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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曾10次改道、7次淹北京城,地势更低洼的金中都,是如何防洪的?

 半山翁丁亥 2023-08-19 发布于北京

河分桥柱如瓜蔓,

路入都门似犬牙。

落日卢沟沟上柳,

送人几度出京华。

这是金代诗人赵秉文所写的《卢沟》,是已知最早的、关于卢沟桥的诗。马可波罗曾称赞卢沟桥说:“河上架有一座美丽的石桥,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三百步,宽八步,十个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

赵秉文提到的卢沟桥已不存在,它毁于康熙年间的一场洪水,今天所见的卢沟桥重建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永定河被称为“小黄河”,历史上曾10次改道,7次淹北京城,8次淹天津城。从元朝建立的1271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640年间决口124次,平均每5年便有一次。

清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洪水涌入京城,紫禁城内“宫门左进水深至五六尺……军机直房内进水已将盈尺,不能驻足,各衙门奏事均须徒涉进内,水深过膝”,普通百姓“避树上巢居”“屋宇倾圮者不可数计”。嘉庆帝为此放弃了木兰秋狝,且“停止一切筹备事宜,庶息民劳而省己过”。

永定河如此可怕,引人好奇:金中都地势更低洼,它是如何防洪的?

从史料看,金中都始终没找到好办法。据学者武玉环统计,金朝史料共记57次水灾,金中都竟占了11次,达全部水灾的19.3%,且越到后期,水灾越严重。甚至可以说,水灾也是造成金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元朝比金朝更重视防洪,元大都迁到地势更高的北边,即是一个好办法。

永定河曾10次改道、7次淹北京城,地势更低洼的金中都,是如何防洪的?
(清)张若澄绘《燕山八景图·卢沟晓月》

一开始没做好功课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这是金代名臣梁襄对金中都的评价,也是金海陵王迁都的理由。

从宏观看,金朝将首都从上京(今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中都,是明智之举;可从微观看,准备时间太短,不得不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匆忙扩建完成,带来种种问题。

首先,辽南京地势低洼,离永定河近,易生水患。

据《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一书统计,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年)到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年),北京共发生12次大洪灾。以993年水灾为例,“桑干(即永定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奉圣(今属河北省涿鹿县)、南京(今属北京)庐舍多垫溺者”。

这还不包括辽朝刚占幽州(今属北京)时,幽、瀛(治所在今河北省河间市)、莫(治所在今河北省任丘北)三州大水,数十万灾民逃至后周。

其次,气候剧变,金朝却未设防。

辽金是中国气候史上第三个温暖期向寒冷期的过渡阶段。气温下降,造成自然灾害增加。

辽代早期,北京水灾一般发生在七八月份。可到辽代中后期,水灾时间不定,还出现了此前没有记录的旱灾。到了金代,旱灾、水灾的频率都增加了,规律性更不明显,且越到末期,发生频率越高,加上风灾、地震等,让金朝统治者焦头烂额。

不能不说,早期没做好功课,给后来添了大麻烦。

粮食供给成瓶颈

除了防洪观念薄弱,金朝统治者还忽略了一件大事——粮食供给。

辽代北京名为陪都,实为边镇,保障驻军用粮即可。北宋缴纳的“岁币”在此交接,另有边境贸易,即使如此,仍有饥荒。

北宋末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途经燕山府,记录道:“自燕山府(今北京)八十里至潞县(今北京通州区)。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尸插纸标于市售之以为食。”

宋徽宗知道后,下令送50万石粳米,“以赡燕军”。

古代北京地区粮食产量低,且自然灾害不断。比如今天少见的风灾,金朝史料记录共30次,12次发生在北京。

农业生产力弱,金朝还采取了奇葩的猛安谋克制,将大量女真人迁到华北务农。

为保障他们的利益,金世宗表示:“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

于是,基层官府尽夺民间良田以供猛安谋克户,“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

可政策倾斜了,并没调动起猛安谋克们积极性,他们得了良田,“不自种,悉租以民,有一家百垅无一苗者”,整天“惟酒是务……(有)预借二三年租课者”。

金朝重视农业,可强力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反而降低了整体效率。

把首都移到北京,皇族、贵族、官僚系统、宫廷服务人员等都要吃饭,靠本地所产无法支撑。于是,金中都的粮食供给只能靠漕运。

金口河修成了大笑话

元朝办漕运有成,因气魄大,通过京杭大运河,将南方粮食直接运到北京,解决了供给问题。金朝则面临困境,因未征服南宋,无法控制淮河流域,只能采取临时的解决方案:先将山东、河北等地粮食水运到通州,再走陆路,从通州运到北京。

