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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考据家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本是安徽桐城人，后来寄居浙江仁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治学严谨，少年时就博览群书，泛读百家，但是对所读经典，并不盲信盲从。可以算是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学者了。 姚际恒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古书辨伪。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兹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他把明辨古书真伪作为读书第一义，并做出了大量的成就。 他撰《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69种，真书杂以伪者10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7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2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4种。
作《好古堂书目》4卷，著录图书1500余种，其中在书目末附有《好古堂收藏宋元版书目》23种，计宋版15种元版8种。记录古书有伪作的经部19种、史部13种、子部38种、真书中有伪者10种、真书而人名伪者6种，考证较详，是一部清代少有的辨伪目录，开清代书目辨伪风气。 又撰《尚书通论》、《礼经通论》和《诗经通论》等。
他指出《十翼》为伪书，又谓周、张、程、朱等道学皆出于禅宗。非但如此，《诗序》、《周礼》、《大戴礼》、《中庸》、《孝经》等这些历朝历代皆奉为圭臬的，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的经典也被他列为伪书，我们可以想见当他提出这些耸人听闻的看法时面对的非议与诘难。说他是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学者，是毫不夸张的。
姚际恒之学的特点在于： 一、他治学注重从多方考订，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发。 他提出来的质疑往往都有确凿的论据，别人往往很难辩驳。例如他在辨伪《孝经》的时候说：“案诸经，古不系以'经’字，惟曰《易》、曰《诗》、目《书》，其'经’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经》，自可知非古。”姚际恒并从来历、文义、情势等方面，考证《孝 经》之伪，其立言构思，颇为精核。 二、他虽然将儒家的诸多典籍列为伪书，但是却是孔孟的忠实信徒。 他的辨伪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目的。这个工作，主要从排斥佛老之士对儒家典籍的篡改和伪作入手。比如他《礼记通论辑本·中庸卷》就逐章逐句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入手，试图证明《中庸》多与佛老意合，而非儒门正道。苦口婆心阐明孔孟在相关问题的看法，试图将人们从《中庸》的高远拉回儒家的切实。
后人钱塘姚之骃为他的《好古堂书目》作序，称：“予世父首源先生，束发受书，已能沈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复搜之市肆，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暇时录于簿籍，予小子写为副墨”。寥寥几笔，却对姚际恒的读书精神描写地非常到位，可见他的辨伪工作之所以能够这样有说服力，和他自己爱好读书、喜欢藏书的深厚积累是离不开的。
无论姚际恒的辨伪内容是否真确，他的这种敢于怀疑权威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辨伪非意气用事，不是为了疑古而疑古，而是充满了一个学者认真的思考与分析，饱含着一个儒者的学养与功底的。
时过千年，历史与人心是何其复杂！我们与真相有时候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经典与权威并非绝对不可置疑，只是不能轻易质疑。我们读经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熟背文字，而是真正地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与生命，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接受，还要思考。 作者：赓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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