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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21日 感恩相遇 后稷文苑 农历七月初六 星期一 熏风起舜歌 ——从《南风歌》说起 运城学院 孟肇咏
相传由舜帝咏唱的一首古歌《南风歌》，流传于中华大地上已有约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今天深入挖掘研究古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为古为今用之时，《南风歌》无疑仍具有相当强大的正能量。 《南风歌》最早见于战国时《尸子· 绰子》：“舜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民之财兮。”又见于三国．魏时王肃《孔子家语·辩乐篇》。相传舜帝在运城盐池视察并与广大盐民共同劳动时，在温暖的南风吹拂和烈日蒸腾下，看到盐民出盐的欢乐景象，就弹起五弦琴而唱起此歌： 南风歌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又叫盐南风。指运城夏天中条山。山下吹拂在盐池上的温暖的东南风。每年在太阳的强烈照射下，只有东南风吹来，盐池的天然卤水与淡水结合才能结晶成盐。所以南风是盐池自然成盐的关键因素之一。故此歌以“南风”名篇。熏：和煦、温暖。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愠：恼怒。《诗·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毛传：“愠，怒也。”《论语 ．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时：应时，指南风应时节而至。阜：原指大山、丘陵，《诗·大雅·吉日》：“升彼大阜，从其群丑。”引申为肥大，再引申为繁盛、旺盛、丰富。《德言·孝至》：“君人者，务在殷民阜财。”阜财就是使财物丰富。所以这首歌似可今译为： 温暖的南风呀，可以缓解我民众的烦恼和愤怒呀！ 应时的南风呀，可以丰富我民众的财富和生活呀！ 诗言志。诗是表达诗人的心声的。当我们最初接触这首古诗歌时，首先会感到舜帝内心所蕴含的民本思想，犹如和煦的南风扑面而来。自古以来，帝王将相留下的古歌也有几首有名的。如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那是一位起自草莽，经过无数次征战，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威加海内，渴求猛士，为他守住疆土的汉高祖，酒后以抒心志的放歌。项羽的《垓下歌》则是一位盖世英雄、百战百胜的霸王在四面楚歌的威逼下，发出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充满悲剧色彩的咏叹调。而汉武帝的《秋风赋》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对永恒的时空发出人生苦短的悲歌。而魏武帝曹操的《龟虽寿》《观沧海》……这些歌和《南风歌》不同之点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于“王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根本对立。“王”本思想都蕴含着“朕即天下”的思想，在诗中都是以帝王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朕”就是天下的主宰，是天下的救世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诗大概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帝王气”吧。 《南风歌》的民本思想却非常明显。“民本”，即民为社稷之本根。把人民放在决定国家盛衰兴亡的首位。在《南风歌》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帝王形象，他日夜考虑的是人民的喜忧与福祸，是一个“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古代理想的帝王形象。孟子将民本思想定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概念，如果追本溯源，在《南风歌》的内涵中我们已见端倪。 所以自古以来，人们把《南风歌》借喻为《太平之歌》。太平，这是从古到今人民的最高理想，是几千年来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没有战乱纷争，人民和乐，安居温饱的日子。《南风歌》虽只有两句，却极其凝炼、高度概括了达到“太平”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如果我们把《南风歌》的内涵再概括为六个字，即“解民愠，阜民财”，是合理的。民愠起自不平，凡是侵害民之切身利益的都会引起民愠。如战乱，自然灾害，为政者失职，用人失当，争斗纠纷等皆可引起民愠，为政者如果不能为百姓排除这些忧患，必然造成民愠。民愠必然引起社会不安定，生产遭破坏，民愠之极则会有覆舟之难，倾国之危。那麽同时，就是“阜民财”。人民只有有了赖以生活的财富，不致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否则必然造成社会动乱，甚至铤而走险。民贫之极当然也会导致覆舟之难，倾国之危。那麽如何“解民愠，阜民财”呢？一句话那就是要求执政者施仁政。所以我们如果把《南风歌》看做是舜帝的执政之纲、仁政之本应是适当的。 舜帝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大家都知道，五帝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国家，当时还处于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阶段。