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红校学工兵 到1931年秋，第三次大规模进犯苏区的国民党部队被红军牵着鼻子转了两 个月，被整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退却。我 总部工兵连配属红三军在老营盘、高兴圩一带追歼逃敌蒋鼎文等的部队后，即 在原地休整待命。 不久，工兵连又接到命令：开赴瑞金执行新的任务。临出发 前，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同志亲自向我交代说：“现在总部正在瑞金筹建红军 学校，你们工兵连暂时配属红校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你留在学校学习一 段时间，你的职务由周副连长代理。”接受任务后，我便带着工兵连出发了。 初来瑞金 红校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址设在瑞金东南角的文庙 内。在红军学校成立前， 一、三军团各有一所随营学校，闽西根据地为纪念彭 湃、杨殷烈士还办了一所彭杨步兵学校。为了加强领导，把这三所学校合并为 中国工农红军教导总队。 先是肖劲光任总队长，后由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接任。 红五军军长邓萍为训练部长。同时抽调龙云(不是那个云南军阀)、彭绍辉、 粟裕、林野共四位师长分任一、二、三、四队队长，张华、石衡中、刘亚平、 伍修权分任四个队的指导员。以后，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方面军总部决定在原 教导总队的基础上，扩建为规模较大的工农红军学校。 工兵连来到瑞金以后，负责筹建红校的供给部长杨敏生见到了我。他对工 兵连的生活和任务都作了具体安排和交代。根据当时的情况，工兵连的主要任 务是修缮房屋和平整操场。对工兵来说，这样的任务可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没 用多长时间，任务就完成了。秋末，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正式成立了。最 初由肖劲光任校长，不久肖劲光调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校长由叶剑英接任。中 共中央长江局的代表周以栗任训练部长。何长工、邓萍同志分任学员团的团长和政委。 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同志又从部队调了一部分人充实学校，增设了 政治营和特科连。叶剑英调任方面军总部任参谋长以后，即由何长工继任红校 校长。邓萍也因周以栗调走而升任为训练部长。工兵连配属红校完成任务后， 领导即把我抽调出来，到特科连学习。 到特科连学习 特科连是为培训专业指挥员开设的。共分三个排： 一排是迫击炮排，二排是工兵排，三排是电话排。我分在工兵排当副排长。当时的排长是从红七军调来学习的韦国清。韦国清是僮族人，我俩都是小矮个， 一见面 就成了好朋友。 特科连开学时，何长工校长亲自给学员们作了学习动员。何长工在动员会 上一开始就风趣地说：'广州的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吗?北伐时期，就是这个学 校出了不少优秀指挥员，为北伐立了大功。我们红军中许多指挥员也是黄埔军 校毕业的。现在，我们也要办自己的军校，要把它办成'红埔’。” 接着，他 说：“我们的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都是工农出身，并且有实践经验。黄埔 哪有这个条件呢?当然我们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学员文化水平低，但通过 我们的努力，也是可以学好的。我们一定要赶上黄埔的水平。”因为我们是红 校成立后特科第一期学员，所以何长工特别强调这一期学员学习的重要意义。 