陆路运输成本高、运量低,远不如走水路。

金朝初期利用坝河,在今德胜门附近,直通通州,但坝河水量少,且地势高,漕船难通过,日渐荒废。

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到密云狩猎,见“运河湮塞”,指责户部侍郎曹望之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下令治理,可勘察后的结论是,需征调民夫万人,才能成功。因耗费太大,金世宗爱惜民力,表示:“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内里军夫,浚治。”这条运河应该就是坝河。从结果看,“浚治”的结果不理想。

大定十年(1170年),金世宗又决定“自金口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即在中都与通州之间修一条运河,将永定河水注入运河,使漕粮直接入京。该工程的核心是打通金口河。

没想到,金口河打通后,“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无法应用。平章政事驸马元忠建议:“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结果“竟不能行而罢”。

金口河工程体现了金朝治理的大问题:不重视专家论证,不实地踏勘,缺乏长远规划,片面追求短期效应。

金人修河元人用

金口河失败,尚能“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可它比金中都高45米,距离仅22公里。

大 定 二 十 七 年(1187年),有朝臣提出:“只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倘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扫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

射粮军是兼充杂役的士卒,纪律性差;埽兵则是专业的工程兵。

金世宗无奈,下令堵死金口河。《元史》指出:“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金口河存世仅10余年,乍兴乍废,暴露了决策非理性、不负责任等问题。

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在中都又开凿了新漕河,“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即引温榆河的一亩泉入高梁河,解决漕河的水量不足的问题。此前因缺水,从通州到金中都,水路需走10多天。

学者李珮在《金代中都地区运河建设概述》中指出,新漕河工程的效果不理想,据《金史·河渠志》:“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挽矣。”

1215年,金中都失陷,新漕河只为金朝服务了10年。

新漕河在元朝时发挥了作用。于杰、于光度在《金中都》一书中指出:“元代所开漕河,都是在金代旧漕河的基础上进行的,全部河道金时已有,这些河道自金朝南逃放弃中都后的几十年废弃不用,以致败落,元代只不过是把水源由一亩泉改为白浮泉而已。”

金朝重视治水,但缺乏整体布局的能力,总是徒劳无功。

治河落入了死循环

治水工程屡建屡败,金朝水患日益严重。

为治水,金朝付出巨大努力。

一方面,设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比如都水监,是完全独立的治水机构,官至四品,拥有较大权限。

另一方面,各基层官员均有治水之责。以漕河为例,“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衙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皆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

在关键区域设专官。比如为保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

在治水官员选拔上,也特别谨慎,“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遇突发情况,金朝皇帝还会派重臣,直接总督其事。

治水的官再多、再负责,也补不了先天的短板。

金朝水灾多,因金灭北宋后的第二年(1128年),南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和滑州(今河南滑县东)之间掘开黄河,致黄河改道,入侵淮河。黄河多沙,造成淮河流域淤塞,一遇暴雨,立成泽国。整个金朝,黄河水患多达57次。

金朝四次大规模修黄河堤岸,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投入民工累计994万余人。但金朝无力彻底解决河患,落入“修堤—泥沙沉积—溃坝—再修堤”的死循环,无力再关注金中都的水患。

聪明反被聪明误

金朝水灾多的背后,也有“人祸”的因素。学者武玉环认为,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只治不防。总是借口“以河道淤积,不能受水故也”,“向以不为水备,以故被害”。

其二,胥吏相互勾结。“百姓凡有差调,吏互为奸,若不早计而迫其征敛,则民增十倍之费,然其所征之物,或委积经年,至腐朽不可复用,使吾民数十万之财,皆为弃物,此害非细”。

表面看,金朝皇帝也强调以人为本,大灾后必有《罪己诏》,且参与救助,赈济灾民,减免租赋。但金朝更重等级,对受灾的猛安谋克、官员、老人大方,对普通民众却冷漠,且一阵风过去,便不再关注。

金朝允许猛安谋克蓄奴,灾民常“卖身为奴”,越是灾年,猛安谋克就越富。金朝也会干预,如“官为收赎”,但受惠范围太小。

面对水患,金朝统治者毫无作为,因朝野皆被迷信笼罩。正隆五年(1160年),河东、陕西地震,海陵王问司天马贵中:“何为地震?”马贵中说:“伏阳逼阴所致。”又问:“震而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以震。风为号令,人君严急则有风及物之灾。”

马贵中认为,地震说明阴阳不和,土地有压力,根本在“人君严急”。

问得荒唐,答得也荒唐,要命的是,彼此都信以为真。有了这种怪想法,当然不再想积极救灾,更不会为明天打算。

金朝北京的防洪工作很糟糕,留下教训。许多人却无视这些,一味溢美前人,言必称:“古人不比现代人聪明?”古人确实聪明,但没有科学头脑,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原标题:金中都如何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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