尧、舜他们都是先做部落酋长，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他们也要和民众一起劳动，平分劳动果实，只不过他们肩上担着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利。《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大概就是尧、舜、禹时代的概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礼记》所描述的“大同”是产生于封建时代而又极端拥护封建制度的儒家学派的观点，但是他们都希望对当时的“不公正”能够用古代的“公正”来加以改造，这个“大同”也并非凭空臆造，他们的根据大概就是五帝尧、舜、禹时代的传说。 虽然在后代人看来，那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是十分低下的，但比起先时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时代还是有了进步。特别到了舜的时代，已经向奴隶制过度，某些国家的雏形和职能开始萌发。为了“解愠”和“阜民”，舜作为执政者的总代表已经为这个大部落联盟的稳定发展行使了最初的行政职能。 首先舜在“用人”上推出了大刀阔斧的措施以解“民愠”。 世有明主而无贤臣辅佐，国家不能治；世有圣主而有奸臣乱政，国家仍难以治。因此百姓对于用人不当而产生郁闷纠结以至产生“愠怒”是必然的。为了“解愠”，舜首先用了尧时未能举用的“八恺”“八元”，授以重权。据《史记．五帝本记》： 昔有高阳氏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其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八恺”主管后土，实际就是管理国政和生产。“八恺”管理得很好，“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就是说国政和生产步入有序，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八元”主管教化，“布五教于四方”，形成了五常和睦，人人讲礼，诸夏太平，夷狄向化的良好政治局面。 同时，舜对那些多行不义的恶人，其实就是那些不称职的、侵害人民利益的部落酋长进行了流放惩治。据《五帝本纪》：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有不才子，毁誉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财货，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勿凶人也。 总之，贤人不得举用，恶人不得黜斥，老百姓肯定心中不平，肯定“愠怒”。而舜能在尧初步用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举贤授能，惩凶治恶，发展生产，教民以礼，当然“民愠”得解，民“财”得“阜”。舜摄八年之政而尧崩，三年丧毕，舜做了真正的天子，就更把举贤的传统系统化和制度化，是为古代朝廷官员各司其职实行政府管理职能的滥觞。据《五帝本纪》： ……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 这是说，朝中虽有贤能但却未有专职，以至造成人才的浪费。 为了解决“分职”问题，舜征求四岳（四方酋长首领）的意见，使各位贤人“居官相事”。于是封禹为司空，主管全国土地和水利；稷主管播时五谷，主管农业；契为司徒，主管政教；皋陶主管 “五刑”“三就”“五流”，主管法刑；垂主管“共工”，管理百工生产；益为“朕虞”，管理山泽林木狩猎；伯夷为“秩宗”，管理郊庙祭祀；夔为“典乐”，主管音乐；龙为“纳言”，主管纳谏。再加上各地方酋长首领，二十二贤臣辅佐舜主政。于此同时还建立了考核官员的制度，“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结果“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据《五帝本纪》： 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直。伯夷主礼，天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工。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分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舜以“解民愠”和“阜民财”为纲，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初步建立了政府的体制，实行了有效的政府职能，推行了“法治”与“德治”。“法治”扶善惩恶，解决纷争；“德治”建立了“礼”，人们有了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当然也就解了民愠，形成百姓亲和社会稳定局面。对外又实行了使“远人至”的睦邻外交政策，当然也就防止了外族入侵的战乱。天下太平，“民愠”也就无由生了。大禹治水成功，“百工致工”，“山泽辟”，“百谷时茂”经济得以发展，人民当然就能“阜其财”了。总之，当时已经形成方五千里疆土的九州更给“解民愠”和“阜民财”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舜帝的这些举措无疑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促成了社会的进步，“解民愠”，“阜民财”也就成了历史的事实，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时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雏形已经在地平线上显现，这无疑是舜帝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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