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由于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疾病的成因非常复杂,甚至连心理学博士都落入了“空心病”的陷阱,本文会继续深入这个问题,并借助AI来协助分析。 一、抑郁症与社会文化变迁与科学探索 当我们提到“抑郁”这个词时,脑海中先出现的是什么图像?难以起身的床上,怀里抱着柔软枕头,窗帘紧闭的黑暗房间?还是红肿的眼眶,湿润的脸颊?抑或是满脑混沌,对一切失去乐趣和期待?但你知道吗,在这个看似平静的词背后隐藏着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的世界。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尤其以青少年人群最为明显。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发病率过去20年上升了近50%。在中国据相关专业人士调查估计,超过1亿人正遭受着抑郁症的困扰。 那么,在这个进步飞速的社会中,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是什么在悄然改变着年轻人的心? 曾经,人们普遍认为抑郁症的根源在于“化学失衡”。这一理论认为,抑郁是由于大脑中的神经传递物质如血清素等激素分泌失调导致的。因此,抗抑郁药物治疗通过调节这些物质来达到治疗效果。 尽管生物学因素确实是导致抑郁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抑郁症的成因远比单纯的“化学失衡”复杂得多。我们需要从更宏大的视角去理解这个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提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首次系统阐述了抑郁症的多维成因。恩格尔在其197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中系统阐释了这个模型。该模型试图克服生物医学模式对疾病成因的机械化还原,而提出需要整合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新医学模式,比如抑郁症的生物学异常、认知扭曲模式和社会环境压力等多重因素,指出抑郁症必须被视为一个“系统性疾病”,需要相应的综合治疗策略。关键点: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了这个模型。如Kendler等(2002)在一项大规模双胞胎研究中发现,抑郁症同时受到基因、环境和个体特质的影响。Richards等(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社会支持对基因和生活事件影响抑郁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验证并丰富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这一模型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对抑郁症成因的全面认识,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使得抑郁症的研究和治疗超越了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采用整体视角理解健康与疾病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为后续的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疾病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让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这三大层面是如何影响抑郁发生的。 生物学层面,家族遗传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显示,如果一级亲属中有抑郁症病史,后代发病风险会增加2-4倍。此外,基因多态性也被证实与抑郁相关。近年来的脑科学研究还发现,抑郁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存在一定异常,例如前扣带回活动降低,情绪处理相关的边缘系统和线索结构出现过度活跃。这为理解抑郁的生物学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基因易感性 Silva等(2022)的荟萃分析显示,5-HTTLPR和BDNF基因与抑郁显著相关。这表明抑郁存在一定的遗传易感性。 (二)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 Schmaal等(2022)通过元分析发现,抑郁患者存在扣带回皮层减薄,且左右两侧不对称。抑郁严重程度与灰质变化相关。
心理层面,高强度的生活事件常可触发抑郁发作。但为何不同人面对相似压力时,抑郁反应差异如此大呢? 研究表明,这与个体的认知方式和人格特质有关。例如,习惯使用负性、自我归因的思维方式,以及神经质人格特征,都使个体更易患上抑郁。负性生活事件触发后,这些心理因素可放大其影响,促成抑郁发生。Bukh等(2022)的前瞻队列研究显示,神经质人格预测抑郁发生(HR=1.69),这种效应部分通过“消极应对”来中介。
社会层面,当把视角拉开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更深层的疑问——是什么改变了这个时代的习气和精神面貌?我们失去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如何影响着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这里,我们不妨以中国社会转型的演变为例,来探究宏观环境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解放了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冲击。那么社会变迁是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呢? 经济危机、工作压力、传统价值观的松动、竞争加剧等都可成为压力源。当社会变化速度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时,心理问题便有可能出现。但由于个体差异,不同人的适应能力也不尽相同。此外,重大社会事件也可能导致抑郁风险增加。如最近的新冠疫情期间,多项研究发现抑郁患病率有明显上升。不确定性增加和社交隔绝都可影响心理健康。但积极的应对方式如寻求社会支持等,可以起到调节作用: (一)社会支持与抑郁 陆晓丹等(2022)开展的系统评价和元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不足是抑郁重要危险因素(RR = 1.27,95%CI:1.15-1.41)。提高社会支持可降低抑郁发生风险(SMD=-0.25,95%CI:-0.31至-0.19)。 (二)社会不确定性与抑郁 Franke等(2023)对比分析发现,社会不确定性增加与抑郁症状加重显著相关(β=0.21,p<0.001)。通过中介分析发现,这种关系部分由负性应对方式(如回避)所中介。 (三)重大社会事件与抑郁 Zhou等(2022)对疫情影响进行Meta分析发现,疫情显著增加抑郁发病风险(OR=2.72,95%CI:1.83-3.61),但个体差异显著。积极应对可减轻这种影响。崔万涛等(2022)发现经济危机可增加抑郁发生风险,但影响程度因个体差异而异。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可被视为一种“吸收”社会变化冲击的保护层,也是连接外在环境与内在情感的桥梁。个体的脆弱性越大,“吸收”外部变化带来的冲击也越深。 总结与讨论: 抑郁症是多因素综合结果,其发病机制涉及基因、大脑结构和功能、神经传递物质、认知模式、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生活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不能简单归结于社会环境的单一作用。 不同个体由于遗传和性格差异,其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存在明显个体差异。因此社会环境变化并不必然直接导致所有人的抑郁发生。这需要考虑抑郁的个体易感性。个体对新环境的适应是一个动态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tolerance教育等干预可提高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积极的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网络对保护个体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术语含义模糊,应明确其概念内涵。空心病的定义过度强调价值观缺陷不仅无益于抑郁症的认知和干预,反而可能产生标签效应,增加患者自我污名化。治疗上不应仅关注某一单一方法,比如灌输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应采取综合策略,针对性地帮助患者重建适应性。 综上,抑郁症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应过分简化为某种社会环境或价值观变迁的结果。我们需要从整体性和动态的视角理解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适应性变化并采取系统化的综合干预策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