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导读 恰逢毕业季，每到这时，各个学校都会安排相关专业的优秀顶尖学者为当年的毕业生发表毕业致辞。今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致辞，就来自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陈尚君老师。陈老师深切回忆了复旦中文系“学生为大”的优秀传统，并寄语毕业生们“幸福，健康，按照自己之才华自由地发展。'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做出有利于自己发展，也有益于社会民生的妥当的抉择。” 复旦通识教育“对话名师”系列一直致力于访谈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教授，展示“大家风范”，此前也邀请了陈尚君老师分享他的求学和人生经历。时代流转，读书与治学的精髓或许从未变过，陈老师的话特别启发当代学子。 “复旦新学术”也曾对陈尚君老师作了一次独家专访，相关精彩视频也在“复旦新学术”视频号上发布，受到很多读者的肯定与点赞。本期推文，我们把复旦通识教育的采访与我们的视频号采访整合发布。希望如陈尚君老师这般大师身上积淀的文化底蕴和人生智慧，能给予我们当代学子激励和鼓舞。 学者简介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6月15日生于江苏南通。1969年初中毕业后，在江苏海门江心沙农场务农八年。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师从朱东润教授研究唐宋文学。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上海市古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唐研究》编委等。 采访实录 Q1：请您简要回顾下 您的成长与读书经历 陈尚君：我生活一个特定的年代，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你们，不太能够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绝望和希望，以及不拘一格。在我的书里写到过一些情况，我的老家在浙江，但是出生在南通。南通离上海很近，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是一个半独立王国，基本上是清末状元张謇的地盘。民国初年的战争没有波及南通，而且张謇又办实业、又办教育，从而使得南通的基础教育一直非常好。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初中一年级还没有读完就去到了农村，在那里生活了8年，整个中学都是空白的。我是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复旦的，之后仅仅一年，就有老师认为我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或许因为我读过的很多书，中文系的一般大学生都未必见过。我入校第二年就考上了研究生，还是专业第一名。 Q2：在那样的年代中， 您是如何专心治学的？ 陈尚君：我认为这是对现代大学生最有参考意义的。个人有求知欲望，再碰到一些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大家都会有读书的心情。 现在的天气，农村已经是深秋了。那时候我们早晨4点到5点之间就起床下地干活，7点到8点回到住处吃饭，吃完饭后再去干活，一直到天黑，天天如此。我在农村至少做了四年的基层生产队长，那个角色其实做的都是最辛苦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居然还读了很多书，各种书。我跟着几个到农场前已经读高一的同学一起读书，他们的上学经历也中断了，基础比我好，大家一起坚持读书，相互影响。回想起来，因为一直在读书，所以我的阅读和理解的能力还算好，但是读书最好的时间被浪费得太多了。那时读书的动机也非常单纯，我们不知道会有高考，甚至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只想着要读书，读书是一种最单纯的个人欲望。 那个时候基本上什么书都读。在来复旦之前，作为一个农村的最基层知青，我把当时发行的几种报纸、还有能够买到的与文史相关的期刊都订阅了，通过这种阅读，我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古文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 Q3：古代与现代相比， 读书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陈尚君：现在的教育，无论是中文、历史、哲学，或者其他人文社科的领域，和古代读书的原则、方法完全不一样的，在文史哲领域，我们现在的学术格局与分工，相比传统学术有了一个重大改变。古代士人读书，从文章辞采到经世济国，都包含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保证了读书人在社会中的最优先地位，你不会作诗、写文章就不能进入官场。所以他们把读书、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完全融为一体。换句话讲，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出而为国，仕宦于朝廷”，对君主、对百姓负责；“退而修身齐家”，家里面应该有条有理；对个人来讲，应该有诗、书等各方面的基本能力。 但是近代学科分类，虽然带动了文、理、医、工各个学科的总体进步，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现代人读书都是分科读的，除了本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概不管或尽量不管，因此我们现在大部分大学培养的是有专才训练，但缺乏通才。通才是什么概念？是上下古今，中外东西，或者是从天下大事一直到生活细节都应该了解、都应该知道。所以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和现在的大学生，最根本的差别是在这里。 