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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亲家特意前往探望，一来到姚崇的病榻前，亲家二话不说，爬到床边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一般。亲家又往姚崇的怀里塞进几只鸟儿，叫姚崇用手握住它们然后再放飞。姚崇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亲家嘴里念念有词，他一本正经地祈福道：“愿令公速愈也。”姚崇勉为其难那样做了，但内心深处实则极其鄙夷这种行为。亲家走后，姚崇对子弟们说道：“他的眼泪究竟从何而来？”作为唐朝289年间最出名的四位宰相之一，姚崇前后侍奉过三位帝王。混迹官场多年，他肯定是不反对逢迎拍马的。迄今为止，姚崇存诗六首有半，有四首半是宴会应制之作，也就是说，或多或少都有奉承的嫌疑。因其出色的政绩，史书上对姚崇赞誉有加，但同时也不忘“揭发”他机巧诡诈的性格特征。巴结领导的事儿，姚崇肯定也干过。但因为脑袋活络，他做得润物细无声，而不是和亲家似的，演技过于拙劣。在封建年代，奉承巴结并不算大事儿。姚崇——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是如何高雅地给皇帝戴高帽的？通过戴高帽，他又是如何展现抱负，实现长安三万里的丰功伟绩的？姚崇小时候读书并不刻苦，二十二岁之前，只知打猎，不知有书。当时，陕州刺史的女儿到了婚配的年纪，刺史想招个女婿，消息放了出去，整个州府的适龄文武官员，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个算卦的相士却说：“这些人里没有良婿，倒是可以把女儿嫁给那个姓姚的小子。”大伙都知道姚崇的德性，听罢相士的“高论”，莫不大笑。然而，据说这个相士是鼎鼎大名的袁天罡，刺史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姚崇正在朋友那里喝大酒呢，凑巧碰上这名相士，姚崇于是准备给相士行大礼，相士却严肃地说道：“公甚贵，异日必为宰相。”回到家里，姚崇的母亲也劝其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学仕。”后来为官从政，姚崇也的确展现出了，他文采斐然的一面。野鸭连接倒影，山鸟空谷传声，风儿吹成乐曲，白云化作帽带。不得不说，这首诗歌，兼具声音和颜色，很有立体的美感。但需要指出的是，此诗作于“游豫停仙跸”之时。“仙跸”是对帝王车驾的美称，“游豫”指帝王出巡游乐，这里的帝王即武则天。此诗是一首“侍宴应制诗”。也就是说，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写的诗。写作此诗时，姚崇总算还保持了文士的优雅。当他们登临河南石淙山，姚崇再写的诗，就没有这种气度与风骨了。石淙山是那么美丽，能轻易使“周王久谢”“汉主悬惭”。但因为武则天车驾的到来，美景才更加增色，祥烟升腾，郁郁葱葱然。姚崇夸武则天夸得狠，当准备推翻她的统治时，却也能做到，既坚决又不做作，以及，不当出头之鸟。《新唐书》载，当同志们准备推翻武则天“暴政”时，他恰好从外地回京，都没有打个磕巴，姚崇即参与计议。武则天失势后，所有的王公大臣争相庆贺，唯有姚崇暗自流泪哭泣。——可见，他也会哭，只是方式方法比亲家高明得多而已。有大臣告诫姚崇说，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哭泣，恐怕将是你灾祸的开始。“我有幸参与了讨逆，但并不足以论功。” （这句话看似无意，实则是站队，表明自己的立场）“离开旧主而哭泣，是作为臣子的气节，由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新皇帝不但没有怪罪姚崇，还赐给他爵位，封二百户侯。一年之后，参与讨伐武则天的官员，相继遭到清算。唯独哭泣旧主的姚崇得到幸免。得势后的韦皇后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忌惮自己的小姑子太平公主。盖因为，她这个小姑子沉着机敏、多谋善断，很有几分武则天的手段。太平公主权势熏天，当时的很多文人以及官员，为其写了巴结的诗篇。即便是今天的读者，也认为此诗平平无奇，它除了保持基本的平仄，整体而言尽显平庸。读它时也会给人很奇怪的感觉。诗中的“嬴女”，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吹箫，一会听曲儿一会又执扇，显得一点条理也没有，试问，她能忙得过来吗？