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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探索与争鸣. 2023(01)北大核心CSSCI AMI 尊逻辑、讲道理 ——近代中国哲学革命进程的经验与启示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曾经多次向《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建言，就逻辑问题举办一次圆桌论坛。这主要是受已故冯契教授的启发。冯先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总结了哲学革命的成就、经验和问题。①就成就来讲，哲学革命包括逻辑思想和方法论的革命。这个方法论革命最本质的要求就是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取代古代的经学方法。因为后者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严复到梁启超，都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强烈的呼吁和艰辛的探索。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都主张要用科学方法去取代经学的方法，反对独断论。李大钊还特别指出要反对英雄崇拜。冯契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的问题在于过分关注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对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科学性质及其与具体科学的联系，未免有所忽视。这也影响了逻辑学的发展。而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例如，历史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是相辅相成。现代科学是离不开逻辑的。没有逻辑思维的严格训练，就没有办法发展科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模仿、抄袭，搞些山寨货，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仅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革命，要破除迷信、破除独断论，破除之道就是讲道理。讲道理不单单是说出自己怎么看、怎么认为就可以了，还必须给出论证。论证就需要拿出理据，从可靠无疑的前提做出逻辑的推论。正如朱维铮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一书所说，中国近代走出中世纪，也同时走出了独断论。②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严复自觉地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梁启超反对依附于孔子的经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响亮口号，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代替经学的方法。严复第一个将西方的逻辑学引入中国。之后，王国维也重视逻辑问题。胡适提出了“实验室的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认为自然科学家的优越之处，就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创造证据，倡导实验逻辑。后来金岳霖把罗素的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并且对方法论的原理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形式逻辑的规律是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条件，为各种科学提供了取舍的标准，任何科学要构成严密的系统，都必须运用形式逻辑的工具，因此形式逻辑就有了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而这一点恰恰是过去的中国人所忽视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历史主义的方法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毛泽东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强调认识论、辩证的发展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阐述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要旨，非常重视形式逻辑，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写道：“（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这段论述，不仅强调了逻辑的重要性，还概括了讲究逻辑的基本要求，即概念要清晰、命题要恰当，推理要符合逻辑规律。其对逻辑学的重视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他同逻辑学的泰斗金岳霖先生关系密切，两人曾多次晤谈。二是他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体现的逻辑力量令人折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就战争而言，就是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种方法在《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体现。这里有三个主要环节。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地考察历史和现状，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这种根据是从考察的原始的基本关系中得出的。比如《论持久战》的全部论述的根据是由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全部要素规定的。其中指出，论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敌强我弱；论战争的性质，我们是进步和正义的，敌人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再加上我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国际上得道多助，对比之下，敌人恰恰相反。这样分析战争的基本要素，就能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持久性，并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第二，通过矛盾分析指出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揭示发展的必然趋势。《论持久战》中具体考察了各种矛盾方面，指出战争的结果有亡国和解放两种可能性，而经过持久战以获得民族解放，则是占优势的可能性。第三，阐明如何创造条件，使有利于人民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论持久战》的后半部分，就是讲“怎样做”，即中国人民怎样依据规律有计划地创造条件，经过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这就要求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把自然逻辑和主观努力结合起来，进行政治动员，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毛泽东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论持久战》的逻辑结构，大体上就是如此。这里所说的逻辑自然已经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范畴，体现了辩证逻辑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过程。但是，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讲究逻辑的基本要求，即概念要清晰、命题要恰当，推理要符合逻辑规律，这些基本的条件都达不到，进一步的分析和综合就失去了前提。诚如冯契先生所说，一方面，近代中国哲学革命确实取得了重大成果，其核心是确立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新民主主义论》）。但是，中国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更注重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而对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科学性质及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未免有所忽视，并且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估计不足。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天命论和经学独断论（包括独断论走向反面导致的虚无主义），它们是历史悠久和善于伪装的社会势力，近代哲学革命对其消极影响力估计不足，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及其作用也估计不足，尤其是对独断论与虚无主义结合在旧中国的统治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居阴而为阳”的统治术以及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等的消极作用估计不足。可是腐朽的东西并不会自行消亡，对腐朽的东西进行持久的战斗要有韧性，一不小心就会沉渣泛起。逻辑的不发达、民众的逻辑思维训练不足，与自然科学不发达有关，也同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没有紧密地建立起来有关。公民的科学、数学修养都不足，逻辑思维训练不足，因此逻辑思维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出现情绪化表达代替冷静、理性的逻辑分析的情况。网络科技在当下的勃兴，使得这种情况有加剧的趋势。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视角来看，培养逻辑思维的目标就是要民众和干部学会讲道理，习惯于讲道理。所谓“讲道理”，不只是要讲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要做出论证。做出论证，就要提出根据，说明理由，还要一步一步地给出有说服力的推论，这样才能使人信服。倘若没有从有根有据的可靠的前提出发做出符合逻辑的推论，就难以达至“以理服人”。这里还需要注意，尊逻辑、讲道理不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而且是个伦理问题。童世骏教授最近有文章指出，要致力于形成“以讲道理为荣，以不讲道理为耻”的社会风气。③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社会成员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风气正，则中人以上皆能择善而从之。一旦“讲道理”蔚然成风，就可以消解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化解很多矛盾。反之，则会带来社会舆论场的两极化，如听之任之，则可能有社会分裂之虞。这也是符合我们日常生活常识的。人们都喜欢跟讲道理的人打交道，对不讲道理的人则畏而远之，否则会带来诸多的麻烦。能不能形成大家讲道理的社会风气，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笔者曾遇到许多出生在外地却留在上海工作的朋友，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待在上海，个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人比较讲道理。这些都是对一般民众而言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更为可恶的是那些旧社会的“上等人”、官僚买办等，鲁迅斥之为“做戏的虚无党”。他们是权力与金钱结合而成的异化力量的代表，他们把权术与流氓手段结合起来，说得天花乱坠，什么爱国、革命的口号都挂在嘴边，骨子里却是什么都不信奉。除了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一切庄严的口号都成了伪装的外套，而裹在外套里面的是价值虚无主义，表里不一，言行相悖，见风使舵，毫无操守。其上作戏，其下狐疑，其上申韩，其下佛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无特操”为特点的习惯势力和国民心理，也就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批判的国民的“坏根性”。冯契先生依据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鞭辟入里的观察指出，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它会使马克思主义也变成戏装，将独断论和虚无主义互相补充的腐朽传统乔装打扮，进而招摇过市、登台表演。对此，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论断。尽管冯契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三十年，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先生的论断依然值得深思。学会尊逻辑、讲道理依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任重道远。①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②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③童世骏：《科学的教育意义是让人习惯于讲道理》，澎湃新闻，20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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