Q4：请您对大学生如何读书提些建议 陈尚君：我认为，读书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是提升一个人眼界、胸襟、能力的重要手段，读书多的人更善于表达，更会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当然读书读呆、读儍的也大有人在，但不读书肯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有一种说法，评价某个人“是一个读书种子”。图书馆的书是不动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为什么有的人读得出来，有的人读不出来？读书是一种个人修养、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当然也与一些其他的原因有关系，比如我们很多好学生去了理工科，比如我们在选人标准上对于这方面的轻视。 对于本科生，我认为读书是需要掌握泛读与精读的不同方法。泛读指大块面切的，粗线条的读书，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精读一些作品，但是不能永远留在少数作品的精读上面，应该对阅读范围做一个快速的补充和拓展。你可以想一下，复旦的哪一个图书馆哪一间里面，什么书有，什么书没有，你能说清楚吗？我到海外访问，如果时间从容，更乐意在书库里一架一架地浏览过去。 Q5：您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陈尚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方的科学、理性、严谨，一定是会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随意传神的。我用现代的理性、科学的精神来处理古代的文献。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三十七八年，我一直在做唐诗研究。对于全部的留存到今天的唐诗，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前人没有见到过的作品，而且对于所有五万多首诗之真伪、作者之归属、文本之差异，都做了详细的考证。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喜爱了。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目前没有人可以交流的。 我到现在为止写作仍是用繁体、文言写作的，这在国内很少见。现在绝大部分研究古代文史的人不会写文言，还有很多人除了写论文不会写其他文章。一般一个唐诗研究的专家，最多也就读了三千首诗，这已经是学问很好的了。还有五万首怎么办？ 中国最近三四十年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个人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但专业的发展的环境却是越来越恶劣了。在喧嚣之中，人们静不下心来做学术。而且学术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好坏优劣的评价标准、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待遇，等等。我能做的就是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自己坚定把一件事情做完。 同学们应该理解，中学和大学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从中学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得到的是各方面的正确答案，但是大学阶段，则要告诉你并不是任何东西都有正确答案的，许多问题或许都是有十种不同的答案的，十种答案有可能都是对的，当然也可能都是错的。一个学者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时候不是去求同、而是要去求异，要提出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意见。再比如说我在这里读书，接触了我的老师、在他那里受到了学术的影响，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除非能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内容，我绝不写文章。我写文章，必须是有独特的体悟和发现之后。学者要有这样的“洁癖”。 同学们还意识不到的是，很多人研究唐诗、把明清人读唐诗的心得看得非常重。我认为这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明清人读唐诗的分类方法是不科学的。我认为还是应该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换句话说，我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一本书、一个人的时间、地点、空间定位，以及这个书本身流传之真伪。这些问题是我每天都萦绕于心间、做为“卡尺”不断测量的，这已经不是传统学问的做法，我的思维方式像理工科的科学实验一样。我们现在读李白或者杜甫的诗，现在很多人只读李白或者杜甫的诗，但是我会关注李白和杜甫走到了哪里，碰到了什么人，碰到的是什么人，彼此的关系如何，这些在诗里面其实都可以读出来。 我不是为了做什么文章去找材料的，一代的文献我基本都读过。虽然现在有电脑可以给我一定程度上的帮助，目前一般的所谓数据库、电子资料库可以用，仅作为辅助手段。许多数据库只能满足大众需求，对专家未必有用。比方古籍是要讲究版本的，有的版本能用，有的版本不能用。很多本科的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 Q6：您如何看待师生关系？ 陈尚君：能进入复旦读书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这里的老师高手林立、门派如云。但是对于学生而言，能不能在读书中间有所感悟，能够在书缝中读出问题来，这是最基本的能力。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 “举一反三”，一个学生假如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反复讲了还没有效果，这就是没有培养前途的。孔子就讲“不复可教也”——我告诉你一，你还是只知道一，那怎么行？ 