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以父系为本位的社会里，所谓“同姓”不是指母族的姓，而应指父族的姓。《礼记.大传》说：“同姓从宗。”孔颖达疏：“同姓，父族也。从宗，谓从大小宗也。”所谓“男女辨姓”，是要“辨于大夫之族姓”（《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至于母族的姓本是很明确的，如齐女姜姓、鲁女姬姓等，甚至从女人的名字上就能反映出来，如哀姜、叔姬之类，那是不辨自明的。杜预把“同姓不婚”“男女辨姓”的“姓”解释为同姜姓、同姬姓，在以父系为本位的社会是错误的。其次，所谓“不婚”指婚姻关系，不包括婚外的性行为。再次，《汉书.地理志》所述齐国的“巫儿”制度（“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于家”）的社会根源是由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富有的女继承人的出嫁，财产将归于丈夫的氏族所有。为了避免氏族财产外流，特许女继承人（长女）在氏族内结婚的权利。这种习俗不仅齐国有，古代希腊人的父系氏族中也曾实行过。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王恩田先生进而讨论了齐鲁两国的“同姓不婚”制度。齐国的两个例子对于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同姓不婚”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武子想娶东郭偃的姐姐棠姜为妻。东郭偃表示反对，说：“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如果按照杜预的理解，“同姓不婚”指的是“同姜姓”不能结婚，那么，东郭偃尽可以直截了当地援引这个原则加以劝阻，但东郭偃不同意的理由是崔武子是丁公的后裔，而东郭偃是桓公的后裔，故而不能结婚，所根据的完全是父族血统的亲疏关系。《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卢蒲癸娶了庆舍之女卢蒲姜为妻，庆舍之士问卢蒲癸说：“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宗即宗族，是由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所组成的血缘共同体，“避宗”即同宗内不准结婚。同宗成员具有共同的“氏”，故“同姓不婚”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实为“同宗不婚”或“同氏不婚”。宗有大小之别，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而迁。对于小宗来说，五世以后，“六世亲属竭矣”，成员间可以通婚。许慎《五经异义》所说的“同姓”指“五属以内”（也就是“五服以内），是指小宗五世以内不通婚而言。而大宗“虽百世不迁”，大宗之内虽过了百世也不准通婚。《礼记.大传》所谓“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实指大宗而言。以往的经学家们把六世以后可通婚姻视为商人制度，把百世不通婚姻视为周制是不正确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自丁公至桓公，除遗漏者不计外，至少在十一世以上，之所以尚不能通婚，是因为崔武子与东郭偃同属公族，即齐之大宗的缘故。卢蒲癸虽然也是姜姓，为某公的后裔，但早已“别子为祖”，不再属于大宗，而属小宗了，故而不必再追溯其“出自”某公，只须使用“避宗”的原则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东郭偃与庆舍之士虽然都说男女要“辨姓”但其内涵却不同的缘故。崔武子和卢蒲癸都没有接受劝告，公然违背“同姓不婚”的制度，卢蒲癸还居然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意思是说，“宗”不来避我（指庆舍以女妻之），我干吗要去避它呢？只要像赋诗那样，能够断章取义，得到我所需要的好处就行了，管它什么同宗不同宗。这种对待“同宗不婚”实用主义态度，说明这一制度在齐国尚未成为公认的伦理道德标准，与后世把“同姓不婚”视为“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白虎通义》），否则“即犯诛绝之罪”（《五经异义》）的道德标准相去甚远。齐国“巫儿”制度的普遍存在，也说明“同姓不婚”制度在齐国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在鲁国，还没有发现像崔、庆两家公然违背“同姓不婚”制度的行为关于鲁昭公娶吴女是否违背这个制度，可以根据“同姓不婚”即“同宗不婚”的理解来判断。姬姓周人的大宗是周王室，鲁、吴对周王室而言都是“别子为祖”的小宗，“虽百世而婚姻不通”的原则对它们都不适用，因此鲁昭公娶吴女并不违背“同姓不婚”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当陈司败问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知礼”（《论语.述而》）的缘故。与鲁昭公娶吴女同样的晋献公娶骊姬、狐姬和贾女三个姬姓国家的女子为妻，晋嫁女于吴、卫人归卫姬于晋等都见于经传，为什么没有人加以谴责，就是因为这些姬姓国家之间的通婚并不违背“同姓不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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