保机既高兴又感动，激动之下给韩延徽改了个契丹名字，叫“匣列”，在契丹语中，“匣列”是“归去复来”的意思。 自此以后，韩延徽升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朝廷内外上下一切事宜，阿保机都让他参与决断。 故事里，杨四郎杨延辉虽然娶了辽国公主，却家国不能两全，郁郁寡欢；而在现实中，韩延徽在辽朝踏踏实实地住了下去，再也不想着逃跑了。 韩延徽辅佐耶律阿保机创业，连仕三帝，在辽世宗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世宗追赠他为尚书令，将他安葬于老家幽州的鲁郭（即今天北京西南的八宝山，对，就是这么巧，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那个位置）。《辽史》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 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他老人家还有另一个著名真理——“落后氏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最终将被先进民族所征服”，这条真理，也体现在辽朝百年国史中。
取得渤海地区和燕云十六州后，契丹统治者学习中原王朝的经济制度、文化礼仪和生活方式，还继承了渤海国盛行的佛教传统，并笼络了一大批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进取精神，使辽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冯道番外（上） 韩延徽在刘仁恭手下工作时，有个同事，叫冯道。 冯道，字可道，号长乐老，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最为人知的，就是如不倒翁般的政治生涯，与他同时期的人们都称赞他，宋代及后世的史家，如薛居正、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多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骂他是无耻之尤。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五十多年内换了五个朝代，皇帝更是换得像走马灯，而冯道却始终稳如泰山，屹立不倒，铁打的冯道，流水的皇帝，令人咋舌。 冯道最早效力于割据势力刘仁恭、刘守光一族，后来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期间还外聘到了辽国，为辽太宗耶律德光工作了一阵。 算下来，冯道先后效力于四朝十一帝，而且职位还都是宰相、三公、三师之类的超级高官，世称“十朝元老”。 冯道其实算个好官，在位期间，他清廉爱民，声望很高，时人评价他“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在私德和业务水平上，连痛骂他的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后世正人君子们抨击冯道的理由，主要在于——他不是忠臣，一身事诸君，何况还有一任老板是夷狄（辽太宗耶律德光）。 这种抨击的声音，基本是入宋之后才产生的，而且愈演愈烈。在不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前提下，我姑且把这种演变定义为：社会主流舆论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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