他说：'通过你们这一期的学习，要总结出经验，为以后培训更多的真正懂专 业的指挥员打下基础。将来我们红军发展了，特种兵增加了，我们还要办特科 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电话兵学校。” 总部对我们的学习也特别关心。我们学习用的迫击炮、电话机、工兵器 材，大部分是1930年7月红五军、红八军打长沙时缴获过来的。这些新式装备 器材，当时部队极少，前方打仗也很需要。但为了保障我们的学习，总部仍然 从部队中抽调给了我们。 红校学员每人每天还可以得到七两大米(十六两为一 斤)的供应，尽管还要掺许多瓜菜才能填饱肚皮，但比起部队来，就好得多了。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学习中物质条件上存在的困难仍然是很多 很多的。 在根据地，食盐很缺，人不吃盐，就浑身没劲，吃东西也感到没味 道。为此，我们只好把尿桶底下的土、墙角土挖下来熬硝盐，再从硝盐里提取食用盐。这种盐又苦又涩，是很难下咽的。 铺盖也大多是用稻草编织起来的。 尽管这些稻草用锤子反复砸过，但仍然是硬邦邦的。特别是那些草屑，刺在身 上怪痒痒的，每天早晨起来，身上粘得到处都是，要拍打好一阵子才能弄干净。 学习也没有固定的教室，更谈不上课桌、板凳。我们上课，有时在河滩 上，有时在树林子里。到时候大家就地拣块石头垫在屁股底下当板凳。有的就 干脆坐在地上，然后两个膝盖一并，就成了学习用的课桌。 学习没有课本，也 很少有练习用的纸笔，主要靠教员口授。工兵排唯一 的一块'黑板',是从老表家里借来的门板。有时练习画图，他们就用削尖的竹签在河沙上画，画完后 用手抹平，又是一张“新纸”。尽管当时环境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生活也丰富多彩，休息时间常常可以听到兴国山歌、湖南花鼓，到处呈现一派 生动活泼的景象。  王耀南(右三)视察广州军区工程兵部队的工作时，在江边给指战员做指示  王耀南在给工程兵机关野营拉练队伍的干部、战士 做指示 第一堂专业课 工兵排开学后上第一堂专业课是筑城。教员是何迪宙。何教员原来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破格被蒋介石 提为中校工兵营营长，并曾选送日本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又破格升为少 将。何迪宙脱离国民党参加革命不久，就调到红军学校担任工兵教员。 何教员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筑城概则。 一开始他就在门板上 写了五个大字：筑城の概则。然后就叽里呱啦地讲开了。我反复看了看这几个字，感到又理解又不理解，又认识又不全认识，琢 磨了半天也弄不出个究竟。我悄 声地问旁边的同志。他们也说不 知是什么意思，有的便在下面嘀咕开了。这时何教员才发现学员们看不懂，连忙解释说： “这个 'の’字是日文，相当中文的 '的’字。” 后来画工程图，何教 员又用英文字母注记。这下就使得大家更摸不着头脑，更看不懂了。课后讨论的时候，不少同学发起牢骚来。 有的讲，我斗大的字不认识两箩筐，怎么看外国字。有的说，这教员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把外国那一套照搬到我们这里来。有的甚至提出要把何教员赶 走，不让他教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成一片。 主持讨论的韦国清看到后，严肃地制止说：“有意见好好提嘛!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成什么样子。”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才平静下来。我把大家提的意见反映给何教员。何教员听了 后答应说：明天我再试试。 第二天上课，虽然何教员尽量注意讲得通俗些，也 不再用外国字注记，但由于工兵排的学员原来多数是步兵部队的班排长，过去没有接触过工兵专业，还是听不懂。