大学学生读了许多书以后，能够发现，我们周围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很多事情的看法是多元的。我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看法还停留在光宣之间，他们有他们那个历史阶段的话语、原则、判断方法。比如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个人与家庭之关系等等，就有很多和现在不一样的更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当时人对于师生关系的看法，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师生的“界线”，台湾喜欢讲分际，换句话来讲就是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各做各自自己的事情。假如老师对同学说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这个同学就不能抢着去买单，否则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你想请老师，你可以专门花钱去请老师吃饭。但是老师请你吃饭，你不能去抢着买单。在我国港台、日本都是这样，大家的关系非常庄重。老师和学生之间既有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又是彼此独立的个人。学生理解尊重老师，从老师那边学到东西。但是老师不能完全掌控学生，学生对老师也没有完全服从的义务。 前几年我出了一本小册子《转益多师》。我在书里讲，一个人想要成为好的学生、甚至在学术界成为名家，必须要超过老师。当然超过老师并不是所谓把老师痛骂一通，或者否定老师的功劳。就像下棋的时候，超过老师就是在棋盘上把老师打败，这表明你的技艺已经可以和老师对等。一个学者必须要学习各种方面的成就，领会各种门派，广参多艺，广泛地参取别人的治学方法为自己所用，方能在学术上走向成熟。  陈尚君：《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本稿系陈尚君教授的学术随笔，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他的导师朱东润教授，共六篇，写朱东润先生文学批评、传记文学等方面成就，二是复旦中文系老师，包括王水照、王运熙、刘大杰等诸位，三是复旦之外的一些文史大家，如唐文治、余嘉锡、钱钟书、陈寅恪等等。这些文字或写他与这些长辈的交往，或写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具有一定的价值。 陈尚君：我任教多年，有不少带过的博士甚至非常出色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时候对于学生是毫无保留的，就看你能学会多少。我自己读书，会把一本书里的注脚都一个个去核对原文，能够知道在这个里面你的结论对在哪里，错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在的学生我送给他的书，他都不一定看，更难以展开讨论，你还能怎么办呢？  （采访：邹嘉然，摄影：钱榕，全文来自复旦通识教育公众号） “复旦新学术”视频采访 1.陈尚君谈治学 2.我有责任把一代人的工作和我个人学术追求 在新编《全唐诗》中作完整充分的表达 3.陈尚君：传统学术与我的治学门径 4.陈尚君回忆朱东润先生治学往事 5.陈尚君：我的复旦往事 6.陈尚君：我的唐诗研究起步阶段 7.以新编《全唐诗》展现中国现代学术 8.新编《全唐诗》的目标：回到唐代 9.以竭泽而渔的态度校订《旧唐书》 10.庚续史学传统，作出更大成就 相关图书 1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十二册）》 陈尚君 辑纂 ISBN：978-7-309-04899-7/K.181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12卷），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逸书，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不是原书。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辑文献、因政治忌讳而任意篡改原文等问题非常严重。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 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接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约稿，历时十一年，方得完成。全书约375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的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本书的学术价值，一是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二是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三是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2  《贞石诠唐》 陈尚君 著 ISBN：978-7-309-11996-1/K.559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唐代文史研究，百年来得敦煌文书、域外典籍、释道二藏以及石刻文献无数新见资料之滋润，所取得之成就，正所谓日新而月异，有天地翻覆之气象。专治唐一代之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黄永年、张广达、傅璇琮、陶敏等成就卓著，皆凭藉对存世典籍、新见文献之全面掌握与参互发明。厕身于此一时代而专治有唐如我者，庆慰何如！ 3  《敬畏传统》 陈尚君 著 ISBN：978-7-309-08048-3/C.200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本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内容来源 |
|
|
来自： 新用户5761CeW4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