所以，有没有可能，该诗是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合力写的，就像是一首“拼合怪”？这只是笔者个人的看法。但我也有一个证据，宋朝人写的《海录碎事》说道：“扇掩将雏曲，钗承堕马鬟。”一句，正是出自姚崇之手。写出如此温香软玉诗歌的他，要扳倒太平公主的时候，同样能做到果断而无情。公主听闻姚崇的计谋后勃然大怒，竟还以此为借口，专门去责备太子李隆基。一时之间，李隆基吓得瑟瑟发抖，他向父皇上奏说，自己是遭“奸人”蒙蔽，所有的罪过都是姚崇、宋璟的，请求对他们严加处置。果然，姚崇因此被贬官。他表面上是输了，但后来的结果表明，他还是赢了：姚崇这是在给李隆基递交“投名状”。——很难说姚崇弹劾太平公主，是在“下一盘大棋”，或者，他的确对唐室有赤胆忠心。总之，他押对了宝。公元713年，28岁的李隆基发动政变，一举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刚刚获得权力，还相当朝气蓬勃的李隆基，决定大展拳脚，重整唐朝事业。在李隆基的名单里，姚崇的名字，肯定是排名靠前的。公元713年10月，李隆基前往新丰检阅部队，密诏姚崇前来。那一年姚崇都63岁了，为了尽快见到皇帝，他骑着快马疾驰三百里，马不停蹄地赶赴新丰。而姚崇的这次再就业，便是成语“走马上任”的由来。为了表明自己励精图治的伟大决心，李隆基将公元713年这一年的国号改为“开元”。而为了迎合陛下的心思，全天下的文人都在大做文章。某个官员向李隆基进献了一篇，据说是武则天所制的铭文，铭文最后两句，是这样的话：“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姚崇于是借题发挥，他上表对唐玄宗建议，希望皇帝亲自下诏书，向全天下公布这段铭文。若论“无耻”的程度，姚崇的拍马可能比其亲家更甚，司马光为此还专门谴责了他。司马光云：“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 小臣对君王，最不济也就是谄媚。而堂堂宰相姚崇，却厚脸皮的将偶尔出现的文字坐实，简直就是亵渎君王、罪加一等。今天的我们，很少知道姚崇的奉承，却记住了他的丰功伟绩。毕竟，拍马只是手段，而非其目的。他心目中的宏图伟业，可能真的是全天下的苍生。将时间拉回到，63岁的姚崇，刚刚去觐见年轻的唐玄宗的时候。当时，李隆基正在打猎，见到策马扬鞭而来的姚崇，皇帝不紧不慢地说道：“爱卿可懂得狩猎之道？”姚崇回答曰：“二十岁之前，呼鹰逐兽几乎就是我的工作。年轻时是猎手，老了仍然能行。”李隆基与姚崇一起驱马追逐，或缓或急，故意试探他“尚能饭否”。结果，姚崇总是能根据旨意紧紧追随。狩猎完毕，姚崇亦然不知疲倦，皇帝这才由衷说道：“卿应该进位以辅佐朕。”姚崇于是也变得一脸肃穆，他庄重地跪拜，向皇帝上奏，提出了他认为的治理天下的十条意见。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十事要说”。——我相信，那十条意见，才是他的底牌，同样也是姚崇隐忍几十年，溜须拍马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让无数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开元盛世”，就是从这场打猎，也是从“十事要说”开始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唐渐渐实现了“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赋税”的良好局面，而姚崇本人也跻身为整个唐朝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唐朝的宰相们，往往都有相当的文采。如果说姚崇把诗词作为奉承的手段；真正体现其理想与观点的，应该是他的五篇文章，即《五戒》：《执秤诫》告诫官员应公平公正；《弹琴诫》提出“宫君商臣”互相和谐的治国之道；《执镜诫》认为为政者当有镜鉴思想；《辞金戒》告诫官员应以不贪为宝；《冰壶诫》表达出为官者都应具有表里如一，内外洁净的“冰壶之德”。在开元初年，姚崇的这些文章，成为了澄清吏治的指导文件，甚至成为了考试的题目。譬如王维，当年参加考试时，就曾写过一首《赋得清如玉壶冰》。写这首诗的时候，王维仅仅才十九岁。由这个少年开始，盛唐的诗人，开始扎堆出现，后来者成就了一个个的巅峰。到姚崇去世时的721年，张九龄在朝堂崭露头角，王维考中了进士，李白正仗剑游天下，而杜甫还在家乡读书。历任三朝宰相，一生清廉勤政，他开创了开元的盛世，真正实现了大唐“长安三万里”的广阔与壮丽。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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