何教员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我的本事全用完了。我在日本学了几年，你们几个月时间怎么能学会呢?” 一开始就碰 上了拦路虎，确实有点让人泄气。 于是，我同韦国清一起直接去找校长何长工。何校长住在一间几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屋内放着一张桌子、 一张凳子和一 块铺板。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的地方。何校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 “你们是特科第一期学员。你们学习是在摸索。何教员过去是那么学的，换一 种教学方法也要靠在实践中摸索。你们回去开个会，发动大家想想办法，帮助何教员教好，同时也要把老师的本事都学过来。” 根据何长工校长的指示，我再次组织全排讨论，找原因，想办法。果真大 家想出很多好主意。 原来，问题的根子除了教学方法不对路以外，与学员的文 化水平低、专业基础知识差，也不无关系。大家还认为，学员文化水平低一下 子改变不了，专业知识也要靠在学习中逐步积累和提高。现在的关键是改进教 学方法，使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理论联系实际，才能真正解决“懂”的问 题。 韦国清还对我说：'副排长，你干了几年工兵，你们工兵连修工事是怎么 挖的，你先做个样子，让大家亲眼见识见识。”会后，我把几个过去当过工兵 的学员带到一个小起伏地上，在“敌”火力下挖起散兵坑来。全排的同志们都 围在一旁观看。 不久，何长工校长、何迪宙教员也来到了现场。何校长看到学 员们挺有兴趣地看我们几个挖散兵坑，便对身旁的何教员说： “我们的学员文 化水平低，看来多作示范容易领会些。”何教员微笑着点点头，然后纵身跳进 一个工事里，在现场给大家讲了起来。他从工事的各部名称、尺寸， 一直讲到 积土为什么要堆那么高，胸墙为什么要留那么厚。 他还跳进一个只挖了八九十 公分深的散兵坑里， 一面做跪姿射击的姿势， 一面对大家说： “先挖个这么深的掩体，跪着蹲在里面，既不妨碍射击，又能防身，也就可以了。如果还有时 间，可以继续加深到肩膀高，人站在坑里，行动就更方便些。要是战斗很紧 急，就地挖个小坑，前面堆点土遮遮身子，也是好的。” 何长工校长看大家听 得很有兴趣，便问：“这样讲大家听懂了吗?”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懂 啦!懂啦!以后就这样讲。”何教员听到大家响亮的回答，也高兴地笑了。在 这以后，我们采用边讲解、边示范、边实际作业的方法，先后学习了如何挖单 兵掩体、轻重机枪工事、迫击炮工事、坑道工事，以及连防御支撑点的各种工 事的构筑和配置，顺利地完成了筑城专业的学习。 在实践中磨炼 1931年10月，总部开展了一场打击盘踞在根据地的地主 豪绅反动武装的拔白点的战斗。头一个攻打的对象是位于瑞金西南百余里的会昌。总部调我暂回工兵连，配合三军团对会昌城进行坑道爆破。 临行前，何长工亲自对我说：“这次调你去会昌执行任务，既代表总部工兵连，也代表我们 红军学校。要很好地完成任务，并把前线的经验带回学校来。”不到一个月时 间，我们配合红三军团炸开了会昌城墙，全歼守敌八个保安队，拔除了这个顽 固盘踞在根据地南部的敌据点。任务完成后我又回到红校。 当时工兵排正进行 架桥训练。在紧张的学习中，工兵排还增设了一个特殊训练课目：游泳。训练 部长邓萍亲自给工兵排做了动员，他说： '当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 会水怎么行呢?不会游泳，架桥课目就不能算毕业。”在当时，虽然工兵排的 学员差不多全是南方人，但“旱鸭子”也还不少。为了学会游泳，大家互帮互 学，坚持苦练，终于全部通过了游泳关。 架桥课程学完后，学校为了考核我们的学习成绩，组织了一次架桥演习。 演习是在流经瑞金南面的绵江上进行的。韦国清排长担任演习的总指挥，由我 担任架桥的作业队长。 一天下午1时整，校长何长工向工兵排下达命令：3个 小时内架通浮桥，保障部队通过绵水。 接受命令后，我一面派二班长带领张明成等几个学员侦察河川情况， 一面 组织部队准备架桥材料。当时，虽然没有什么流速计、测量仪，甚至连皮尺、 标杆也很少，但同志们自己动脑筋、想办法，用绳子打结代替皮尺，小竹竿上 面刻上道道就算标杆。 测量流速的时候，先在河面上放一片树叶，然后看树叶流经一定距离所用的时间，再计算出流速的大小。测量结果，河宽九十余公 尺，流速每秒一公尺二三，最大水深两公尺左右。根据当时侦察掌握的资料和 现有器材情况，我们决定在绵水上架一座混合式应用浮桥。 于是我把侦察获得 的河川有关情况和我们定下的决心，向架桥总指挥韦国清作了报告。我正待征 询在场的特科连连长冯国志和渡河教员谭希林的意见时，只见一旁当导演的彭 绍辉、林野等首长用手向我示意，叫我自己单独处理。看来，领导还在考核我这个架桥作业队长的 组织指挥能力哩! 当时只有少数几 只船，满足不了架桥 的需要。为此，他们 便用煤油桶扎了一些 筏子。每四只煤油桶 为一组，上面搭上圆 木，用绳索捆牢，连 成一个整体。当时已 进入冬季，气温比较 低，特别是在水中作业、浸泡水中一会儿就冻得牙齿咯咯地抖动。 但大家仍然斗志高昂，干劲十 足。待我们铺好最后一块桥板、牵着牲口通过浮桥时，时针还未到下午4点， 提前20分钟完成了架桥任务。在场的总部和学校的领导同志，对工兵排提前完成架桥任务感到满意，并表扬了我们。 工兵排参加演习的同志都感到高兴和自 豪，个个眉开眼笑，心里乐滋滋的。演习结束后，我们简单地清理了一下现 场，便唱着歌，雄赳赳地走回了学校。谁知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突然出了一 件大事，不仅把我们架的桥冲毁了，还差点儿酿成伤亡。 原来，在演习结束以后，学校领导曾向冯国志连长打过招呼，要他组织人 员按规定撤收浮桥，防止河里涨水冲跑器材。当时天气晴朗，看不出下雨的样 子，加上工兵排的同志们经过一整天作业，都已经很累。因此冯连长决定先让 大家休息一夜，待第二天再撤收浮桥。 正当晚上大家睡得香甜的时候，突然有 人高喊：“涨水了!涨水了!”原来绵水发源于福建武夷山区，山上下了一场大 雨，使河水暴涨。学员们听说河里涨水，便翻身爬起来， 一齐向河边奔去。 我 来到架桥点一看，只见浮桥被急流冲得左摇右晃，随波起伏，嘎嘎作响。我和 几个学员走上浮桥，正准备把桥拆开拉回岸边时，忽然咔嚓一声响，浮桥剧烈 地晃动了几下，然后似脱缰的野马，随着激流向下游猛冲过去。我和在桥上的 几个同志也被这突然的震动打落水中。 原来，锚定浮桥的篾绳受不住激流的冲 击，崩断了。我在黑暗中触摸到一根圆木，原来这是他们用煤油桶扎的一个筏 子。我一面凫水， 一面用劲把筏子往岸边推。但由于水急浪高，筏子阻力大， 根本推不动。 当时已过半夜，又下着雨。天上漆黑一团，四周一片汪洋，加上 同激流搏斗，冷水浸泡，我已经累得筋疲力竭，只好紧紧抓住筏子，随波逐 流。不久，激流把我冲到一个回水湾里，人和筏子尽在原地打转，直转得我头 昏眼花。 直到次日凌晨天蒙蒙亮，我才发现还有三个学员也被冲到这个回水湾 里出不去。这时，河面上出现了几个打鱼的老表。我们几个人用尽平生力气， 齐声呼叫。老表看到是几个落水的红军，立即上来救援，并帮助我们把器材也 打捞了上来。 老表用担架把我们几个抬到学校后，校首长和很多同志们都来看 望。排里的同志还对我说： “总部和学校派人沿河找了你们一整夜。现在除一 个同志外，总算都回来了。”冯国志连长也安慰我们说：“同志们回来了比什么 都好。 一定要好好休息。”这天下午，另一个落水的同志也被武阳附近的老表 救起送回了学校。 这天晚上点名的时候，何长工校长对我和战士们积极抢救器材的行为进行 了表扬，但对冯国志连长和工兵排的干部没有按规定及时撤收浮桥，提出了严 厉的批评。他说：'一个指挥员，必须预见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坚决地严 格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有关规定。为了一时的安逸而不按规定撤收浮桥，这不 是真正爱护同志，而是指挥员的最大失职。”何长工的这次批评，给我留下了 极深的印象。 |
|
|
